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黑磚窯事件曝光後，舉國震驚，世界震驚。面對這種公然挑戰人類文明底線和基本良知的極惡，我們感到驚愕，感到憤怒，感到悲哀，感到無奈，乃至感到絕望──因為我們實在無法相信這種事情會發生在今天，發生在中國。不要說「社會主義中國不允許這種事情」，整個人類社會都不允許，因為這是一種極惡，犯罪份子所犯的是一種反人類罪。正因為這樣，由這種惡引發的驚愕、憤怒、悲哀乃至絕望感，沒有國界、不分民族、超越制度。
挑戰人類文明底線的極惡
這是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惡，也是在我們關於「惡」的知識系統中難以理解和解釋的惡，因為我們還沒有發明解釋這種惡的理論。在我看來，「反人類的極惡」可能是與之最接近的命名。
首先，其惡的程度超過了黑社會所作的惡，因為一般情況下，黑社會也講究「規矩」，所謂「盜亦有道」。黑社會的通常對手是國家機器或其他黑社會組織，它一般不會無緣無故地傷及無辜，更不會拿未成年人和智障者開刀；
其次，其惡的程度也超過了買賣奴隸，因為即使是在奴隸買賣中，買賣雙方至少存在名義上的協議或相互同意，賣方（通常是被賣者的父母）至少在形式上參與了買賣交易，而且拿到了那怕最少的報酬。
這種惡使我想起了法西斯主義──雖然它不屬於種族滅絕。黑磚窯猶如納粹集中營。黑磚窯中的那些民工在被拐騙後裝進麵包車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徹底從公共世界中消失，他們失去了自己的公民身份和法律身份，在這點上他們還不如監獄中的罪犯，罪犯至少還有自己的法律身份。正因為這樣，公共世界無法知道磚窯中發生的一切，當然也無法維護這些民工的權利，懲罰那些徹底喪失了人性的罪犯。
由此事件引發的值得反思的問題真是太多了。這決不是幾個黑窯主、包工頭以及人販子所能完成的極惡，它反映了我們的制度和文化方面的根本性問題：到底哪些力量參與了這種惡？一個人為什麼這麼輕易地就會在公共世界上消失？失去了孩子的父母為什麼除了自己隻身去大海撈針一樣地尋找孩子以外，就沒有別的更好的辦法？我們的一些公安機構、執法機構為什麼成為作惡者的保護傘？為什麼在這種駭人聽聞的極惡被曝光後，我們的主流新聞媒體的主要版面和黃金時間仍然在歌功頌德和歌舞昇平？為什麼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各種令人髮指的事件總是等「中央領導」批示後才得以「迅速解決」（其速度之快讓我們更加堅信政府部門和執法部門的辦事效率，也更加相信這些事件之所以屢屢發生，不是因為政府不能有所作為而是不想作為，所謂「非不能能也，乃不為也」）?如果所有重大的侵犯人權的惡性都需要中央領導的批示才能解決問題，這倒底是國家之幸還是國家之不幸？還有多少同樣令人髮指、同樣滅絕人性的事件因為沒有這樣的批示而繼續在中國大地上肆虐？而且就在這個事件最最猖獗的時候，多少中國民眾正沉浸在於丹的「快樂哲學」中！這正是我感到無奈乃至絕望的原因！
黑磚窯事件也使我們更加清醒地意識到我們自己的危險處境，在一個人的基本生存權利、安全權利不能獲得保障的社會，受害民工的遭遇很可能明天就發生在我們或我們的孩子身上。我們應該更加清醒地意識到我們的社會、國家到底處在什麼樣的發展階段。對於那些鼓吹中國已經「脫第三世界」，並正在「和平崛起」，甚至早已已經進入所謂「後現代」的知識界人士，黑磚窯事件無疑是一個極大的反諷！
集體性的道德淪喪是怎麼發生的？
很多人已經注意到黑磚窯事件暴露的集體性的道德敗壞和人性的集體沉淪。依據我在農村長大的常識，越是不發達的地區就越是保留了前現代社會的特點：村和村之間、鄉和鄉之間是一個類似放大的家族社會，雖然沒有發達的媒體，但是這種熟人社會自有自己的傳播和溝通方式。說山西運城等黑磚窯集中的本地人不知道磚窯裡有童工、奴工是決然不可能的。那些當地的派出所人員則更是心知肚明。然而他們在慾望和金錢面前集體沉默了。因此，我們要進一步追問的是：這麼多人的人性是怎麼敗壞的？
