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我們向大家介紹在反右派運動中，毛澤東是怎樣設陷阱，引蛇出洞的。內容來自著名作家張戎女士的著作《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第三十九章 --殺雞儆猴的反右派運動前半部分
毛澤東向來的做法是用恐怖開道。他感到要使他的軍事工業化得以騰飛，必須再度祭起恐怖的法寶，把所有可能的、潛在的批評聲音打啞，從上到下消除一切障礙。
選什麼樣的人當犧牲品，以什麼藉口來清洗他們，是毛那年冬天反覆思考的問題。他整天半躺在床上，吃飯坐在床沿，起床只是去上廁所。
毛選中了知識份子。傳統上他們是民族的聲音。迄今為止，毛讓他們過比普通老百姓優裕的生活。有名的、有成就的，待遇甚至優於中共高幹。只是他們失去了表達思想的自由，不停地被迫搞「思想改造」，接受強制性的精神折磨。毛說：「有些外國人說，我們的思想改造是洗腦筋。我看也說得對，就是洗腦筋嘛！」 洗腦還不算，他們在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中備受打擊。
知識份子中，首當其衝是民盟等「民主黨派」的成員。為了擺樣子，毛允許這些人在政府內任職，甚至國務院部長一類的高職。他們有頭腦，有影響力，有一般人得不到的資訊，還有中國知識份子為民請命的傳統。他們的批評聲音一向使毛很不舒服，在內部罵他們是「歷史上包下來的一批王八蛋」，說：「每年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政協會議，總是要對付他們一場。通過法案，他們都舉手，下去視察就找岔子」。一個是法制，一個是農民苦，一個是沒肉吃。總的是社會主義有沒有優越性。」毛要把他們清除出去。
這些人同中共高層如周恩來，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整他們可以起敲山震虎的作用。
為了整這批人，毛設了個陷阱。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在民主黨派人士眾多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四個小時的話。他顯得通情達理，批評斯大林「殺錯了很多人」，給人印象是中共將來不會再殺人了。他借用成語，說中國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要人們起來批評共產黨，監督共產黨，幫共產黨「整風」。講話錄音事後專門放給不在場的民主黨派人士聽。三月一日，毛再次對他們講話，請他們批評中共，特別聲明「言者無罪」。
沒人猜到毛鼓勵人們暢所欲言，是為了用他們說的話作藉口鎮壓他們。這個意圖，毛只透露給了少數幾個親信，其中有上海地區的負責人柯慶施。四月初，毛在杭州對這些人說，他歡迎批評共產黨的講話，已使知識份子「猶豫情緒變得比較開朗」，開始「鳴放，了。他說：「鳴好鳴壞；由他們自己負責，反正總有一天要整到自己頭上來。」「我們要放，要硬著頭皮，讓他們攻！」「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一鬧……讓他們罵幾個月。」毛說他是在「放長線釣大魚」。他後來還用過類似的字眼來形容他的策略：「蛇不讓它出來怎麼能捉它，我們要叫那些王八蛋出現唱戲，在報紙上放屁，長長他們的志氣」「我們是一逼一捉」。「引蛇出洞」是對毛的陰謀的貼切描述。
毛的陷阱設得很成功。一旦高壓的蓋子梢梢鬆動，對共產黨的不滿就像潮水一樣湧出，傾瀉在兩個特許的場地上：大字報和座談會。這兩種方式不像印刷品發行面廣，影響面大，只侷限在小范圍內。
尖銳的矛頭有直指共產黨專制制度的，王書瑤的大字報：「斯大林錯誤的原因是什麼呢？是因為他驕傲了。但是他可以破壞法制、進行獨裁、進行瘋狂地屠殺的保證又是什麼呢？，他認為，無論是蘇共還是中共都「害怕說出問題的原因，是由於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 張錫錕的大字報把中共統治比作「希特勒統治」。
