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敵：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多舛人生（上）
【作家簡介】查建英，作家，北京人，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82年赴美，先後就讀於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曾為《萬象》、《讀書》、《紐約客》、《紐約時報》等撰稿。已出版非小說類英文著作《ChinaPop》，雜文集《說東道西》，小說集《叢林下的冰河》等。
１
北京市第二監獄位於這個城市的郊區，驅車過去，單調乏味的路上看不見任何標識。入口隱在離公路大約0.1英里的後方，我通常要不斷提醒出租車司機留意左邊的岔道，不然很容易錯過。拐進岔道，第一眼看到的，是一扇暗灰色金屬大門，沈重，鑲白瓷磚的拱形邊框。門內站著挎長槍的警衛。四周的高牆盤滿了電網，最大限度的安全設施。在緊鄰大門的等候室，我把錢包和手機放進帶鎖的保險箱，然後出示證件，等候傳喚。多年探監下來，警官們都認識我了，但仍對我保持著職業性的疏遠。我探視的是我哥哥查建國，一位民主志士，他以「顛覆國家罪」被判處九年有期徒刑。
建國於1999年夏天被捕，消息傳來的那個時刻在我腦海中至今記憶猶新。當時我正站在加拿大蒙特利爾郊外一個朋友家的廚房，喝著現磨的咖啡，瀏覽那天當地報紙的頭條，那是一則關於中國剛剛測試發射導彈的新聞，據說射程可達阿拉斯加。消息最後一段報導了建國的審判。我感到一陣驚訝和憤怒。與此同時，作為他的妹妹，我深感自豪：建國的所謂顛覆行為，是在中國協助組建了一個反對黨，中國民主黨（C.D.P）。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有人敢於組建和註冊一個獨立政黨。這一切，建國和他的同道們是以完全公開、和平的方式去進行的。現在他們為此進了監獄。
七年前我剛去探訪的那段經歷相當艱難。每次我都必須申請特別許可。三十分鐘的會面，兩三個警衛一直在建國和我的兩側陪伴，包括一個專職監管「特別」囚犯的「特管處」官員。入獄前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兩年之前，建國身上的變化令我震驚。他剃了 「犯人頭」，穿著灰底白色斑馬紋的粗棉囚衣，由於嚴重的沙眼和感染，他的兩眼汪著水，手和臉都是浮腫的，指甲呈紫色，明顯嚴重營養不良。我們面對面坐在一道厚厚的有機玻璃隔板的兩邊，通過電話聽筒交談──電話竟然是鮮亮的蛋黃色，就像兒童用的玩具電話。那些日子，我們的交流似乎緊迫而又意味深長。最初幾次探視後，我會見了監獄長，他是一位年輕人，出人意外地彬彬有禮。（「你以為我們都是青面獠牙的惡魔吧？」他笑著對我說。）我跟他討論了很多有關建國健康狀況的話題。幾個星期內，我的兩個最主要的請求有了結果。建國乘坐一輛重兵押送的封閉廂車，離開監獄前往一家不錯的市立醫院，在那裡接受了身體檢查。隨後，他被從那個關押著11個殺人犯的嘈雜牢房，轉移到一間不那麼擁擠、比較安靜的囚室。
四年前，我遷回北京，為中文雜誌撰稿，並在一所學術機構工作。去北京市第二監獄探監，成為每個月的例行事務。我試著和坐在等候室「書桌」後的圖書檢查官談天。親屬可以給被探視者帶書，但必須經過檢查官一一把關，所有「不適宜」的讀物會被當場退回。任何可疑的政治讀物都有可能被拒絕，但一本《哈維爾文集》卻通過了：檢查官盯著封面上這個神色陰沉的洋人頭像看了半天，卻不知道此人是誰。
