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共專制暴政與酷刑(下)

2007-06-27 16:17 作者:thomasgguo

三、酷刑的根源與預防根治

（一）專制暴政是酷刑的主要根源

酷刑產生的土壤相當豐厚，有政治、法律、經濟、文化、觀念、歷史、傳統諸方面的原因。本文著重探討政治和法律根源。

本質上言，酷刑是罪惡的專制獨裁政治體制的必然產物。舉凡專制獨裁國度皆將其人民視同奴隸而不當人看待，因而國民沒有人權，而統治集團則普遍喪失人性。共產極權專制暴政通過長期欺騙洗腦暴力恐怖威脅，眾多國人變成道德墮落、自私自利、人性蕩然無存，因而往往將酷刑發揮到極致。在所有極權專制獨裁國家均普遍存在酷刑 ,反之在所有自由民主國家則屬例外[1] 特別是在所有正宗老牌自由民主國家酷刑幾近絕跡，儘管仍有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指控[2]。

專制暴政國家的共同特點在於濫用酷刑迫害政治犯、思想犯、言論犯、信仰犯，諸如伊拉克薩達姆專權期間據稱全國有 500萬政治犯其中100萬人被處死、[3]智利前總統的軍人專制政府同樣殺政治犯如麻、[4]朝鮮金正日政權對政治犯動輒槍決、 [5]紅色高棉波爾布特共產暴政殘暴至極，在其當政短短几年內屠殺了佔全國人口四分之一的200多萬人、 [6]希特勒屠殺600萬猶太人、斯大林槍殺近2000萬政治異已、而中共專制暴政的政治恐怖令古今中外所有的專制暴政望塵莫及。例如，西班牙最殘酷的宗教裁判所,共燒死一萬人, 法國革命雅各賓專政,上斷頭臺的共有一萬七千人,而沙皇治下,十九世紀一百年處死政治犯只有幾十人。中共專制暴政自1949年迄今屠殺、害死的國人高達七、八千萬之眾！ [7]其中被屠殺比例最大者是政治思想犯和信仰犯，可見毛澤東及中共專制暴政穩坐世界殺人惡魔冠軍寶坐。雖然美國也存在酷刑，但如今決不存在政治犯、思想犯、信仰犯，僅在對付恐怖份子嫌疑人時例如911慘案發生後，美軍也發生了以反恐為名對伊拉克人，極端伊斯蘭教徒中的嫌疑人或俘虜的酷刑，依國際法即使是最嚴重的犯罪諸如種族滅絕罪，戰爭罪嫌疑人，也仍應享有無罪推定權，免受酷刑虐待。加拿大、德國、法國同樣存在冤案 [8]，然而不僅數量極少，而且絕大多數僅在殺人搶劫強姦命案中出現，且冤案的產生大多與酷刑無關；更重要的是所有冤案均無一例外地隨時面臨國內媒體、公共人物及在野黨的無情揭露批判抨擊。因此，在自由民主憲政社會發生酷刑僅是例外，且受害人也容易獲得公正獨立審判並獲得公平合理的巨額經濟賠償 [9]。正由於在專制暴政下既無獨立司法，也沒有獨立公正媒體，既無結社自由，也沒有政治言論思想信仰出版自由，因而，整個社會政治生態極不平衡，缺乏有效的制約力量；因此，酷刑大量發生公眾卻既不知情也無法關注，是故，酷刑是極權專制獨裁政治體制的必然產品。

（二）酷刑的預防與根治

舉凡行專制獨裁國度，酷刑如影隨形。而凡是自由民主憲政國度，幾無酷刑生存的餘地。既然酷刑與專制暴政有必然的邏輯關係，欲根治酷刑顯然唯有徹底鏟除專制暴政才有可能。但是專制暴政消失後，酷刑並不能自然隨之消亡，原因在於專制獨裁是酷刑產生的主要根源，但酷刑還有法律、經濟、文化、觀念、傳統、習俗、人性、心理多種原因。因此，在鏟除專制暴政的前提下，還必須輔之以相應法律規範及宗教文化方面的教育校正。正因為酷刑的客觀存在，才有制定反酷刑法的必要。國際社會基於封建專制刑事制度的殘酷野蠻，更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意、日法西斯野蠻粗暴踐踏破壞基本人權，濫用酷刑，殘酷屠殺人犯，促使人權國際保護意識加強，導致國際人權法包括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原則的確立。

1948年12月1日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第5條莊嚴宣告：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這是確立禁止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原則最早的國際人權法律條款。《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1966）第7條重申了上述原則並規定："特別是對任何人均不得未經其自由同意而施以醫藥或科學試驗。"聯合國大會1975年12月 9日通過的《保護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宣言》，進一步詳細地規定了禁止酷刑及不人道待遇原則的內容。向聯合國大會1984牛12月10日通過並開放簽署批准加入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在總結上述國際人權法律實施的經驗，結合各國開展反對酷刑鬥爭的經驗的基礎上，使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原則更加具體化和具有可操作性，從而成為全球範圍內更有效地開展反對酷刑鬥爭的行動指南。但這僅是原則性的規定，欲預防和根治酷刑，除了必須鏟除酷刑產生的根源土壤外，最直接有效的措施則是制定公正有效的可操作的具體法律規範。