一個最可能被人們接收的解釋是市場經濟和利益驅動。但是這個解釋不能讓我們信服：為什麼在其他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卻沒有出現類似事件？我不相信人性本惡或者本善的形而上學假設，我相信人性是歷史的產物。我們這個時代的基本特點是極權主義和消費主義的直接對接。文革極權主義極大地敗壞了人性，它的最大災難在於摧毀了人類的基本道德準則，對人的權利的隨意侵犯在人們的心目中種下了道德虛無主義的種子，這個虛無主義的種子曾經掩蓋在「歷史發展的必然法則」的堂皇旗號下為所欲為，為了「革命」可以肆意踐踏人的尊嚴和生命。而在今天，這個虛無主義的怪獸又遇上了中國式消費主義的 「大好時機」，「革命」的位置被「金錢」佔據，於是，為了「革命」可以肆意踐踏人性的道德虛無主義原則在新的歷史時期轉化為「為了金錢可以無惡不作」。在極權主義的遺毒沒有得到清算的情況下，我們的社會就匆匆地進入了消費主義時代，消費主義刺激了人的慾望，而道德底線的闕如又使得這種慾望像脫韁的野馬狂奔不止。慾望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受制約的慾望，不受制約的慾望就是獸慾，而且是集體性的獸慾！正因為文革極權主義把太多的人變成了野獸，才有今天這麼多喪盡天良、從來不知道還有什麼事情是不能作的黑窯主、包工頭、打手以及地方官員和公安警察。可以想見，今天為了金錢揮向童工的鐵鏟，在「革命」年代肯定會毫不猶豫地揮向黑五類，揮向自己的老師、同事乃至親人。從全民革命到全民賺錢，時代好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目的變了，人性的尊嚴卻沒有樹立起來，防止人作惡的道德防線沒有建立起來，因此，我們看到了歷史的驚人的相似：如果對人的生命和權利沒有的敬畏和尊重，還有什麼令人髮指的事情做不出來呢？
也許有人會說：這些犯罪份子絕大多數沒有參加過「文革」，他們的人性沉淪和道德淪喪和「文革」有什麼關係？不錯，他們是沒有參加過文革，但是他們是在被 「文革」毒壞的社會環境中長大的，文革所造成的道德虛無主義並沒有得到徹底的有效清除（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我們一直沒有徹底反思文革也沒有這種反思的良好環境），反而在新的中國式消費主義的大潮下惡性發作。在某種意義上說，不瞭解文革的人才受到文革的遺毒更深。
謹防感恩代替了反思：三論黑磚窯事件
中國歷史上屢屢發生的一個怪異現象是：弱者在蒙受了強者的專橫跋扈、無禮對待後，只要強者事後做了「道歉」和「自我批評」（常常不是真心的），弱者就不再反思強者為什麼能夠屢屢虐待自己？自己為什麼總是蒙受冤屈和虐待？應該如何徹底根除強者虐待自己的制度原因；相反對後悔、自我批評的強者感激涕零，心存感恩。結果常常是，虐待和冤情不久就再次降臨到自己的頭上。如此循環往復，已經成為中國特色的感恩文化傳統。
縱觀近日來媒體關於黑磚窯事件的報導和評論，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對於這個悲劇性事件的反思和批評真在悄悄轉化為對各級政府，包括黑磚窯所在的地方政府的正面報導，甚至可以感覺到人們的憤怒真在逐漸被對官員們的感恩戴德所取代。今天是某某領導公開道歉，明天是某某領導到醫院看望受到虐待的奴工，後天則是某某領導親自把慰問金送到奴工的手中。比如，據報導，那個虐待奴工最嚴重的黑磚窯所在地之一的廣勝寺曹生村，其所屬的洪洞縣領導，專門派工作組到湖北看望曾經在那裡受到虐待的民工水道宇及其家人，併發放賠償金4000多元，慰問金1000元。
於是人們心裏逐漸溫暖了起來，憤怒、驚詫、批評的聲音漸漸淡出，好像希望又回來了：人家已經知錯了而且道歉了，就不要再不知足啦，應該感激才對。
我當然不反對洪洞縣領導的這個舉措。但是我認為這不能替代我們對此問題的進一步追問：洪洞縣的最高領導對發生在自己所轄領地的一系列令人髮指的事件到底負有什麼責任？就是在這個縣，有些警察公然只允許家長解救自己的孩子而不要管別的孩子，並任由窯主恐嚇家長，也是在這個縣，有勞監部門工作人員參與了倒賣童工從中牟利；還是在這個縣，有人為黑心窯主通風報信使其銷毀現場逃之夭夭。試問：這個縣的領導對此沒有責任麼？他們的道歉和慰問能夠抵消人們對這一系列問題的追問麼？當然不能。而且我說的這種反思精神還不僅僅針對洪洞縣，還有他們的上級以及上級的上級……。因為洪洞縣不是一個孤立存在的獨立王國，而是一個龐大且聯繫緊密的巨型組織的一個小小細胞，這個細胞的壞死不可能和整個組織無關。
中國的歷史反覆見證了一個事實：那些輕易地以知足乃至感恩來取代反思批判的人，很快災難就會再次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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