「會見室」是一間毫無特徵、整潔的大房間，幾排固定在地面上的天藍色椅子安置在有機玻璃隔板的兩邊。你可以看見外面精心修葺的花園，兩個心型的花床。更遠處，是一排灰色的水泥筒子樓，囚犯們在那裡生活和工作。（他們每個星期放兩次風，每次兩個小時的戶外活動。）你甚至看得見看守領著囚犯，一字排開，從那些樓遠遠地朝這間會見室走過來。
幾年下來，我漸漸變成了眾多探視親屬當中的普通一員。雖然電話仍被監聽，但警衛早就對監視我和哥哥失去了興趣。時間過得飛快。建國和我像兩個不常見面的老朋友一樣聊天。我一般先是詢問他的健康和大致狀況，再報告些親朋好友的近況。然後，我們可能會談起他最近閱讀的書，或者討論一下新聞熱點，比如伊拉克戰爭、2008北京奧運會的籌備。有時我們甚至會小心謹慎的交流對中國政治現狀的看法。最後，我會列一張購物單。監獄允許每個犯人每月擁有80塊錢（大約10美元）的零花錢，前來探視的家屬也可以在監獄小賣部購買 150元的額外食品。這是出於安全考慮，同時也是監獄的一項收入。建國常要我買一盒蔬菜餅乾。他在獄中學英語，一位以「臺灣間諜罪」被判十年徒刑的囚犯常給他些指點。這臺灣人的妻子離開了他，從沒人來探視。此人特別愛吃這種餅乾。
最初幾年，我常會問建國他到底有沒有挨過打或受過傷。「我和這裡所有警官都處得很好，」他告訴我，「他們只是奉命行事。他們都知道我為什麼進來的，從沒有碰過我。我號子裡的犯人全都互相打過架，除了和我。他們對我都挺尊重。」他還告訴我：點名時若喊他「犯人」，他從來拒絕答應，看守們也就算了。他反對這種稱呼，是因為他根本不認為自己犯了什麼罪。他也拒絕干所有囚犯都得參加的體力勞動，比如包裝一次性筷子或者類似雜事。但看守們也就隨他去了。
一位家族朋友告訴我，建國可以通過醫療假釋離開中國。我徵詢了建國很多次。他不願意。「我不會離開中國，除非我的進出自由得到保證，」他堅持。我不再問了。建國再三提起那些持不同政見者流亡海外的困境，在天安門事件後，他們失去了政治影響力。「一旦離開中國這塊土壤，他們能起的作用就很有限，」建國說。但是，在窄小的牢房一坐就是九年，政治影響力又有多大──尤其是大多數國人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這話我終究沒忍心說出來。中國大陸的媒體沒有報導1999年C.D.P事件。很少有人知道發生了什麼。在海外，也只是當時有一些媒體的報導和人權組織的抗議，但法輪功事件一出來，這樁公案很快就被淹沒了。蹲了將近八年大牢之後，建國依舊堅定無悔，但早已被世人遺忘。
2
我父親的第一次婚姻留下兩個兒子，建國是長子。他七歲那年，父親離婚，娶了我的母親。儘管建國隨我父親，但是我和他之間相差八歲，童年記憶中關於他的印象非常模糊。按當時流行的習俗，建國上了一所寄宿學校，只在週末回家。瘦高而沉默的他，一直徘徊在我們家庭生活的邊緣。
當時離婚在中國並不常見，無疑給建國童年留下了陰影。我母親還記得，有時候建國回家睡覺，她聽見他躲在被子裡抽泣。多年後，建國在獄中書信中形容那些週末像是「去別人家裡做客」，感覺自己像寄人籬下的「林黛玉」。林黛玉是古典小說《紅樓夢》裡的悲劇女主角，從小父母雙亡，寄居在舅舅家裡，和自己的表姐妹們競爭愛情和關懷。但他母親──我叫她鐘阿姨──說建國從小就胸懷大志。鐘阿姨第一次給他講岳飛的故事，建國仰頭看著她，含著眼淚說，「可我太小了，當不了岳飛！」她很震驚。「我沒希望他當岳飛啊！」她告訴我。也許鐘阿姨希望建國成為一個學者。畢竟，這個男孩並非成長在軍人家庭，他身邊都是學者和藝術家。父親是一個哲學家，鐘阿姨從事歌劇研究，也是一名編劇。她出身於書香門第，父親是大學副校長，母親是畫家，曾拜師齊白石。但建國在一封獄中來信裡卻形容小學生活「平淡無奇」。給他留下生動記憶的只有一件事：一個週日下午，他在走回學校的途中遭遇暴雨。他用熱烈的語言回憶了一路上怎樣和狂風暴雨搏鬥，在天地茫茫空無一人的街道上，他全身濕透，卻感受著滾滾雷聲和金色閃電之壯美，以及最終到達學校大門時心頭的狂喜：他戰勝了漫天暴雨狂風，而且是獨自一人！