（三）預防酷刑行之有效的國際法律規範

依據各國反酷刑法律與司法實踐經驗，法律專家總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反酷刑規則，並通過立法途徑使之上升為對國際社會各國成員均有約束力的法律規範，旨在充分保障每個社會成員的基本人權，特別是保障被告人被拘押人的人身安全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具體言之主要有：迅速帶至法官或司法官員面前聽證的權利、無罪推定、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禁止強迫供述或強迫自證罪責、排除非法取得的證據、沉默權、律師在場權及刑訊逼供指控舉證責任倒置。

1、迅速帶至法官或司法官員面前聽證的權利 （The right to be brought promptly before a judge or judicial officer）。

任何被捕或拘留的人均應迅速帶至一位獨立法官或法律授權的獨立司法官員面前，以便由該法官或司法官員獨立審查確認逮捕或拘留是否合法，是否有必要在審訊之前限制或剝奪人身自由，確保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受到恰當對待，保障其基本人權，防止司法權力的爛用 [10] 。這裡的[獨立]是指法官不得與當事方有利害關係，而當事方則指被逮捕被拘禁者與公安機關。而中國司法不獨立，法官幾乎百分之百是中共黨員,中共事實上撐控了中國的公、檢、法、司一切司法部門 ,因此中共法院與公檢實質是一家,有極為密切的利害關係。至於[迅速]依國際標準則指自某人被逮捕或拘禁之日起應迅速舉行法官聽證，一般認為應當在48小時內，國際人權委員會認為在被指控為殺人罪的情況下，超過一週即被認為不恰當 [11]。歐洲法院曾判決某人被拘禁4天另6小時後才舉行聽證違背了迅速聽證的規定。 [12]中國不但完全缺乏這一法律程序，而且動輒將依憲法行使政治思想言論結社自由權的大量優秀青年秘密綁架，非法長期拘禁。例如，清水君、師濤、高智晟均是被秘密綁架後長期關押非法秘密審判後判重刑的。而郭飛雄被非法拘禁已超過九個月仍未公開審判 ,更不用說[迅速]在無利害關係的獨立法官面前聽證。

2、無罪推定（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是指在刑事訴訟程序中，任何被懷疑或者受到刑事控告的人，在未經司法程序最終確認為有罪之前，在法律上應假定其無罪 [13]。既然假定其無罪，其理所應當享有國人所應享有的人道待遇，其人格尊嚴不受任意侵犯。這是一項最重要的權利，不被強迫自證其罪權、或不被強迫供述權及沉默權、律師在場權均源於無罪推定權。

中國直至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12條才首次規定，" 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該法條被視為中國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的依據，但因為與無罪推定權密切相關的由其派生出的不被強迫供述及不被強迫自證其罪權、沉默權、律師在場權等具體制度，中國立法者有意或是出於無知使得這些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缺位，因而實質上，中國的無罪推定原則僅僅停留在紙面上。依《刑事訴訟法》第140條" 對於補充偵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訴的決定"；及第162條第3款"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做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 之規定，中國僅確立了疑罪從無規則。

[不得確定有罪]與[應假定其無罪] 大有玩弄文字遊戲愚弄國人之虞。前者含義不明，不得確定有罪，不等於宣告其無罪，因為司法實踐中嫌疑人被告人大多被直接當做罪犯，予其待遇既不人道也有辱人格；後者其實等於宣告嫌疑人在終審判決生效之前無罪，故應予之與普通公民享有同等法律保護與人格尊嚴。然而中國司法實踐中一直將被告人或嫌疑人視同罪犯，並不能享有公民依法享有的正當合法權利，也沒有人格尊嚴。例如，嫌疑人出庭參加審判時被戴手銬腳索，停庭期間被關押在法院內的拘押室中，被理光頭，穿著囚服，不能與親屬交談，甚至不能與其辯護律師自由交流，在法庭上也不能與律師坐在一起；這些細節實質皆有違無罪推定原則 [14]。例如，我作為清水君的辯護律師，既無法與他在法庭上自由交流，甚至庭後也被禁止；而主審法官相對而言還是彬彬有禮的人。清水君不過是一個文采出眾的青年詩人作家學者，並非殺人放火強姦的暴徒，但他進入及帶出法庭時皆被戴著手銬腳索！中共法庭之所以採用如此不人道有辱人格的方式對待他，似乎並非旨在當庭羞辱他，而是中共法庭長期普遍違法以致人們見怪不怪。

因為事實上有罪推定加之酷刑逼供，中國極可能是世界上冤假錯案率最高的國度。2005 年4月13日，因"殺妻"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在獄中度過了11年的佘祥林，因 [被殺]的妻子重現，被湖北省京山縣法院當庭宣判無罪。昆明的刑事警察杜培武殺妻案則因真凶落網才倖免於死，但他在昔日同事毫不留情的刑訊逼供下[承認]了一切殺妻與其情人的事實！據中組部知識份子辦公室所編《知識份子手冊》" 落實黨的知識份子政策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詞目解釋，自1978年至1983年"十三大"平反知識份子冤假錯案達680多萬件。另據不完全統計，截止1985年，全國共約300多萬名幹部曾遭受冤假錯案之苦，數以千萬計的幹部、公民被株連！而依《司法手冊第一集》文革期間全國被以反革命罪處死者36萬餘人！此外，《瞭望東方週報》報導："最近十年中，全國共發生有據可查的冤案（即改判無罪和直接宣判無罪）多達20萬起……" 。尤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冤假錯案與刑訊逼供密切相關，而美國、加拿大、德國、法國的冤案一是數量極少，二則幾乎皆與酷刑無關，而主要是目擊證人誤認或證人作偽證陷害或由於法庭科枝失誤及誤供所致。有意思的是西方人的[誤供]有不少是出於心理疾病，有些竟是基於強烈的出名慾望而承認自已從未犯過的罪行導致冤案發生；加拿大有一起典型案例則是由於低智商（IQ60）之故承認多達18起強姦案而坐冤獄六年，但隨後的DHA測試排除其為犯罪人後，該傻小子竟獲230萬加元冤獄賠償。體現了加拿大保護同情弱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人道情懷。

