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敵: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多舛人生(上)

 

圖為建國、建英、建明和他們的母親

【作家簡介】查建英,作家,北京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82年赴美,先後就讀於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曾為《萬象》、《讀書》、《紐約客》、《紐約時報》等撰稿。已出版非小說類英文著作《ChinaPop》,雜文集《說東道西》,小說集《叢林下的冰河》等。



北京市第二監獄位於這個城市的郊區,驅車過去,單調乏味的路上看不見任何標識。入口隱在離公路大約0.1英里的後方,我通常要不斷提醒出租車司機留意左邊的岔道,不然很容易錯過。拐進岔道,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扇暗灰色金屬大門,沈重,鑲白瓷磚的拱形邊框。門內站著挎長槍的警衛。四周的高牆盤滿了電網,最大限度的安全設施。在緊鄰大門的等候室,我把錢包和手機放進帶鎖的保險箱,然後出示證件,等候傳喚。多年探監下來,警官們都認識我了,但仍對我保持著職業性的疏遠。我探視的是我哥哥查建國,一位民主志士,他以「顛覆國家罪」被判處九年有期徒刑。

建國於1999年夏天被捕,消息傳來的那個時刻在我腦海中至今記憶猶新。當時我正站在加拿大蒙特利爾郊外一個朋友家的廚房,喝著現磨的咖啡,瀏覽那天當地報紙的頭條,那是一則關於中國剛剛測試發射導彈的新聞,據說射程可達阿拉斯加。消息最後一段報導了建國的審判。我感到一陣驚訝和憤怒。與此同時,作為他的妹妹,我深感自豪:建國的所謂顛覆行為,是在中國協助組建了一個反對黨,中國民主黨(C.D.P)。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有人敢於組建和註冊一個獨立政黨。這一切,建國和他的同道們是以完全公開、和平的方式去進行的。現在他們為此進了監獄。

七年前我剛去探訪的那段經歷相當艱難。每次我都必須申請特別許可。三十分鐘的會面,兩三個警衛一直在建國和我的兩側陪伴,包括一個專職監管「特別」囚犯的「特管處」官員。入獄前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兩年之前,建國身上的變化令我震驚。他剃了 「犯人頭」,穿著灰底白色斑馬紋的粗棉囚衣,由於嚴重的沙眼和感染,他的兩眼汪著水,手和臉都是浮腫的,指甲呈紫色,明顯嚴重營養不良。我們面對面坐在一道厚厚的有機玻璃隔板的兩邊,通過電話聽筒交談──電話竟然是鮮亮的蛋黃色,就像兒童用的玩具電話。那些日子,我們的交流似乎緊迫而又意味深長。最初幾次探視後,我會見了監獄長,他是一位年輕人,出人意外地彬彬有禮。(「你以為我們都是青面獠牙的惡魔吧?」他笑著對我說。)我跟他討論了很多有關建國健康狀況的話題。幾個星期內,我的兩個最主要的請求有了結果。建國乘坐一輛重兵押送的封閉廂車,離開監獄前往一家不錯的市立醫院,在那裡接受了身體檢查。隨後,他被從那個關押著11個殺人犯的嘈雜牢房,轉移到一間不那麼擁擠、比較安靜的囚室。


四年前,我遷回北京,為中文雜誌撰稿,並在一所學術機構工作。去北京市第二監獄探監,成為每個月的例行事務。我試著和坐在等候室「書桌」後的圖書檢查官談天。親屬可以給被探視者帶書,但必須經過檢查官一一把關,所有「不適宜」的讀物會被當場退回。任何可疑的政治讀物都有可能被拒絕,但一本《哈維爾文集》卻通過了:檢查官盯著封面上這個神色陰沉的洋人頭像看了半天,卻不知道此人是誰。

「會見室」是一間毫無特徵、整潔的大房間,幾排固定在地面上的天藍色椅子安置在有機玻璃隔板的兩邊。你可以看見外面精心修葺的花園,兩個心型的花床。更遠處,是一排灰色的水泥筒子樓,囚犯們在那裡生活和工作。(他們每個星期放兩次風,每次兩個小時的戶外活動。)你甚至看得見看守領著囚犯,一字排開,從那些樓遠遠地朝這間會見室走過來。