數不盡的抨擊中還有這樣一些話：’現在的政府不保護公民權利的狀況，還不如封建王朝和蔣介石。
「憲法自一九五四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把憲法當作手紙」。
「親身經歷過三反、五反、肅反這些運動的人，想起來就感到心驚肉縮，毛骨悚然。」「真是人人自危，社會大恐怖。」「批鬥的場面，比坐牢難受多了。」
岑超南的大字報一針見血地寫道：「毛主席說：發揚民主，鼓勵批評，只有理論價值罷了，當人民的公民權利在實質上還沒有保證的時候，當打擊、報復、暗害盛行時，批評者地位沒有保障時，當你的命運還被掌握在領導的手裡時，鼓勵批評，不過是對批評的諷刺。」「要真正整風，首先要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掃而空！」
法制，與民主連在一起。監察部副部長王翰要求司法部門獨立於中共領導：「監察機關從屬於誰，就不能監察誰」。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賈潛說： 「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們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審判員只需服從法律，再不必有什麼黨的領導了。」
著名劇作家吳祖光問：「對於文藝工作者的「領導」 又有什麼必要呢？誰能告訴我，過去是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和莫裡哀的？」
中共最諱莫如深的外交政策也不乏人批評。國民黨時期的雲南省長、中共同路人龍雲說「抗美援朝戰爭的經費，全部由中國負擔很不合理」，主張壓縮對外援助。略知內情的人把大把撒錢的援外叫作「打腫臉充胖子」。
政權毫無透明度，人民毫無知情權，被譴責為「有意識地愚民」。北大的呵欠伯這樣結束他的大字報：「在魚米之鄉吃南瓜而肚子脹，吃草根而餓死農民的消息，確有所聞，報上卻隻字未見，豈不引人深思。」
為農民呼籲的人尤其多。朱慶圻從報上看到政府經常舉行盛大宴會，為了歡迎蘇聯國家主席伏羅希洛夫，曾舉行上千人的盛大酒會，他問道：「既然我們公開承認我國人多經濟落後，實行公開的統購統銷政策，宣傳要勤儉辦社、勤儉辦國，為什麼還要這樣大擺國際場面？」特別是在農村出現了「黨員土皇帝」的稱號，甚至採用打罵、禁閉等方式強迫農民賣餘糧」。這位勇敢的作者警告說：「要知道農民由於對統購統銷施行的不滿是會將毛主席的像丟在廁所內的。」
這些盛開的百花中，一般民眾只能看到少數被掐頭去尾的幾朵。毛澤東非常仔細地掌握著什麼可以在報上發表，指示說：「機關學校出大字報的消息，報紙不應登載」。毛格外強調不准串聯，說：「反動分子將到本機關本學校以外的工廠學校去活動，要預作佈置，實行擋駕。」學生們出的刊物被宣布為「反動刊物」，編輯受到「逮捕和法辦」的威脅。由於嚴密的控制，知識份子的意見無論怎樣合民意，也不可能對毛的政權造成任何像匈牙利事件那樣的威脅。
六月六日，毛讀到一份內部簡報，上面說北京大學某學生寫了篇題為{我的憂慮和呼籲)的文章，說黨中央開始分裂，毛是主張「鳴放」的，遭到中共黨內保守勢力的反擊，有人想逼毛下臺。毛封鎖訊息的結果竟使他被誤會成了自由派的先驅。北大有人大聲疾呼要大家「團結在毛澤東--赫魯曉夫的周圍」，還有人天真而充滿感情地寫道：「看來我們親愛的毛澤東同志處在十分困難的地位……，毛在內部簡報上批語說：「完全造謠，但值得注意。」幻想有毛的支持會使人們更大膽，採取更多的方式反抗。毛決定「引蛇出洞」立即停止。
第二天，毛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動了反右派運動，說右派正在向共產黨挑戰，要共產黨下臺。中共的鎮壓機器就此啟動。