由於中國司法不獨立，使無罪推定的規定形同虛設。中國法律規定的是法院獨立審判而非法官獨立審判，而法官則均受到本院黨委、審判委員會、政法委、政府層層干預；舉凡政治案、信仰案及法輪功案和重大敏感案件，大多在審前便已由中共上層定調交給法院指令聽話的法官執行而已。亦即 [審者不判，審者不審]。更有甚者中共地方當局往往為一已之私指令公、檢、法三家聯合辦案，而此種辦案方式必然十個案件辦出十二個冤假錯案。我曾親自主辦的兩起特大案件極為典型。一是福建省華僑服裝廠訴泉州海關不服違字第024號處罰決定及要求特大行政侵權損害賠償案。該案中原告系歸國華僑，因未滿足海關官員的要求，被打擊報復舉報為走私，假進口許可證，等五個罪名將其逮捕拘禁兩年後，以[少報到岸價格 ]為由令其補稅兩百萬元另罰款四百萬元，而此前由於海關的非法侵權行為業已造成該破產直接經濟損失1300萬元。我在閱卷時發現，該案實際上是泉州市政府組織公檢法三家聯合辦案辦出來的一起當年特大走私案，最終變成海關首個部分敗訴的行政訴訟案 [15]。另一起則是楊志菁特大涉港合同詐騙案，當年福州市公安局受市政府指令採取先拘禁無辜人質,後找證據的倒置辦案程序,不惜動用上百名警員忙了一整年, 耗資巨大,搞出個近兩億元[合同詐騙]驚天大案.其實真正的目的,是個別權勢人物因瀆職造成巨大經濟損失，為保自已的烏沙帽,在明知該案被告無罪的情況下 ,濫用國家專政工具人為地搞出個所謂億元大案.[16]該案市政府指令一名副市長任組長由公安、檢察、紀檢聯合辦案。我認為這兩起案件均為典型的冤假錯案。
3、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略）

4、不被強迫供述或自證罪責權（The right not to be compelled to testify or confess guilt） [17]. 該規則禁止當局採用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肉體的還是精神心理的任何強制手段，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禁止有違被拘禁者作為人所與生俱來的尊嚴的權利的任何待遇。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是無知的中共的所謂司法原則,直接與該國際法原則背道而馳. 因為指控罪責的舉證責任歸控方。控方負有證明犯罪的舉證責任，若其所舉證據存在合理懷疑則不能對嫌疑人定罪 [18]。

高智晟在經歷中共專制暴政野蠻酷刑折磨600個小時後，被迫寫下的 [公開聲明] 是這方面中共違背國際法義務的典型例證。而郭飛雄同樣因無法忍受中共下流無恥的酷刑，被強迫改變零口供策略，被迫[承認]一切刑訊人員指供，是又一起中共違反國際法的最佳例證。

5、排除非法證據規則。依國際法凡依酷刑或殘忍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方式取得的口供必須從證據中排除[19]. 此規則是國際公認的規則[20] 。即便尚不構成上述情況的脅迫所取得的供述也應排除在證據之外[21]。

依美國證據法中"毒樹之果" 理論[22]，不但採用非法手段取得的口供證據須排除，而且根據該證據所獲得的線索而獲取的證據也作為" 毒樹之果"而被排除，體現出美國對執法人員取證權的嚴格限制和對人權保障的重視。

中國《刑事訴訟法》第43條雖然規定了禁止以刑訊逼供的方式收集證據，但卻有意不規定必須排除非法取得的證據。儘管最高法院關於執行刑訴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 61條及最高檢察院《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65條均規定，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告人陳述，不能作為定案依據[23] ，但在司法實踐中，即使是非法獲得的證據，只要查證屬實，依然被作為定案的根據。

6、沉默權 [24]（The right to silence） 。被告人在調查及審訊過程中的沉默權源於無罪推定及不被強迫自證其罪權和不被強迫供述權，即便在最嚴重的犯罪指控中諸如種族滅絕及戰爭罪，此種權利同樣不可剝奪 [25]。

依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必須遵守下述程序：在進行任何訊問之前，必須清楚的告知被羈押人：1 、你有權保持沉默，你所講的一切都可在法庭上用作對你不利的證據；2、你有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訊問時有權要求律師在場；3、如果你沒有錢委託律師，我們將為你指定一名律師。(e)在訊問之前或在訊問過程中，犯罪嫌疑人表示想要保持沉默，訊問必須停止；如果他表示想要見律師，訊問必須停止，直到律師到來。 (f)在律師不在場的情況下進行的訊問並且取得了供述，那麼要由政府來證明被告明知且理智地、明智地放棄了律師權。(g) 在被羈押訊問期間，犯罪嫌疑人回答了一些問題，但沒放棄他的特權，他還可以在後來的訊問中主張保持沉默。(h)給予警告並且放棄權利，是被告人作出的有罪供述或無罪辯解具有可採性的先決條件。 ……"。