幾年下來,我漸漸變成了眾多探視親屬當中的普通一員。雖然電話仍被監聽,但警衛早就對監視我和哥哥失去了興趣。時間過得飛快。建國和我像兩個不常見面的老朋友一樣聊天。我一般先是詢問他的健康和大致狀況,再報告些親朋好友的近況。然後,我們可能會談起他最近閱讀的書,或者討論一下新聞熱點,比如伊拉克戰爭、2008北京奧運會的籌備。有時我們甚至會小心謹慎的交流對中國政治現狀的看法。最後,我會列一張購物單。監獄允許每個犯人每月擁有80塊錢(大約10美元)的零花錢,前來探視的家屬也可以在監獄小賣部購買 150元的額外食品。這是出於安全考慮,同時也是監獄的一項收入。建國常要我買一盒蔬菜餅乾。他在獄中學英語,一位以「臺灣間諜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囚犯常給他些指點。這臺灣人的妻子離開了他,從沒人來探視。此人特別愛吃這種餅乾。

最初幾年,我常會問建國他到底有沒有挨過打或受過傷。「我和這裡所有警官都處得很好,」他告訴我,「他們只是奉命行事。他們都知道我為什麼進來的,從沒有碰過我。我號子裡的犯人全都互相打過架,除了和我。他們對我都挺尊重。」他還告訴我:點名時若喊他「犯人」,他從來拒絕答應,看守們也就算了。他反對這種稱呼,是因為他根本不認為自己犯了什麼罪。他也拒絕干所有囚犯都得參加的體力勞動,比如包裝一次性筷子或者類似雜事。但看守們也就隨他去了。

一位家族朋友告訴我,建國可以通過醫療假釋離開中國。我徵詢了建國很多次。他不願意。「我不會離開中國,除非我的進出自由得到保證,」他堅持。我不再問了。建國再三提起那些持不同政見者流亡海外的困境,在天安門事件後,他們失去了政治影響力。「一旦離開中國這塊土壤,他們能起的作用就很有限,」建國說。但是,在窄小的牢房一坐就是九年,政治影響力又有多大──尤其是大多數國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這話我終究沒忍心說出來。中國大陸的媒體沒有報導1999年C.D.P事件。很少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在海外,也只是當時有一些媒體的報導和人權組織的抗議,但法輪功事件一出來,這樁公案很快就被淹沒了。蹲了將近八年大牢之後,建國依舊堅定無悔,但早已被世人遺忘。

2

我父親的第一次婚姻留下兩個兒子,建國是長子。他七歲那年,父親離婚,娶了我的母親。儘管建國隨我父親,但是我和他之間相差八歲,童年記憶中關於他的印象非常模糊。按當時流行的習俗,建國上了一所寄宿學校,只在週末回家。瘦高而沉默的他,一直徘徊在我們家庭生活的邊緣。

當時離婚在中國並不常見,無疑給建國童年留下了陰影。我母親還記得,有時候建國回家睡覺,她聽見他躲在被子裡抽泣。多年後,建國在獄中書信中形容那些週末像是「去別人家裡做客」,感覺自己像寄人籬下的「林黛玉」。林黛玉是古典小說《紅樓夢》裡的悲劇女主角,從小父母雙亡,寄居在舅舅家裡,和自己的表姐妹們競爭愛情和關懷。但他母親──我叫她鐘阿姨──說建國從小就胸懷大志。鐘阿姨第一次給他講岳飛的故事,建國仰頭看著她,含著眼淚說,「可我太小了,當不了岳飛!」她很震驚。「我沒希望他當岳飛啊!」她告訴我。也許鐘阿姨希望建國成為一個學者。畢竟,這個男孩並非成長在軍人家庭,他身邊都是學者和藝術家。父親是一個哲學家,鐘阿姨從事歌劇研究,也是一名編劇。她出身於書香門第,父親是大學副校長,母親是畫家,曾拜師齊白石。但建國在一封獄中來信裡卻形容小學生活「平淡無奇」。給他留下生動記憶的只有一件事:一個週日下午,他在走回學校的途中遭遇暴雨。他用熱烈的語言回憶了一路上怎樣和狂風暴雨搏鬥,在天地茫茫空無一人的街道上,他全身濕透,卻感受著滾滾雷聲和金色閃電之壯美,以及最終到達學校大門時心頭的狂喜:他戰勝了漫天暴雨狂風,而且是獨自一人!

