鄧小平的「政改情結」和專制情結
最近,鄧小平女兒鄧林在香港表示,六四動用軍隊不應該由某一個領導人具體負責。經常對六四事件和鄧小平在六四中的作用發表高見的冼岩先生,對鄧林的講話,又發表了高見。他認為,六四流血的主要責任在鄧小平,但鄧的錯誤源於他的「政改情結」。冼岩說,鄧小平在89學運前期,期望借學生運動,推動政治改革,因而表現出觀望與遲疑;後來發現妥協難以實現,而處理時機已被耽誤,才轉而以鐵腕壓制,最終導致悲劇發生,而鄧也最終放下了政治改革情結。冼岩從中引出這樣的悖論:六四源於鄧小平的政改情結,六四又終結了鄧的政改情結。
冼岩悖論很難令人信服。他並沒有證據,證明鄧小平在89運動之初沒有立即鎮壓的主要原因是想要藉機改革。在冼岩回應鄧林的文章中,他只是從陳子明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推論無法解釋鄧小平的觀望與遲疑,反推出鄧的「政改情結」。而實際上,鄧小平沒有立刻動殺機,有許多原因,比如,消滅黨內不同意見需要時間,計算動武的成本與效益需要時間,調動軍隊也需要時間。還有,鄧一定考慮到,在胡耀邦追悼會以前動手會是最愚蠢的選擇。可是冼岩卻說,鄧小平想要藉機推動政改,「使中國擺脫原來的運行軌跡,直接與西方的快車道對接」。這話聽來不僅牽強,而且南轅北轍!
有大量的相反證據證明, 89運動初期,鄧小平並沒有心思推動政改。這可以從當時擔任中央秘書的吳稼祥披露的六四內幕、人民日報副總編陸超祺的《六四內部日記》、及趙紫陽的訪談錄,得到證實。4月22日胡耀邦葬禮剛剛結束,4月23日趙紫陽剛剛離京赴朝,4月24日鄧便指示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4月25日鄧將學生運動定調為「動亂」,4月26日使學生們欲退不能的社論出臺。5月8日鄧接見軍隊首腦,5月15日鄧通知40多位黨政軍老人,要實施軍管,等等。這些事實說明,鄧一直在忙著對付學潮,他怎麼會有心思推動政治改革?!鄧不僅沒有心思也沒有意願搞政治改革。無可否認,鄧小平在改革初期的確表現了相當程度的「政改情結」。從 1980起,他就開始大談特談政治改革,包括處理好黨政關係,黨政分開,實行黨內民主,解決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處理好法制和人治的關係,實行民主選舉、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等等。一直到1989年,鄧小平在不同場合,總共有76次談到政治改革。不過,趙紫陽看的很清楚,「鄧小平講了那麼多次政改,實際不想真的搞政改」。
鄧之所以不想真搞政改,根本原因還是他那個刻在骨子裡、融化在血液中的一黨專制情結。只要他的政改情結與專制情結相衝突,他就毫不猶豫讓位於他的專制情結。從拆毀西單民主牆,判決民主志士,到清理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從堅持四項原則,拒絕黨派競爭,到否認三權分立;從迫使胡耀邦下臺,到罷輟趙紫陽。鄧小平的每一個動作,都離政治改革更遠一點,離一黨專制更近一點。到了六四,鄧小平專制情結的積累,終於總爆發了。他本來還有的一點政改情結,在學生們對政治改革的訴求中,在趙紫陽的「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聲中,在坦克進京的隆隆聲中,在達姆子彈的呼嘯聲中,徹底讓位於他的根深蒂固的專制情結。
鄧小平沒有心思、也沒有意願搞政治改革,冼岩卻說他的六四錯誤源於他的政改情結,這不是很滑稽嗎?難道用這種無中生有的辦法,就能為鄧小平減輕六四罪責?(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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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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