中國《刑事訴訟法》第93條卻規定：犯罪嫌疑人對於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這一法定義務不僅使嫌疑人、被告人面對指控時無權保持沉默， 而且給了偵控人員強制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權力。因而使得第12條規定的無罪推定規則不僅成為虛設，而且成為欺騙國人和國際社會的恍子。

7、律師在場權 （the presence of an attorney during police interrogation a）。 在防止酷刑方面最關健的是在偵察、審訊過程中的律師在場權 [26]。該項權利包括：警察必須履行法定告知程序：嫌疑人有權保持沉默，其任何陳述都將被當作呈堂證供，其有權請律師，每次訊問其有權要求律師在場；規定違反這些程序規定的強制後果。採用錄音錄像記錄審訊的時間地點全過程以供查核，律師有權查閱複製 [27] 。

依現行中國相關法規，不但源於無罪推定的律師在場權不存在，而且為律師辦案故意人為設置了種種非理障礙，事實上否定了無罪推定權。例如：嫌疑人僅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諮詢、代理申訴、控告；若其被逮捕，律師可為其申請取保候審；律師可以瞭解罪名、會見並向其瞭解案情，公安有權決定在場；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其聘請律師，律師會見嫌疑人均應經偵查機關批准[28]。公訴案件直至案件移送審查後才有權請辯護律師[29]。辯護律師僅在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後才可以查閱、摘抄、複製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鑑定材料，可以與嫌疑人會見和通信；辯護律師僅在法院受理案件後，才可以查閱、摘抄、複製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會見和通信[30]。

司法實踐中，即便上述被嚴格限制的律師有限的權利也往往被公檢法機關任意剝奪。首先，嫌疑人受酷刑往往是在公安偵察階段大量發生，而此期中國律師根本無法介入，直到1996年後才有刑訴法第96條之所謂律師提前介入刑事訴訟權，但公安國安往往故意推拖甚至公然違法拒絕律師會見當事人；律師不但無法在審訊期間在場，反之，公安國安卻可決定其是否在場監視監聽；其次，律師會見權同樣被從人數時間上嚴重限制，如必須兩名律師包括律師助理才能會見，必須等四十八小時至五日才能會見，人為加大律師辦案成本，我在辦理鄭恩寵、師濤、清水君案時均數次遇到人為故意推拖非法拒絕會見之情形；再次，通信權亦被非法任意剝奪限制，鄭恩寵曾寫給我數十封信我一封也未收到，清水君曾郵給我八封信我僅收到過兩封，師濤連一封信也未收到而他不可能不給我寫信；第四，律師調查權實質上被嚴重限制，因為等到法院受理案件後律師才可以查閱、摘抄、複製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而此時離開庭日期往往僅剩下數日以致辯護律師受時間等客觀條件制約，事實上很難做有效的調查取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6年以前，檢察院依法必須將涉案所有證據材料移送法院，律師得查閱複製；但依現行刑訴法辯護律師僅能查閱複製[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因此，控方往往故意隱瞞當事人無罪或罪輕的證據材料。在清水君[顛覆國家政權上訴案]中，江蘇高院主審法官居然公然非法剝奪辯護律師複製案件證據材料！而一審中控方僅向法院移送十餘篇指控清水君的文章，但在庭審中卻連續拋出120餘篇文章作為證據！

8、刑訊逼供案的舉證責任應倒置 。犯罪嫌疑人一旦被刑事拘留或逮捕，則完全處於一種孤立無援和與外界隔離的狀態，審訊又是在秘密、封閉的狀態下進行的，一旦發生了刑訊逼供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控受到刑訊逼供，必須實行刑訊逼供舉證責任倒置制度。依反酷刑公約第13條和第16 條之規定，凡有此種指控即應迅速由公正權力機構或法官舉行公正的審查。而且不得應嫌疑人舉報加重處罰。

在我主辦的政治案及刑事案中，我的當事人及相對人幾乎都是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與處罰的受害者，但沒有一例能成功地指控刑訊逼供。根源在於當他們受到刑訊逼供時沒有任何無利害關係的第三人在場，而酷刑責任人及警方自然不可能良心發現自證其罪。加之隨著時間的推移，當事人的舊傷表面癒合很難舉證。因此，[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原則在刑訊逼供指控案中應當倒置，即應由被指控的警方舉證證明其在特定的時間地點未刑訊逼供，因此全程錄音錄相及律師在場權至關重要，且該錄音錄相不得剪接，否則應作出對被控方不利的證據。

四、結論

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待遇和處罰，是古今中外各國均存在的惡劣現象；舉凡專制獨裁國度均普遍發生，且多發生於政治思想犯和信仰自由犯，而自由民主憲政國家特別是老牌正宗自由民主國家酷刑幾近絕跡，即便個別酷刑也僅發生於恐怖嫌疑人、殺人搶劫強姦案，根本不存在對政治思想犯或信仰自由犯實施酷刑的可能，因為政治結社思想言論信仰自由受法律保障，也就不存在政治思想罪或信仰自由罪或組黨罪，儘管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還時有發生。

凡是共產專制暴政國家無一例外地普遍存在殘暴至極的酷刑，大量屠殺政治犯如中共專制暴政那樣縱容放任酷刑大面積發生，且將酷刑發揮到極政，下流無恥到無以得加者絕無僅有。當今之世，法輪功所受到的酷刑最為慘烈，不但有案可查因中共上百種酷刑致死者高達 3054人，而且成千上萬法輪功學員遭有組織有計畫的活體盜賣人體器官！