建國不僅閱讀量極大，並且是一名出色的圍棋手。13歲的時候，他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當時北京一所精英寄宿學校：人大附中。但他天性桀驁不馴。學校生活太多限制，他卻不喜屈從瑣屑的權力。在這個階段，他開始崇拜毛澤東。他認真閱讀了毛的傳記，試圖模仿偉大領袖：冬天沖冷水澡，讀哲學，思考，和朋友們辯論政治和社會的大問題。他平生第一次政治行動是給學校領導寫信，攻擊死板的課程設置和小資情調的內容。建國至今為此自豪：在文革爆發之前，他就已經挑戰體制，而且是單槍獨馬。
我的溫馨童年也隨著文革的暴風雨結束了。父母被打成「臭知識份子」和「反革命」，家裡被抄得底朝天。我按照新政策就近入學，小學裡大都是工人子弟，下學回家的路上常有同學衝我扔石頭，甚至從樓頂上朝我家陽台上丟糞便。建國卻在社會動盪中茁壯成長，成為學校裡一派「紅衛兵」的頭兒。他很少回家，回來時則全副紅衛兵時髦打扮：褪色綠軍裝和軍帽，衣服口袋上別著毛像章，臂上戴著紅袖章。他高大魁梧，面相英武，在我眼中宛如神話中的人物。見了他我有時羞澀得說不出話來。
兩年以後，1968年，建國和一群紅衛兵去了內蒙古。他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改造中國農村。我父母為他餞行：記得那天家裡擠滿了紅衛兵，高談闊論，大笑，吃東西，我母親煮了一鍋又一鍋的麵條，父親坐在書房裡沉默地看著這些年輕人，好像坐在別人的房子裡。17歲的建國顯然是核心人物，舉手投足就像一位戰爭前夜的年輕指揮官。他告訴朋友們：父親的藏書裡，看中什麼就拿走什麼。很多書就此被「借走」，包括我母親青年時代最喜歡的書《包法利夫人》，此後再無影蹤。
鐘阿姨去火車站送他。火車啟動，她朝兒子揮手。「但他表現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見！’」她告訴我。「他中文革的毒太深了。」那時候，成千上萬的城市青年去了農村，但並非人人都有真信仰：有一些迫於壓力，要表現自己的「革命熱情」，另一些則因為城裡無業可就。農村的貧窮和落後令人震驚，大部分知青都幻滅了。1970年代中期，文革熱度減退，知青紛紛回城，當工人，或者到大學讀書，不過當時讀大學不是通過考試，而是看政治出身和政治表現。
建國不在其中。他在內蒙古農區干了七年，當了村長，很受農民歡迎。他干農活是一把好手，喝起白酒來抵得上當地人。他和一個北京同學結了婚，她為他留了下來，兩人一起在農村過著自己的日子。村民們雖然對建國嘗試的各種「革命實踐」毫無興趣，他誠實溫暖、慷慨大度的個性卻贏得了他們的友情和愛戴。