六月十二日，毛把一份他親自署名的通知(事情正在起變化)印發全黨。他把寫文章的時間定為五月十五日，在文章裡說，他迄今為止搞的都是「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毛不能讓他的黨以為他是自由派，那樣他們也會自由派起來。
在這份通知裡，毛把右派的人數定為知識份子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結果，中國五百萬知識份子中，至少五十五萬被劃為「右派」。他們中也有人是什麼’反黨」的話都沒說的，硬戴上帽子來填比例．毛痛恨的民主黨派人士被一網打盡，包括民盟負責人交通部長章伯鈞、森林工業部長羅龍基。就像把不搭界的高崗、饒漱石拉在一起打成「高饒反黨集團」一樣，毛硬把冤家對頭的章伯鈞、羅龍基湊成「章羅聯盟」。
毛需要知識份子。但是搞政治的，搞社會科學的如作家、藝術家、歷史學家，毛不需要。他要的是科學家、技術人才。九月八日，中共特別發了一個《關於自然科學方面反右派鬥爭的指示》：「要區別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不同情況，區別對待。特別是對於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學家和技術工作人員，除個別情節嚴重非劃不可者外，應一律採取堅決保護過關的方針。」「對有較高科學成就的，不可輕易劃為右派，必須劃的，也應「斗而不狠」：對有的人，「談而不鬥」。」 「對在日內瓦會議後爭取回國的歐美留學生，一般要「不劃不鬥」。為毛搞核武器的更是備受優待。
毛著重打擊的是為農民仗義執言的人。《人民日報》連篇累牘地，駁斥「農民生活苦」的無恥斕言」。龍雲的罪名之一是「強調這裡餓死人，那裡餓死人。」孫中山大本營軍需總局局長羅翼群曾說農民「接近餓死的邊緣」。他所在的廣東省組織了一場二十多天的農村「視察」，讓他吃夠了苦頭，由《人民日報》跟蹤報導。每天，只要他一出門，中共就組織幾百人甚至幾千人圍上來，圍攻羅翼群，並在羅翼群坐的車身上貼滿了詛咒他的標語。
毛澤東向來的做法是用恐怖開道。他感到要使他的軍事工業化得以騰飛，必須再度祭起恐怖的法寶，把所有可能的、潛在的批評聲音打啞，從上到下消除一切障礙。
選什麼樣的人當犧牲品，以什麼藉口來清洗他們，是毛那年冬天反覆思考的問題。他整天半躺在床上，吃飯坐在床沿，起床只是去上廁所。
毛選中了知識份子。傳統上他們是民族的聲音。迄今為止，毛讓他們過比普通老百姓優裕的生活。有名的、有成就的，待遇甚至優於中共高幹。只是他們失去了表達思想的自由，不停地被迫搞「思想改造」，接受強制性的精神折磨。毛說：「有些外國人說，我們的思想改造是洗腦筋。我看也說得對，就是洗腦筋嘛！」 洗腦還不算，他們在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中備受打擊。
知識份子中，首當其衝是民盟等「民主黨派」的成員。為了擺樣子，毛允許這些人在政府內任職，甚至國務院部長一類的高職。他們有頭腦，有影響力，有一般人得不到的資訊，還有中國知識份子為民請命的傳統。他們的批評聲音一向使毛很不舒服，在內部罵他們是「歷史上包下來的一批王八蛋」，說：「每年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政協會議，總是要對付他們一場。通過法案，他們都舉手，下去視察就找岔子」。一個是法制，一個是農民苦，一個是沒肉吃。總的是社會主義有沒有優越性。」毛要把他們清除出去。
這些人同中共高層如周恩來，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整他們可以起敲山震虎的作用。