酷刑的主要根源在於罪惡的專制獨裁政治體制，中共一黨專政、司法不獨立，新聞不自由，沒有政治思想言論信仰出版結社自由，具體保障無罪推定原則的法律規定有意的缺位是中國普遍存在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及處罰的重要原因。中國現行法律雖然明定酷刑是犯罪行為，並規定將嚴格禁止、嚴厲處罰，但由於中共實行一黨專政的罪惡政治制度，沒有政治思想言論信仰出版結社自由。或是出於無知而在立法上缺乏行之有效的迅速在法官面前的聽證、無罪推定、不被強迫自證其罪、不被強制供述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沉默權、律師在場權、刑訊逼供舉證責任倒置等具體法律制度；或是出於故意在規定無罪推定、非法證據排除的同時，抽掉與無罪推定不可分割的不被強迫供述權、不被強制自證其罪權、沉默權、律師在場權，從而使得禁止酷刑的相關實體規定形同虛設，變成主要用於欺騙國際社會的法律謊言。

中共專制暴政酷刑大面積發生的主要原因與西方自由民主憲政國家之目擊證人誤證，證人作偽證，法庭科學失誤及錯供大不相同，主因是中共長期欺騙愚民洗腦加暴力恐怖威脅，使得眾多國人道德墮落人性喪失，加之立法旨在欺騙公眾及國際社會，故表面上規定嚴禁酷刑實質上不但使相關規定缺位而且故意設置種種障礙。

中共專制暴政酷刑及其他殘忍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待遇，不但普遍實施於殺人搶劫強姦罪犯，而且大面積實施於政治思想言論信仰結社犯，且所有的真相皆被人為掩蓋，即便最終證實系冤假錯案，受害人還須歷經千辛萬苦求爺告奶的上訪申訴，方可能獲得微不足道的荒唐至極的可憐補償；而西方自由民主憲政國家酷刑極罕見，且僅涉及恐怖嫌疑人種族滅絕罪及戰爭罪嫌疑人，不人道及有辱人格的待遇雖時有所聞，當代絕無對政治思想信仰結社犯實施的例證，同時若證實系冤案，受害人皆能獲得公平合理的高額經濟賠償，新聞媒體皆及時報導披露

綜上所述，欲根除酷刑，必須首先鏟除中共專制暴政，而欲預防酷刑則必須採納國際通行的且被各國司法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上述具體八項法律制度，唯其如此，普遍存在的酷刑才能被有效制止預防和根治，中國的政治司法體制才能走上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的光明之路，中國的法律才能真正走上現代文明之途。

2007年6月24日第69個絕食維權抗暴日於加拿大



註釋：

[1] 《WRONGFUL CONVICTIONS IN THECRIMINAL JUSTICE SYSTEM》加拿大冤案的主因是法庭科學，毛髮微波測式， DNA檢測失誤及證人失誤，偽證和錯誤證供所致，因酷刑導至的冤案極罕見。

[2] 依《 Prohibition of Torture and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under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Article 3)》報導的歐洲聯盟法院審理的134 個涉及酷刑及殘酷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尊嚴的案件，後起民主國的投訴案件比例遠遠高於老牌自由民主國。

[3]《巴格達西郊發現秘密墓地埋葬政治犯共達993 名 》2003年04月22日03時28分據法新社21日報導 http://news.tom.com；《薩達姆執政期間有 100萬政治犯被處決》 http://chinese.irib.ir/news/03-05-18/2003051807.htm
[4] 《智利前總統罪行再度曝光 400政治犯拋屍太平洋》 http://army.tom.com 2003年11月25日　

[5] 《北韓勞動營政治犯遭極不人道虐待》2007年 5月22日《看中國報導》

[6] 《寫情書竟被打死 紅色高棉監獄暴行駭人聽聞》http://www.chinamonitor.org/world/asia/hongsegaomianjianyu.htm知識越多，頭腦就越複雜，壞主意也越多，就需要改造；改造不好的，就要消滅，簡單到消滅肉體。舉凡知識份子、中產階級、僧侶、少數民族，統統在殺戮之列。 柬埔寨遂成為"戰火屠城"。4年時間，全國有四分之一左右的人(二百多萬)被處死。而當時的柬埔寨只有500萬人,從1975年暮春至 1978年底，波爾 布特執政僅三年又八個月，就使柬國人民"非正常死亡"了三分之一，據說，年輕的行刑者為革命節省子彈，乾脆用鋤頭鏟斷囚徒的腦袋。

[7] 金鐘《毛澤東的殺人嗜好》http://www.siwei.org.cn/bbs/Topic.aspx?BoardID=5&TopicID=2033 [蘇聯歷史學者、作家從國安資料中,驚人地發現,在一九三六至三九年的大清洗中,至少五十萬人被處決,莫斯科有時一天就槍斃上千人。在斯大林統治時期的被害人數, 估計達一千五百萬,斯大林死時,仍有一千二百萬人關在勞改營。斯大林殺掉的包括黨政軍的大量高幹,包括中央委員、元帥和數百名將校軍官……]

