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已不國：世風日下 西藏黨政軍妓一條街

世風日下的西藏  從免費到有償

我小時候有過一段在藏北牧區親戚家居住的經歷，每天喜歡尾隨堂兄到附近的草場上放牧。下午趕著氂牛回家時，翻過一座小山包便能看到堂兄家的房屋和炊煙，但步行在平坦開闊的草原上須得一兩個小時才能到家。一天，我們看到那個小山包上有幾個看似人影的小黑點，堂兄的母親（藏人沒有「伯母」的稱呼）立刻開始熬茶、煮肉，我問她來的是什麼人，她卻說「不知道」，後來才知道牧民素來有向陌生路人提供免費飲食招待的優良傳統。

多年後我再次踏上這片土地，曾問一個當地朋友是否還會遇到這樣的款待，他說：「會有很多陌生的牧人主動接待你，但不會再有免費茶和免費肉了」。的確如此，現在的牧民為了「脫貧致富」，已將這種傳統演變成了小型物資交流會。當我走近一家牧民的帳篷，牧民們拿給我的都是些野生菌類、酸奶或蟲草等東西，而這些並不是免費的。當然了，牧民是沒有義務為我提供任何無償接待和服務的，但我還是感到，在商品社會的驅使下，牧民們在勤勞致富的同時也丟掉了一些傳統美德。

「假僧人」與「花和尚」現象

中共政府對西藏寺院及宗教活動的管制之嚴是可以用無孔不入來形容的，可有意思的是，對近幾年出現的「假喇嘛」和「花和尚」等現象卻熟視無睹。由於傳統宗教道德體系的完全崩潰，以及當局物質刺激政策的影響，使一些原本能夠安分守己地從事農牧業生產的藏人在致富無門的情況下，開始了身披袈裟、招搖撞騙的行當。

現今的西藏農村，有這樣一句新民謠：「三年黨的紅花,以後笨驢一頭」，意思是西藏農村子弟應徵參軍後，可以享受三年「優越」的士兵生活，而退伍後卻不能享受與城市籍退伍青年一樣的工作安置待遇，他們只能回家種田。於是，少數再也不願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村藏青也在脫掉軍裝後穿上了不該屬於自己的袈裟。

日喀則地區拉孜縣有個叫布通的地方，自稱「改革開放」以後，這裡便盛產乞丐和一種叫「假喇嘛」的「土特產」。據說那裡有一家人，父親冒充活佛，兩個兒子假裝成「活佛」的隨從，一家三人「不遠千里」來到藏北邊遠的一些牧區「化緣」。父親會事先在鞋子裡藏一個小佛像，為的是給腳板上留下一種被稱為「讓炯」（自然形成）的佛像印痕，使未見世事的牧民對「活佛」的身份深信不已。再加上道貌岸然的舉止，使這群「假喇嘛」很容易地收到了來自激動萬分的牧民所捐獻的許多財物。

牧民帳篷中存放的現金不會很多，財產一般以牛羊、金銀飾品等「硬通貨」的形式保存著，更不會用刷卡的方式為「活佛」們提供供奉金，於是牛羊便成了最普遍的供品。當雄縣格達鄉附近是連接衛藏和藏北的傳統要道，在那裡經常可以見到僧人模樣的人趕著牛羊「衣錦還鄉」的隆重場面。

這些招搖撞騙者的蹤跡不僅僅限於偏遠的農牧區，作為一個幾乎全民信教的地區，拉薩也成了「假喇嘛」青睞的目標。我的一個居住在拉薩嘎瑪貢薩小區的朋友就遇到了這樣的一件事情：兩個僧人打扮的人敲開家門後，煞有介事地警告主人家中邪氣重重，並說邪氣來自屋裡的一鐵箱子，還從箱中搜出了一雙據說有「邪氣」的舊藏靴。嚇得魂不附體的女主人急忙要求「高僧」指點迷津，「高僧」羅列了幾項藏人熟知的經文名單後，強調了以上法事只能治標不能治本。在女主人的「強烈要求」 下，高僧「被迫」取出了據說是寺傳寶貝的一個小青花瓷瓶，最後在十分不「情願」的前提下，「高僧」將這「壓邪寶瓶」以人民幣五百元的價格，「轉讓」給了女主人，順便接受了女主人額外兩百元的「供奉」。