為了整這批人，毛設了個陷阱。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在民主黨派人士眾多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四個小時的話。他顯得通情達理，批評斯大林「殺錯了很多人」，給人印象是中共將來不會再殺人了。他借用成語，說中國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要人們起來批評共產黨，監督共產黨，幫共產黨「整風」。講話錄音事後專門放給不在場的民主黨派人士聽。三月一日，毛再次對他們講話，請他們批評中共，特別聲明「言者無罪」。
沒人猜到毛鼓勵人們暢所欲言，是為了用他們說的話作藉口鎮壓他們。這個意圖，毛只透露給了少數幾個親信，其中有上海地區的負責人柯慶施。四月初，毛在杭州對這些人說，他歡迎批評共產黨的講話，已使知識份子「猶豫情緒變得比較開朗」，開始「鳴放，了。他說：「鳴好鳴壞；由他們自己負責，反正總有一天要整到自己頭上來。」「我們要放，要硬著頭皮，讓他們攻！」「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一鬧……讓他們罵幾個月。」毛說他是在「放長線釣大魚」。他後來還用過類似的字眼來形容他的策略：「蛇不讓它出來怎麼能捉它，我們要叫那些王八蛋出現唱戲，在報紙上放屁，長長他們的志氣」「我們是一逼一捉」。「引蛇出洞」是對毛的陰謀的貼切描述。
毛的陷阱設得很成功。一旦高壓的蓋子梢梢鬆動，對共產黨的不滿就像潮水一樣湧出，傾瀉在兩個特許的場地上：大字報和座談會。這兩種方式不像印刷品發行面廣，影響面大，只侷限在小范圍內。
尖銳的矛頭有直指共產黨專制制度的，王書瑤的大字報：「斯大林錯誤的原因是什麼呢？是因為他驕傲了。但是他可以破壞法制、進行獨裁、進行瘋狂地屠殺的保證又是什麼呢？，他認為，無論是蘇共還是中共都「害怕說出問題的原因，是由於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 張錫錕的大字報把中共統治比作「希特勒統治」。
數不盡的抨擊中還有這樣一些話：’現在的政府不保護公民權利的狀況，還不如封建王朝和蔣介石。
「憲法自一九五四年通過以後，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把憲法當作手紙」。
「親身經歷過三反、五反、肅反這些運動的人，想起來就感到心驚肉縮，毛骨悚然。」「真是人人自危，社會大恐怖。」「批鬥的場面，比坐牢難受多了。」
岑超南的大字報一針見血地寫道：「毛主席說：發揚民主，鼓勵批評，只有理論價值罷了，當人民的公民權利在實質上還沒有保證的時候，當打擊、報復、暗害盛行時，批評者地位沒有保障時，當你的命運還被掌握在領導的手裡時，鼓勵批評，不過是對批評的諷刺。」「要真正整風，首先要把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掃而空！」
法制，與民主連在一起。監察部副部長王翰要求司法部門獨立於中共領導：「監察機關從屬於誰，就不能監察誰」。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賈潛說： 「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們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審判員只需服從法律，再不必有什麼黨的領導了。」
著名劇作家吳祖光問：「對於文藝工作者的「領導」 又有什麼必要呢？誰能告訴我，過去是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和莫裡哀的？」
中共最諱莫如深的外交政策也不乏人批評。國民黨時期的雲南省長、中共同路人龍雲說「抗美援朝戰爭的經費，全部由中國負擔很不合理」，主張壓縮對外援助。略知內情的人把大把撒錢的援外叫作「打腫臉充胖子」。
政權毫無透明度，人民毫無知情權，被譴責為「有意識地愚民」。北大的呵欠伯這樣結束他的大字報：「在魚米之鄉吃南瓜而肚子脹，吃草根而餓死農民的消息，確有所聞，報上卻隻字未見，豈不引人深思。」