[8] 《歐洲也出過不少冤案 法律體系仍有漏洞》 http://www.cnicw.gov.cn/info_disp.php?id=2363
德國導致冤案的主因是第一，目擊者的失誤。80%的DNA鑑定表明，在確定無罪的案件中，判決錯誤的原因（至少部分原因）在於目擊者辨認的失誤。目擊者往往會被心理、社會、文化等因素影響。第二，警察或檢察官不負責任。在推翻已生效的判決中，63%的誤判原因在此。 1970年以來，德國基層法院和上訴法院因為檢察官的不當行為而在審判中減輕被告的責任，諸如推翻判決或減輕刑罰的總共有上千起案件。第三，錯誤的或強迫供認，以及不適當的訊問。這經常涉及到誘供性訊問。在翻案的62起案件中，25%為錯誤供認。此外，使用不恰當的知情人或告密者，導 致線索不正確；律師辯護不力；法院審判水平比較低，出現錯誤機率大；對抗式訴訟模式等也是導致出現錯判的因素。

美國對1988年以前的205 件冤案調查結論是：目擊證人失誤佔一半，另一半是證人作偽證、刑事司法官員的過失、純錯誤和強迫供證。（A survey of 205 wrongful convi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or to 1988, for instance, concluded that eyewitness misidentification was responsible for just over half of them, followed in roughly equal proportions by witness perjury, negligence on the part of criminal justice officials, "pure error" and coerced confessions） .

加拿大冤案主因是明顯的諂害或調查者的偽證、不確定或錯誤的法庭科學，構成了過去20 年中幾乎所有的冤案。很大部分源於法庭科學，特別是毛髮顯微鏡檢測失誤，此外檢控方的過失亦有所增加。（Explicit framing or perjury by investigators made the list, and questionable or mistaken forensic science -- which has emerged in the last 20 years as a key factor in nearly all Canadian cases of wrongful convictions）.

[9] 加拿大著名冤案賠償情況：（1）David Milgaard 因強姦殺人冤案於1970年至1992年坐牢23年，後經DNA證據排除，宣布無罪；1999年名叫 Larry Fisher的真凶落網，D avid 獲Saskatchewan政府賠償 1000萬加元；（2）一名叫Simon Marshall 的弱智者，1997年被指控犯有 15起強姦罪，他認罪服刑6年後釋放，隨後又被指控犯有三起強姦罪再次被捕，他亦認罪，並被媒體戲稱做the Ste-Foy Rapist ，但最終經DNA檢測證明其完全無辜。因此2006年12月，Quebec 政府賠償了24歲的SIMON230萬加元；（3）Thomas Sophonow 因殺人冤案於1981 年被三次審判並坐牢四年，上訴法院1985年判其無罪，2000年6月8日，警方依DNA證據宣告系錯案，2001 年獲賠260萬加元；（4）Donald Marshall 1971年因殺人罪被冤判無期，1983年上訴法院改判其無罪，後政府賠償他25萬加元另加每月的養老金。

中國著名冤假錯案的賠償情況：（1）安微王忠志反革命 50年冤案，1957年因拒絕村書記嫁女好意被被直接送到看守所關禁閉，理由是其不服從指揮，這一關便是12 年，隨後被當作反革命罪判刑6年，後加刑4年。經2000多次申訴於50年後的2007年1月獲平反現索賠 86萬元；（2）湖北佘祥林因殺妻冤案坐牢11年獲賠46萬元，其中限制人身自由金255894.47元 (4009天×63.83 元/天)；無名女屍安葬費1100元，家庭生活困難補助20萬元。（據《現代金報》9月1日）；（ 3）雲南武威王柏元、袁秀英母子搶槍殺人冤案被分別判死刑和9年徒期，15年後獲25萬元賠償；（4）湖南省湘鄉市東郊鄉石江村農民王威發1972 年被屈打成招的搶劫、強姦罪冤案30年後得以平反昭雪，僅獲33000元補償；（5）2001年陝西咸陽發生荒唐的"處女嫖娼案"，法院判決被告涇陽縣公安局事後向慘遭蹂躪的少女麻旦旦支付賠償金 74．66元！ （6）河南人肖世斌因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1981年改判無罪時已坐牢十年，為討賠償上訪二十六年迄今未獲分文賠償一直在京上訪。前幾年已患直腸癌，開刀手術治療後，癌症已經轉移，由於經濟困難錢，無法再作治療；（7 ）1997年黑龍江宋德文[強姦殺人]冤案坐牢七年迄今分文未獲賠；黑龍江哈爾濱鐵路工人史延生因"搶劫殺人"被判死緩，其母等3 人被判包庇罪，一家七口共被羈押5101天，獲賠6000餘元！（8）2004年11月份，半月談披露了河南三門峽市高鐵鋼"殺人餵狗冤案 "，三門峽市湖濱公安分局刑警對高鐵鋼連續逼供16個晝夜，湖濱區檢察院在違法的批捕書上簽上：批准逮捕高鐵鋼證據不足，暫時批捕。局長譚魯生編造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心理測試專家武伯欣教授認定高鐵鋼有殺人嫌疑的結論。由此，高鐵鋼作為"殺人餵狗"嫌疑犯被無辜關押 677天。事後，公安局和檢察院分別按超期羈押日均55. 93元賠償標準給高鐵鋼國家賠償，再無下文；（9）2005年9月安徽學生張虎張峰焦華王浩等四名學生因殺人冤案受 安徽省巢湖市警方100天刑訊逼供致精神崩潰全部招供，2006年1月23 日真相大白，協議中不提刑訊逼供每人獲賠6萬元。