「阿拉」也瘋狂

「正宗」僧人們在全區人民聲勢浩大的「脫貧致富」活動中也不甘落伍。甘丹寺是由藏傳佛教格魯派宗師宗咯巴所創建的西藏名剎，對以前的甘丹寺僧人而言，「阿拉」是一種向西藏安多地區等遙遠牧區化緣的苦差事，除少數高僧外，很少有低級僧人主動要求前往安多地區從事「阿拉」活動，可見這是對僧人個人而言的一項極其費力且不討好的差使。可是如今的「阿拉」活動，就像「援藏幹部」一樣，沒有寺院「民管會」把持者的後門，是很難加入「阿拉」隊伍行列的。驅使僧人們的積極性空前提高的動力何在？很簡單，這仍是物質誘惑。由於甘丹寺創建者宗喀巴出生於西藏安多地區，這個地區對甘丹寺而言是很有「市場」的，許多安多牧民寧願自己一生清貧，都會將個人所有財產在臨終前捐獻給甘丹寺。甘丹寺的很多僧人是來自附近彭波（林周縣）地區的農民子弟，因為有少數「中飽私囊」的僧人，每次 「阿拉」之後，彭波一些農村「脫貧致富」的家庭大有人在。

對一名真正想潛心學佛的藏人而言，如今要進入一所夢寐以求的名寺修行和學習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為除了得到寺院主持的同意外，還要得到由當局官員直接操縱的所謂「寺院民主管理委員會」的許可，曾有一位西藏問題學者嘲諷這是「寺院敏感問題管理委員會」而非什麼「民主管理」。所以在這種自上而下的傀儡加管制的機構把持下，普通藏人是很難通過正常渠道進入寺院的，難怪許多人說現在出家比上大學還難。因為有了這樣的特權，寺院的入寺門檻只能用「人民幣」才能打通，於是真正的求佛者被拒佛門之外，那些想通過當僧人「脫貧」者可以堂而皇之地登堂而入。原因很簡單，對後者來說行賄只是「投資」，因為有回報，他們寧肯借錢也要向「民管會」行賄。這也就造就了現在許多僧人「向錢看」的趨勢，甚至走向墮落。

投其所好成了一些「上師」或「活佛」創收的一種策略。我的一個朋友想開一家半公開的家庭麻將館，去找一位與他有多年「業務往來」的 「上師」占卜算卦後，所得到的「可行性分析報告」的結果是「可以開辦」。據說這位「上師」在他活動的區域內小有名氣，拜訪者絡繹不絕，可謂財源茂盛達三江。在我驚嘆這位「高僧」 高超的「占卜術」後不免思索一個問題：一個德高望重的「喇嘛」，怎能鼓勵眾生從事與佛法背離的賭博經營？

輕易地獲得許多錢財，使一些僧人變成了「花和尚」。一個在拉薩經營桑拿的漢人老闆曾很驚訝地對我的朋友說：「我們這裡時不時地來一些僧人模樣的藏人，有的要小姐，有的乾脆與尼姑模樣的女子一起洗澡」。我不敢斷定來者是不是真正的僧人或尼姑，但我認為這樣的描述不會是空穴來風。因為還有一個例子，在拉薩江蘇路的西藏軍區斜對面有一排藏式門面房，一些偽裝成雜貨鋪的四川「皮肉店」便在此經營，我曾幾次見到一些半僧半俗模樣的人在那裡先是佯裝打電話，同時觀察周圍，待無轉經藏人路過便撒腿竄入「皮肉店」。

當然，這種置佛規教德於不顧的行為肯定不是當局直接唆使的。可是這種長期高壓控制正常宗教活動卻姑息少數唯姦是從的僧人或假僧人的做法，給許多善男信女造成的影響卻是十分惡劣的。一些藏人長者認為這是當局有意慫恿和姑息某些做法，乃至在僧人與俗人之間製造分歧和矛盾，從而達到對僧眾產生信任危機的目的。從現行的西藏宗教管制方式和利害關係上看，藏人長者們的猜測是不無道理的。甚至有藏人對此很氣憤地說：「真正的僧人要麼在印度，要麼在監獄裡」。

酒的海洋

酗酒本是西藏傳統的社會問題，許多藏人生老病死、婚喪嫁娶都離不開酒，甚至一些地區有用青稞酒和糌粑攙和食用的習俗。而「改革開放」以後，漢地產的各種各色酒類更是大量湧入西藏。九十年代西藏屈指可數的幾家第一產業中，啤酒廠便是其中之一。西藏電視裡和舞台上的小品明星們最多的廣告是酒，青藏公路輸入最多的商品是酒，布達拉宮下面最醒目的廣告是酒，地方官員「茶話會」桌子上最顯眼的擺設還是酒，西藏被說成是「歌舞的海洋」這個老說法應該改成「酒的海洋」更貼切。