為農民呼籲的人尤其多。朱慶圻從報上看到政府經常舉行盛大宴會，為了歡迎蘇聯國家主席伏羅希洛夫，曾舉行上千人的盛大酒會，他問道：「既然我們公開承認我國人多經濟落後，實行公開的統購統銷政策，宣傳要勤儉辦社、勤儉辦國，為什麼還要這樣大擺國際場面？」特別是在農村出現了「黨員土皇帝」的稱號，甚至採用打罵、禁閉等方式強迫農民賣餘糧」。這位勇敢的作者警告說：「要知道農民由於對統購統銷施行的不滿是會將毛主席的像丟在廁所內的。」
這些盛開的百花中，一般民眾只能看到少數被掐頭去尾的幾朵。毛澤東非常仔細地掌握著什麼可以在報上發表，指示說：「機關學校出大字報的消息，報紙不應登載」。毛格外強調不准串聯，說：「反動分子將到本機關本學校以外的工廠學校去活動，要預作佈置，實行擋駕。」學生們出的刊物被宣布為「反動刊物」，編輯受到「逮捕和法辦」的威脅。由於嚴密的控制，知識份子的意見無論怎樣合民意，也不可能對毛的政權造成任何像匈牙利事件那樣的威脅。
六月六日，毛讀到一份內部簡報，上面說北京大學某學生寫了篇題為{我的憂慮和呼籲)的文章，說黨中央開始分裂，毛是主張「鳴放」的，遭到中共黨內保守勢力的反擊，有人想逼毛下臺。毛封鎖訊息的結果竟使他被誤會成了自由派的先驅。北大有人大聲疾呼要大家「團結在毛澤東--赫魯曉夫的周圍」，還有人天真而充滿感情地寫道：「看來我們親愛的毛澤東同志處在十分困難的地位……，毛在內部簡報上批語說：「完全造謠，但值得注意。」幻想有毛的支持會使人們更大膽，採取更多的方式反抗。毛決定「引蛇出洞」立即停止。
第二天，毛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動了反右派運動，說右派正在向共產黨挑戰，要共產黨下臺。中共的鎮壓機器就此啟動。
六月十二日，毛把一份他親自署名的通知(事情正在起變化)印發全黨。他把寫文章的時間定為五月十五日，在文章裡說，他迄今為止搞的都是「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毛不能讓他的黨以為他是自由派，那樣他們也會自由派起來。
在這份通知裡，毛把右派的人數定為知識份子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十。結果，中國五百萬知識份子中，至少五十五萬被劃為「右派」。他們中也有人是什麼’反黨」的話都沒說的，硬戴上帽子來填比例．毛痛恨的民主黨派人士被一網打盡，包括民盟負責人交通部長章伯鈞、森林工業部長羅龍基。就像把不搭界的高崗、饒漱石拉在一起打成「高饒反黨集團」一樣，毛硬把冤家對頭的章伯鈞、羅龍基湊成「章羅聯盟」。
毛需要知識份子。但是搞政治的，搞社會科學的如作家、藝術家、歷史學家，毛不需要。他要的是科學家、技術人才。九月八日，中共特別發了一個《關於自然科學方面反右派鬥爭的指示》：「要區別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不同情況，區別對待。特別是對於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學家和技術工作人員，除個別情節嚴重非劃不可者外，應一律採取堅決保護過關的方針。」「對有較高科學成就的，不可輕易劃為右派，必須劃的，也應「斗而不狠」：對有的人，「談而不鬥」。」 「對在日內瓦會議後爭取回國的歐美留學生，一般要「不劃不鬥」。為毛搞核武器的更是備受優待。
毛著重打擊的是為農民仗義執言的人。《人民日報》連篇累牘地，駁斥「農民生活苦」的無恥斕言」。龍雲的罪名之一是「強調這裡餓死人，那裡餓死人。」孫中山大本營軍需總局局長羅翼群曾說農民「接近餓死的邊緣」。他所在的廣東省組織了一場二十多天的農村「視察」，讓他吃夠了苦頭，由《人民日報》跟蹤報導。每天，只要他一出門，中共就組織幾百人甚至幾千人圍上來，圍攻羅翼群，並在羅翼群坐的車身上貼滿了詛咒他的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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