1976年，毛澤東去世，「文化大革命」結束了。建國的女兒出生。建國為她取名「繼紅」。接下來的幾年對中國來說是轉折關頭：鄧小平開始掌舵中國，使它轉向改革開放。廢棄十多年的高考恢復了，我是通過考試進入大學的人之一：當時我下鄉不滿一年，這個轉變來得恰是時候。但建國似乎仍舊執著於以前的時代。他把一張巨大的毛主席像鑲上黑紗，懸掛在家裡牆上，他常常在像前獨坐很久，陷入沉思。他妻子後來告訴我，大約有兩年時間，建國都在悼念毛澤東。建國最終接受了當地縣政府的一個職務，為縣委書記巴圖工作。起初巴圖很賞識這個北京小夥子的才幹，可建國後來卻批評起巴圖來，認為他的一項政策損害了農民利益。在縣裡一次千人幹部大會上，建國當面指責，讓巴圖下不了臺。他很快被免職，在審查中被定為「四人幫走狗」。他被隔離關禁閉，只能看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書。兩年後，巴圖升遷它地，建國才被放出來。他在地方上先後當過各種小幹部，但從此再沒受到提拔重用。
1985年，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念比較文學，暑假回國時去內蒙看他，坐了18個小時的硬座火車才到了一個塵土飛揚的小車站。在車站等我的那個人，看起來和其它趕著牛車賣瓜賣土豆的當地農民沒什麼兩樣。他穿著很土，一口當地口音，甚至養成了沒事就蹲著的習慣。他的動作和眼神遲緩，一舉一動都流露出久居一潭死水的窮鄉僻壤的印記。建國的妻子最終說服他回到北京的時候，已經是1989年初了。她是個實際的女人，不能接受一輩子在農村過窮日子的命運。是她在貧困的歲月裡把建國最後一件紅衛兵紀念品──一面褪了色、印有他們那個造反派標記的旗幟縫成了被面。現在她決心不讓女兒變成農民，可對於建國來說，返回北京等於給他20年的精神歷程劃上了屈辱的句號。改造農村的革命理想成了虛妄的幻想。他沒有改變農村，自己卻被改變了。
建國回到北京沒有幾個月，天安門的學生遊行就開始了。每天去廣場聽演講和唱歌，看新一代學生造反派在行動，建國既震動又感動。二十年前，「紅衛兵」的神是毛，而現在的理想青年們穿著牛仔褲和T恤，樹立了一個新雕像：民主女神。
我那時住在北京，每天都去廣場。我們碰到的時候，建國很少說話，不過看得出他內心思緒萬千。一天下午，我去見一位廣場上的活躍人物，約了他一起去。朋友對我笑臉相迎，請我進他們的帳篷，一群學生領袖正在裡面開會。建國跟在我身後剛要進去，朋友卻皺著眉頭攔住了他：「不行，你不能進來!」我解釋說，這人是我哥哥。朋友聽了大吃一驚。北京生北京長的建國，如今看起來卻像一個十足的鄉巴佬。而1989年，領導民主運動的是城市精英。我朋友的勢利態度明確告訴建國：靠邊站吧，這可不是你的革命。
沒過多久，那場革命不再屬於任何人。天安門抗議者們在6月4日的遭遇，表明瞭公開挑戰體制的人會是什麼下場。屠殺之後，所有政府官員都被要求去看望幾位住院士兵──「平息反革命暴亂的英雄」，以證明自己對黨的忠誠。當時的文化部部長，小說家王蒙，稱病住院躲過這一要求。他迅速下臺了。
在那個春天，《人民日報》記者們曾在長安街上舉起過一幅著名標語：‘我們不想再撒謊！’那個時刻彌足珍貴，它表達了群體的勇氣。兩個月後，他們被迫再次撒謊。一位《人民日報》記者向我描述六四後的清查運動是如何進行的：每個部門都要開會，每個人都必須參加，每個工作人員都必須說明自己在整個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麼，然後對官方的結論表態。他回憶起十七年前那個場景：「每個人都照做了－－沒有人敢說不。那種恥辱你能想像嗎？我們所有人馬上被徹底擊垮了。」
在記者和知識份子中間，短暫的興奮變成了壓抑和恐懼。很多人退出公共舞臺，轉向私人生活。（有一些，比如我，去了美國或者歐洲。）很多學者轉向冷僻的研究，於是在1990年代初出現了國學熱。我的一位朋友，某雜誌主編，曾經主持一個很有影響力的論壇，此後一段他把注意力轉向古典音樂和飲食研究。建國對共產黨和毛殘存的信仰在6月4日徹底崩潰。在政治上和個人生活上他進入了一個漂泊時期。