曾幾何時，拉薩甜茶館內流傳著一個不太幽默的笑話：江澤民給西藏自治區黨委班子打電話，問「西藏人民在幹什麼」？答曰：「都在喝酒」；江再問：「有多少人喝醉了？」再答：「一半人已經喝醉」，於是江放心地說道：「醉了就好，醉了就好」。

如果說絕大多數西藏男女青年有經常暴飲啤酒的習慣，是一點都不過分的，甚至說有數萬或數十萬人的酗酒隊伍存在於西藏的說法，在西藏人看來，也不會覺得誇張。我無法獲取每年因酗酒而導致直接死亡的藏人數據，但作為一名生長在這裡的普通藏人是很容易能感受到這一點的。

我的一位去過美國的朋友說：「美國的酒吧都有彪型大漢把門，我原以為是收門票的，後來才知是專門制止未成年人進入酒吧的。」許多無身份證或貌似未成年人的客人都會被酒吧的「門神」在手上印上禁止出售酒精飲料的標記，這也算是一種保護青少年的有效措施。

而在西藏這個直接從「奴隸制」跨越到「社會主義」的「天堂」裡，青少年是不用受這種制度約束的，只要兜裡有人民幣，商店、酒館是從來不愁給未成年人出售酒類而遭到「有關部門」的懲處。對西藏的青少年而言，購買含酒精的飲料就像買口香糖一樣方便。

有一個並非危言聳聽的事實是，拉薩甚至有專門接待未成年人的歌舞廳，在拉薩朵森格路與北京東路之間就有兩家距離不超過500米的歌舞廳，其中一家在西藏自治區國土資源廳旁邊，另外一家就在拉薩電影院旁。我不知道歌舞廳老闆是否最初針對的客戶就是未成年人，但據我所知，那家位於電影院旁邊的名為「聖地之夜」 的歌舞廳，每天晚上所接待的客人幾乎皆為未成年人。比較客氣或保守地說，在這裡時有發生青少年持刀械鬥或不正當的男女關係是完全不為過的。

時下流行一種說法是「透過現象看本質」。西藏境內許多「仁人志士」將中共政府在拉薩投資興建啤酒廠的舉措理解為是一種針對藏民族的麻痺政策。我無法拿出證明這種「認識「的「鐵證」，但誰都能夠看出在酒精氾濫的社會，投巨資建酒廠所產生的火上澆油的後果。

色情—拉薩交際活動的必備佐料

且看中共拉薩市委的黨報《拉薩晚報》近幾年的廣告：「××洗浴中心，特聘優秀四川女技師××名，浪漫、溫情、體貼的服務……泰國洗浴風情、七彩夢幻迷宮……另長期誠聘優秀女技師」。

最近一兩年來，《拉薩晚報》及《西藏商報》等官方報紙的廣告欄內，幾乎天天都登載這種挑逗性十足的色情廣告，有時還會出現數家洗浴館爭搶同一天廣告風頭的混戰局面。

桑拿或洗浴中心在拉薩是一種已然公開化的色情服務場所，憑藉洗浴場所自身所具備的設備、資金及規模等條件，加上「有關部門」關係網的關照，很少會有類似色情場所遭到警方查處。有了這樣的服務場所，便成就了以下的交際接待程序：吃飯→喝酒→找「小姐」唱歌→直接開房或赴洗浴館享受廣告中所宣稱的「多項貴賓服務」。

2007年4月，拉薩警方開展了一系列「掃黃打非」活動，關閉了數十家臨街的廉價嫖娼場所，拘留了上百名來自四川等地的娼妓。但其中不包括一家洗浴館，原因很簡單，既然拉薩市委的黨報都可以成為洗浴館色情服務的廣告載體，誰還敢查？

「趕走川妹、還我丈夫」

有句與上面的「口號」相對應的另一句「口號」，叫「關閉囊瑪，還我老婆」。上世紀九十年代，名曰「飲廳」的廉價色情場所橫空出世，很快遍佈西藏各地。與其說 「飲廳」，不如說「淫廳」，最初出現在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西藏軍區所在地的拉薩金珠路上，以至流傳「黨、政、軍、妓一條街」的說法。

據說最初的「飲廳」是由軍隊軍人或其家屬開辦的，參與賣淫者也以四川女子佔絕大多數。自從藏人男性光顧此類風月場所之後，在當地引發了一系列家庭危機事件，因丈夫不軌而離婚者大有人在，於是就產生了「趕走川妹，還我丈夫」的無厘頭口號。