建國不僅閱讀量極大,並且是一名出色的圍棋手。13歲的時候,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當時北京一所精英寄宿學校:人大附中。但他天性桀驁不馴。學校生活太多限制,他卻不喜屈從瑣屑的權力。在這個階段,他開始崇拜毛澤東。他認真閱讀了毛的傳記,試圖模仿偉大領袖:冬天沖冷水澡,讀哲學,思考,和朋友們辯論政治和社會的大問題。他平生第一次政治行動是給學校領導寫信,攻擊死板的課程設置和小資情調的內容。建國至今為此自豪:在文革爆發之前,他就已經挑戰體制,而且是單槍獨馬。

我的溫馨童年也隨著文革的暴風雨結束了。父母被打成「臭知識份子」和「反革命」,家裡被抄得底朝天。我按照新政策就近入學,小學裡大都是工人子弟,下學回家的路上常有同學衝我扔石頭,甚至從樓頂上朝我家陽台上丟糞便。建國卻在社會動盪中茁壯成長,成為學校裡一派「紅衛兵」的頭兒。他很少回家,回來時則全副紅衛兵時髦打扮:褪色綠軍裝和軍帽,衣服口袋上別著毛像章,臂上戴著紅袖章。他高大魁梧,面相英武,在我眼中宛如神話中的人物。見了他我有時羞澀得說不出話來。

兩年以後,1968年,建國和一群紅衛兵去了內蒙古。他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改造中國農村。我父母為他餞行:記得那天家裡擠滿了紅衛兵,高談闊論,大笑,吃東西,我母親煮了一鍋又一鍋的麵條,父親坐在書房裡沉默地看著這些年輕人,好像坐在別人的房子裡。17歲的建國顯然是核心人物,舉手投足就像一位戰爭前夜的年輕指揮官。他告訴朋友們:父親的藏書裡,看中什麼就拿走什麼。很多書就此被「借走」,包括我母親青年時代最喜歡的書《包法利夫人》,此後再無影蹤。

鐘阿姨去火車站送他。火車啟動,她朝兒子揮手。「但他表現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見!’」她告訴我。「他中文革的毒太深了。」那時候,成千上萬的城市青年去了農村,但並非人人都有真信仰:有一些迫於壓力,要表現自己的「革命熱情」,另一些則因為城裡無業可就。農村的貧窮和落後令人震驚,大部分知青都幻滅了。1970年代中期,文革熱度減退,知青紛紛回城,當工人,或者到大學讀書,不過當時讀大學不是通過考試,而是看政治出身和政治表現。

建國不在其中。他在內蒙古農區干了七年,當了村長,很受農民歡迎。他干農活是一把好手,喝起白酒來抵得上當地人。他和一個北京同學結了婚,她為他留了下來,兩人一起在農村過著自己的日子。村民們雖然對建國嘗試的各種「革命實踐」毫無興趣,他誠實溫暖、慷慨大度的個性卻贏得了他們的友情和愛戴。

1976年,毛澤東去世,「文化大革命」結束了。建國的女兒出生。建國為她取名「繼紅」。接下來的幾年對中國來說是轉折關頭:鄧小平開始掌舵中國,使它轉向改革開放。廢棄十多年的高考恢復了,我是通過考試進入大學的人之一:當時我下鄉不滿一年,這個轉變來得恰是時候。但建國似乎仍舊執著於以前的時代。他把一張巨大的毛主席像鑲上黑紗,懸掛在家裡牆上,他常常在像前獨坐很久,陷入沉思。他妻子後來告訴我,大約有兩年時間,建國都在悼念毛澤東。建國最終接受了當地縣政府的一個職務,為縣委書記巴圖工作。起初巴圖很賞識這個北京小夥子的才幹,可建國後來卻批評起巴圖來,認為他的一項政策損害了農民利益。在縣裡一次千人幹部大會上,建國當面指責,讓巴圖下不了臺。他很快被免職,在審查中被定為「四人幫走狗」。他被隔離關禁閉,只能看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書。兩年後,巴圖升遷它地,建國才被放出來。他在地方上先後當過各種小幹部,但從此再沒受到提拔重用。