3
開黑車的司機是一個敦實的男人，長著一張飽經風霜、粗獷的臉，穿一件油乎乎的便宜外套。三年前那個下午，我走出監獄小賣部時，他正斜靠在一輛捷達車上抽煙。我是那天最後一個離開的探視者。他看到我，就猛吸了最後一口煙，甩掉煙頭。「幸好你還在這兒，」我進車之後對他說：「否則我就得走很遠去坐公交車了。」
「我等著你呢。」他邊發動車邊簡短地回答。
我告訴他我在城裡的地址。他說：「三十塊錢。」我說行，我們就上了路。在那條長長的瀝青路盡頭，車向右拐彎，開過大堆的建築材料上了一條公路。從後視鏡裡看得到不遠處一排高大的筒倉聳立在天空下。儘管離城不過40分鐘的車路，這裡到處都是舊工廠、瓦礫堆、工業垃圾、面臨拆遷和「發展」的半荒蕪的農莊。我十七歲去插隊勞動的村子離此不過幾里路。和每次探視之後一樣，我的情緒疲憊而孤僻。我合上雙眼打起瞌睡來，直到一陣尖利的喇叭聲把我驚醒。睜眼一看，四周都是汽車，我們已經下了高速公路陷進市區的車流中。車幾乎是在蹭著走。大約是下午4點，堵車高峰期開始了。
「你探的是你哥哥吧？」司機忽然問。
我從後視鏡裡看著司機：「你怎麼知道的？」
「噢，我跟二監的人很熟，我父親以前在那兒工作。你哥是民主黨的，對不對？」
「你知道他們？」
「知道，他們想搞多黨制嘛。他判了幾年？」
「9年，他已經坐了一半了。」
「有沒有減刑？」
「沒有，因為他不肯認罪。」
司機朝窗外啐了一口：「他們根本就沒罪！但是坐牢管什麼用？他有沒有跟吾爾開西他們聯絡聯絡？」
我吃了一驚：吾爾開希是八九學運中一個很有煽動力的學生領袖，在美國流亡數年之後，現在住在臺灣：「當然沒有！他們怎麼可能有聯繫？」
「那你肯定認識一些外國人吧？你應該叫你哥哥出國，和那些在美國和臺灣的人聚聚。最重要的是得弄點槍！你怎麼才能打得過共產黨？只有武裝鬥爭啊！」
「您這觀點倒挺有意思，」我試圖掩飾自己的驚訝。「不過那樣一來中國肯定又要流血打內戰、天下大亂。
「那才好呢！」司機說。
我很震驚：「可真要打起仗來，最大的受害者還不是老百姓嗎？」
「老百姓現在已經是最大的受害者了！」司機回答說，一臉憤怒。「你就看看北京吧！當官的和富人過的是什麼日子，我們過的又是什麼樣的倒霉日子。」
在接下來的十幾分鐘裡，我們堵在長安街上，司機跟我說了他自己的經歷。他在一個工廠裡干了20多年，開始當車工，後來當卡車司機。幾年前，工廠破產倒閉，所有工人被解散，只得到了微薄的遣散金。
「他們總得給你一部分醫療保險吧，」我說。我想起我的三個高中女同學，這麼多年來我們一直保持著聯繫。她們以前都是工人，都在40多歲的時候因為廠子倒閉被遣散，但後來他們全都找到了新工作，錢比以前掙得還多，其中兩個甚至還買了房子。
「那保險屁都不值！」司機回答。「真生了病根本報銷不了。我現在就怕得病，一病就完蛋了。給他們干了20多年，現在他們就這樣把我們給打發了！」他又朝窗外啐了一口：「你看城裡這些高樓，滿街的餐館，都是為有錢人準備的。像我們這樣的人什麼都買不起！」
在長安街的兩旁，新的高樓大廈和巨型的廣告牌屹立在晦暗的天空之下。要論建築和設計，這個新北京的大部分外貌就像實現了某些地方官的現代夢。北京城裡顯然有很多錢，很多人生活得比以前好很多。但是貧富鴻溝也拉大了。我想，建國這種人也許正是這位牢騷滿腹的司機這種人所期待的領袖吧。至少他們可以聚集在社會公正的旗幟下，發泄自己對中國現狀的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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