由上述案件可見加拿大的冤案賠償標準是按中產階級平均年收入的十倍賠償冤案受害者（ 1034—1800加元/天。中國冤案國家賠償之可憐可嘆同樣可悲全球且荒唐至極！其賠償標準與城市下層最低收入標準同等（5元人民幣/天），不賠精神損害和其他實際損失；且越是無權無勢越老實者，越得不到分文賠償。由此亦可見中共特色的所謂社會主義是什麼貨色。因為中共竊國盜政上千萬貪官污吏早已掏空了國庫，且如今每 26個國人必須養活一位如蝗蟲般的中共黨政幹部，加之專制暴政人為製造無數冤假錯案。使得國庫根本不堪重負當然無能力按公平合理的標準賠償。詳見郭國汀《中共政權是吸血鬼暴政！》

[10] Anyone arrested or detained must be brought promptly before a judge or other officer authorized by law to exercise judicial power. [Article 9(3) of the ICCPR, Article 10(1) of the Declaration on Disappearance, Paragraph 2(C) of the African Commission Resolution, Article 7(5) of the American Convention, Article XI of the Inter- American Convention on Disappearance, Article 5(3)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Article 59(2) of the ICC Statute, Principle 11(1) of the Body of Principles.]
[11] In a death penalty case, the Committee ruled that a delay of one week from the time of arrest before the detainee was brought before a judge was incompatible with Article 9(3) of the ICCPR.

[12] The European Court has ruled that detaining a person for four days and six hours before bringing him before a judge was not prompt access.
[13]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right to fair trial is the right of every person charged with a criminal offence to be presumed innocent until and unless proved guilty according to law after a fair trial.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be presumed innocent, and treated as innocent, until and unless they are convicted according to law in the course of proceedings which meet at least the minimum prescribed requirements of fairness. [Article 11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Article 14(2) of the ICCPR, Principle 36(1) of the Body of Principles, Article 7(1)(b) of the African Charter, Paragraph 2(D) of the African Commission Resolution, Article XXVI of the American Declaration, Article 8(2) of the American Convention, Article 6(2)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Article 21(3) of the Yugoslavia Statute, Rwanda Statute 20(3), Article 66 of the ICC Statute; see also Rule 84(2) of the Standard Minimum Rules, Rule 91 of the European Prison Rules.]

[14] Such attributes could include holding the accused in a cell within the courtroom, requiring the accused to wear handcuffs, shackles or prison uniform in the courtroom, or taking the accused to trial with a shaven head in countries where convicted prisoners have their heads shaved.

[15] 郭國汀《海關行政處罰、行政侵權案代理詞》 http://www.boxun.com/hero/guoguoting/362_1.shtml

[16] 郭國汀《涉港"億元"合同詐騙案之辯護詞》
http://www.boxun.com/hero/guoguoting/203_1.shtml

[17] Prohibition against coerced confessions.No one who is charged with a criminal offence may be compelled to confess guilt or testify against themselves. This prohibition is in line with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which places the burden of proof on the prosecution, and with the prohibition against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Article 14(3)(g) of the ICCPR, Article 8(2)(g) of the American Convention, Principle 21(2) of the Body of Principles, Article 21(4)(g) of the Yugoslavia Statute, Rwanda Statute 20(4)(g), Article 55(1)(a) of the ICC Statute.] See Chapter 16, The right not to be compelled to testify or confess guilt.

[18] Article 66(3) of the ICC Statute provides: "in order to convict the accused, the Court must be convinced of the guilt of the accused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Although the standard of proof is not expressly specified in other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has stated "[b]y reason of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the burden of proof of the charge is on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accused has the benefit of the doubt. No guilt can be presumed until the charge has been proved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19] Statements obtained as a result of torture or ill-treatment must be excluded from evidence, except at trials of alleged torturers. [Article 15 of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Article 12 of the Declaration against Torture.]

[20] Relevant Standards Guideline 16 of the Guidelines on the Role of Prosecutors:
"When prosecutors come into possession of evidence against suspects that they know or believe on reasonable grounds was obtained through recourse to unlawful methods, which constitute a grave violation of the suspect's human rights, especially involving torture o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or other abuses of human rights, they shall refuse to use such evidence against anyone other than those who used such methods, or inform the Court accordingly, and shall take all necessary steps to ensure that those responsible for using such methods are brought to justice."

Article 12 of the Declaration against Torture:
"Any statement which is established to have been made as a result of torture or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may not be invoked as evidence against the person concerned or against any other person in any proceedings."
Article 15 of the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
"Each State Party shall ensure that any statement which is established to have been made as a result of torture shall not be invoked as evidence in any proceedings, except against a person accused of torture as evidence that the statement was made."
Article 69(7) of the ICC Statute:
Evidence obtained by means of a violation of this Statute or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human rights shall not be admissible if:
a) The violation casts substantial doubt on the reliability of the evidence; or
b) The admission of the evidence would be antithetical to and would seriously damage the integrity of the proceedings.
[21]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 has expanded the prohibition on the use of evidence obtained under duress by stating that "the law must prohibit the use of admissibility in judicial proceedings of statements or confessions obtained through torture or other prohibited treatment". (42) The Committee has stated that: "[t]he law should require that evidence provided by...any...form of compulsion is wholly unacceptable". (43) The Committee has also stated that "[c]onfessions obtained under duress should be systematically excluded from judicial proceedings...".