無獨有偶，本意為西藏衛藏地區傳統音樂形式的「囊瑪廳」，也在拉薩應運而生。最初的「囊瑪廳」的確是用民族音樂招攬生意的歌舞廳，可是在廣大已婚婦女頻頻出入囊瑪廳，不但酗酒狂歡而且據說有「鴨子」為其服務之後，拉薩的男人們又以老婆不軌為名，創造了對應上句的「關閉囊瑪，還我老婆」的口號。

雖然不能將社會風氣的複雜化、紛亂化直接歸咎於所有的新生事物，但從這些現象不難看出西藏傳統社會日益淪落的跡象。

強龍不懼地頭蛇

與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地方一樣，拉薩也有本土化色彩濃厚的流氓痞子階層，「地頭蛇」的勢力一向令所有外來者不得不退讓三分。雖然西藏獨特的宗教、文化特點也造就了拉薩痞子階層的獨特性，但與其他地方的痞子一樣，有著游手好閑、欺軟怕硬、尋釁滋事等同樣特點。在漢人大量湧入拉薩的初期階段，除軍隊外的多數漢人群體，也算是在拉薩痞子的蹂躪範圍內。但如今，傳統意義上的拉薩「高手」們在城市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卻面臨了進一步縮小各自勢力範圍的厄運。九十年代中期，拉薩公開打擊了一夥來自四川遂寧的持槍黑社會團夥，逮捕了十多名底層成員，可是該團夥的幾名骨幹分子仍逍遙於拉薩各處的娛樂場所，甚至沒有採取短期逃避的辦法，可見這夥勢力的關係網路有多大。所以說，頂多拿藏刀捅人的當地痞子階層只好退居二線。

位於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正對面的太陽島是西藏有名的風月場所聚居地，該區運行初期，曾有一些地頭蛇到該地小試牛刀，不料與來自四川的黑社會團夥發生「火拚」後，地頭蛇打得滿地找牙而從此不敢涉足此地。這些不外乎只敢搞搞喝酒鬧事等項目的地頭蛇們，初次領教了「正規軍」的厲害後，徹底打破了這種「強龍難壓地頭蛇」的傳統黑社會「割據定律」。由此可見，在漢人大量入藏後，連地頭蛇都要退避三舍，老百姓的處境又會好到哪兒去？

人心不古—偷工減料的「移風易俗」

在1959 年前的西藏，人們會根據各自的條件，用7到15天的時間為新婚者舉辦隆重的婚禮。但在「百萬農奴」們翻身後，用來辦婚禮的時間一直減少到了「改革開放」以後的3天。最近這些年，已從3天變成了2天，甚至已經有人只搞1天。除了大規模的「革命」運動和「破四舊」造成婚禮縮水，主要原因恐怕是受大陸漢人們如雷貫耳的「向錢看」思想的影響。很簡單，辦三天和辦一天所收入的銀子幾乎差不多，而開銷則是呈倍數的，偷工減料則可以節約婚慶期間的開銷。除此之外，還會取消且歌且舞的形式，盡量讓來賓們沉浸於「麻雀戰」而忽略開懷暢飲，我覺得這種做法與提高工廠流水線運轉速度，以求更多「剩餘價值」的做法沒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如漢地農村砸鍋賣鐵也要買媳婦一樣，如果在傳統的西藏社會裏，即便家庭條件再差，舉辦如此簡短的婚慶活動，也會是件極不體面的事情。因此，我曾在參加拉薩某貴族後代的婚禮時，「有幸」與一位藏族官員「探討」過以上現象，但從他口中得到的結論是「移風易俗」和「社會進步的表現」。

墮落化的根源

現今世界在百年內所發生的巨變之程度，可謂勝於千年。文化間的碰撞、民族間的「融合」、權利間摩擦與更迭以及貿易的全球化等趨勢，注定了藏民族已經無法固守曾經擁有和傳承的一切。當炮火融化了千年的冰川後，西藏與世界一樣身不由己。世界所有少數民族所面臨的類似問題，主要原因不在於少數權力者。但針對類似西藏這樣的個體性區域而言，掌控著所有社會資源的權利機構，尤其是恨不得要對藏人口腔發音系統進行「拉鏈安裝手術」的中國當局，在聲嘶力竭地吆喝著「新西藏越變越好」且「從未有過地好」的同時，事實上，對世風日下的西藏是難辭其咎的。

2007-7於拉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