1985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念比較文學,暑假回國時去內蒙看他,坐了18個小時的硬座火車才到了一個塵土飛揚的小車站。在車站等我的那個人,看起來和其它趕著牛車賣瓜賣土豆的當地農民沒什麼兩樣。他穿著很土,一口當地口音,甚至養成了沒事就蹲著的習慣。他的動作和眼神遲緩,一舉一動都流露出久居一潭死水的窮鄉僻壤的印記。建國的妻子最終說服他回到北京的時候,已經是1989年初了。她是個實際的女人,不能接受一輩子在農村過窮日子的命運。是她在貧困的歲月裡把建國最後一件紅衛兵紀念品──一面褪了色、印有他們那個造反派標記的旗幟縫成了被面。現在她決心不讓女兒變成農民,可對於建國來說,返回北京等於給他20年的精神歷程劃上了屈辱的句號。改造農村的革命理想成了虛妄的幻想。他沒有改變農村,自己卻被改變了。

建國回到北京沒有幾個月,天安門的學生遊行就開始了。每天去廣場聽演講和唱歌,看新一代學生造反派在行動,建國既震動又感動。二十年前,「紅衛兵」的神是毛,而現在的理想青年們穿著牛仔褲和T恤,樹立了一個新雕像:民主女神。

我那時住在北京,每天都去廣場。我們碰到的時候,建國很少說話,不過看得出他內心思緒萬千。一天下午,我去見一位廣場上的活躍人物,約了他一起去。朋友對我笑臉相迎,請我進他們的帳篷,一群學生領袖正在裡面開會。建國跟在我身後剛要進去,朋友卻皺著眉頭攔住了他:「不行,你不能進來!」我解釋說,這人是我哥哥。朋友聽了大吃一驚。北京生北京長的建國,如今看起來卻像一個十足的鄉巴佬。而1989年,領導民主運動的是城市精英。我朋友的勢利態度明確告訴建國:靠邊站吧,這可不是你的革命。

沒過多久,那場革命不再屬於任何人。天安門抗議者們在6月4日的遭遇,表明瞭公開挑戰體制的人會是什麼下場。屠殺之後,所有政府官員都被要求去看望幾位住院士兵──「平息反革命暴亂的英雄」,以證明自己對黨的忠誠。當時的文化部部長,小說家王蒙,稱病住院躲過這一要求。他迅速下臺了。

在那個春天,《人民日報》記者們曾在長安街上舉起過一幅著名標語:‘我們不想再撒謊!’那個時刻彌足珍貴,它表達了群體的勇氣。兩個月後,他們被迫再次撒謊。一位《人民日報》記者向我描述六四後的清查運動是如何進行的:每個部門都要開會,每個人都必須參加,每個工作人員都必須說明自己在整個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麼,然後對官方的結論表態。他回憶起十七年前那個場景:「每個人都照做了--沒有人敢說不。那種恥辱你能想像嗎?我們所有人馬上被徹底擊垮了。」

在記者和知識份子中間,短暫的興奮變成了壓抑和恐懼。很多人退出公共舞臺,轉向私人生活。(有一些,比如我,去了美國或者歐洲。)很多學者轉向冷僻的研究,於是在1990年代初出現了國學熱。我的一位朋友,某雜誌主編,曾經主持一個很有影響力的論壇,此後一段他把注意力轉向古典音樂和飲食研究。建國對共產黨和毛殘存的信仰在6月4日徹底崩潰。在政治上和個人生活上他進入了一個漂泊時期。