[22] "毒樹之果"之"毒樹"是指採取非法方式收集的刑事證據，以該非法證據為線索進而獲得的其他證據系"毒樹"的"果實"。樹有毒，果實必定有毒。毒樹之果規則源於 1920年西爾弗索恩·倫巴公司訴美國案：聯邦特工人員以違法手段扣留了被告所有的一些書籍和記錄，被告隨後獲得法院批准歸還書籍和記錄的命令。特工人員在歸還之前，對其進行了拍照。在審判中，控方根據這些照片要求法院對先前扣押的書籍和記錄簽發傳票。最高法院認為，以非法搜查獲得的信息為依據而簽發的傳票是無效的，因而否定了以傳票獲得的證據。該案建立了此種規則：排除適用違憲搜查所 "污染"的證據，及其"污染"延伸至通過以非法搜查得來的信息為基礎所獲得的其他證據，即由非法證據所衍生的第二手證據亦排除。美國最高法院1939年在納多恩訴美國案的裁決意見中首次使用 "毒樹之果"概念。該案中，被告被指控有欺騙國內稅收署的行為。控方的主要證據是通過非法的電話竊聽記錄下的被告與他人的談話。最高法院兩次推翻了原審判法院的有罪判決，指出：一旦警察的初始行為的違法性得到確認，被告就應該有機會"證明針對其指控的實質部分是毒樹之果" 。196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Wong Sun v. U.S案中以5：4的微弱多數正式確立了"毒樹之果"規則，後來這一規則被不斷完善，逐漸成了 "毒樹之果"理論，其源於證據排除法則，既"美國聯邦政府機構違反 美國憲法規定所取得的證據材料，在審判中不具有證明力 "，但這樣的法則如果僅限於違法直接取得的證據，還不足以達到嚇阻警察違法取證的目的，所以，這個違法取得的證據為毒樹，而基於該證據再以合法手段間接取得的證據為毒果，該衍生證據（毒果）也不得使用。這樣毒樹之果原則的覆蓋面得到擴大，在阻止政府機構違法方面， 這一原則也起到了切實的作用。毒樹之果規則在價值取向上強調對公民個人自由的維護。其排除證據的範圍很廣，不僅要求排除非法證據， 而且要求將以非法證據為手段獲取的其他證據也予以排除，雖然有利於遏制偵查人員的非法取證行為，但會導致將大量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真相的證據排除在外，損害刑事訴訟對犯罪的打擊和控制功能。美國基於其公民對政府權力的天然恐懼而選擇了對人權的保護，這在一定程度上犧牲對社會秩序的維護。但據稱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對毒樹之果都不予排除。參見趙永紅《 "毒樹之果"規則》http://www.bjyfy.gov.cn/webnews/20061008/20061008085647140.html

[23] 1998年9月8日起施行的 最高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法釋〔 1998〕23號] 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1999年1月18日生效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 第265條：
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

　　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部門在審查中發現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的，應當提出糾正意見，同時應當要求偵查機關另行指派偵查人員重新調查取證，必要時人民檢察院也可以自行調查取證。

　　偵查機關未另行指派偵查人員重新調查取證的，可以依法退回偵查機關補充偵查。

[24] The right to silence is incorporated into many national legal systems. Although it is not expressly guaranteed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treaties, it has been deemed to be implicit in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and is set out as a right in the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and Rwanda and the ICC Statute. Rule 42(A) of the Yugoslavia Rules expressly sets out the right to silence. It provides that "[a] suspect who is to be questioned by the Prosecutor shall have the following rights, of which he shall be informed by the Prosecutor prior to questioning, in a language he speaks and understands:... (iii)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d to be cautioned that any statement he makes shall be recorded and may be used in evidence." Rule 42(A) of the Rwanda Rules is identical. Article 55(2)(b) of the ICC Statute provides that where a suspect is about to be questioned by the ICC Prosecutor or by national authorities, the suspect must be informed of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without such silence being a consideration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guilt or innocence".


[25] The right of an accused to silence, even when suspected of the worst possible crimes such as genocide, other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war crimes, is expressly recognized in the Rule 42(A)(iii) of the Yugoslavia Rules, Rwanda Rules 42(A)(iii) and Article 55(2)(b) of the ICC Statute.

[26] The UN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independence of judges and lawyers has stated that "it is desirable to have the presence of an attorney during police interrogation as an important safeguard to protect the rights of the accused. The absence of legal counsel gives rise to the potential for abuse..."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considers that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rights not to be compelled to confess guilt and to freedom from torture, a person should be interrogated only in the presence of their lawyer and a judge."

[27] The Yugoslavia and Rwanda Rules require video or audio recordings of interrogations. [Rule 43 of the Yugoslavia Rules, Rwanda Rules 43.]

[28]《刑事訴訟法》第96條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諮詢、代理申訴、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請的律師可以為其申請取保候審。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應當經偵查機關批准。

受委託的律師有權向偵查機關瞭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瞭解有關案件情況。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批准。

[29] 《刑事訴訟法》第33條 公訴案件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自訴案件的被告人有權隨時委託辯護人。　　

人民檢察院自收到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內，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自受理自訴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內，應當告知被告人有權委託辯護人。

[30] 《刑事訴訟法》第36條 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複製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鑑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會見和通信。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複製上述材料，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會見和通信。 　　

辯護律師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複製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會見和通信。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複製上述材料，同在押的被告人會見和通信。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