3

開黑車的司機是一個敦實的男人,長著一張飽經風霜、粗獷的臉,穿一件油乎乎的便宜外套。三年前那個下午,我走出監獄小賣部時,他正斜靠在一輛捷達車上抽煙。我是那天最後一個離開的探視者。他看到我,就猛吸了最後一口煙,甩掉煙頭。「幸好你還在這兒,」我進車之後對他說:「否則我就得走很遠去坐公交車了。」

「我等著你呢。」他邊發動車邊簡短地回答。

我告訴他我在城裡的地址。他說:「三十塊錢。」我說行,我們就上了路。在那條長長的瀝青路盡頭,車向右拐彎,開過大堆的建築材料上了一條公路。從後視鏡裡看得到不遠處一排高大的筒倉聳立在天空下。儘管離城不過40分鐘的車路,這裡到處都是舊工廠、瓦礫堆、工業垃圾、面臨拆遷和「發展」的半荒蕪的農莊。我十七歲去插隊勞動的村子離此不過幾里路。和每次探視之後一樣,我的情緒疲憊而孤僻。我合上雙眼打起瞌睡來,直到一陣尖利的喇叭聲把我驚醒。睜眼一看,四周都是汽車,我們已經下了高速公路陷進市區的車流中。車幾乎是在蹭著走。大約是下午4點,堵車高峰期開始了。

「你探的是你哥哥吧?」司機忽然問。

我從後視鏡裡看著司機:「你怎麼知道的?」

「噢,我跟二監的人很熟,我父親以前在那兒工作。你哥是民主黨的,對不對?」

「你知道他們?」

「知道,他們想搞多黨制嘛。他判了幾年?」

「9年,他已經坐了一半了。」

「有沒有減刑?」

「沒有,因為他不肯認罪。」

司機朝窗外啐了一口:「他們根本就沒罪!但是坐牢管什麼用?他有沒有跟吾爾開西他們聯絡聯絡?」

我吃了一驚:吾爾開希是八九學運中一個很有煽動力的學生領袖,在美國流亡數年之後,現在住在臺灣:「當然沒有!他們怎麼可能有聯繫?」

「那你肯定認識一些外國人吧?你應該叫你哥哥出國,和那些在美國和臺灣的人聚聚。最重要的是得弄點槍!你怎麼才能打得過共產黨?只有武裝鬥爭啊!」

「您這觀點倒挺有意思,」我試圖掩飾自己的驚訝。「不過那樣一來中國肯定又要流血打內戰、天下大亂。

「那才好呢!」司機說。

我很震驚:「可真要打起仗來,最大的受害者還不是老百姓嗎?」

「老百姓現在已經是最大的受害者了!」司機回答說,一臉憤怒。「你就看看北京吧!當官的和富人過的是什麼日子,我們過的又是什麼樣的倒霉日子。」

在接下來的十幾分鐘裡,我們堵在長安街上,司機跟我說了他自己的經歷。他在一個工廠裡干了20多年,開始當車工,後來當卡車司機。幾年前,工廠破產倒閉,所有工人被解散,只得到了微薄的遣散金。

「他們總得給你一部分醫療保險吧,」我說。我想起我的三個高中女同學,這麼多年來我們一直保持著聯繫。她們以前都是工人,都在40多歲的時候因為廠子倒閉被遣散,但後來他們全都找到了新工作,錢比以前掙得還多,其中兩個甚至還買了房子。

「那保險屁都不值!」司機回答。「真生了病根本報銷不了。我現在就怕得病,一病就完蛋了。給他們干了20多年,現在他們就這樣把我們給打發了!」他又朝窗外啐了一口:「你看城裡這些高樓,滿街的餐館,都是為有錢人準備的。像我們這樣的人什麼都買不起!」

在長安街的兩旁,新的高樓大廈和巨型的廣告牌屹立在晦暗的天空之下。要論建築和設計,這個新北京的大部分外貌就像實現了某些地方官的現代夢。北京城裡顯然有很多錢,很多人生活得比以前好很多。但是貧富鴻溝也拉大了。我想,建國這種人也許正是這位牢騷滿腹的司機這種人所期待的領袖吧。至少他們可以聚集在社會公正的旗幟下,發泄自己對中國現狀的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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