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天安門血案18週年(三):推動中國民主 民運與維權殊途同歸

八九民運已然邁入第十九個年頭,當前的中國大陸,經濟高速發展,政治改革卻停滯不前,貧富差距擴大、社會不公不義的現象嚴重,大陸民間興起的維權運動儼然成為現階段另一種型態的民主運動;民主運動和維權努力是殊途同歸嗎?兩者能否結合,共同致力於推展中國的民主法治?各界高度關注這兩項運動在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角色。

◎ 選擇留下 推動民主選舉

1989年中國大陸大學生發起的爭民主自由運動,慘遭中共當局的武力鎮壓,當年參與抗爭的人士或為理想而失去寶貴生命,或鋃鐺入獄、飽受失去自由的痛苦,或流亡海外、備嘗離鄉背井的艱辛。但「六四」精神永存世人心中,大多數的民運人士不改初衷,繼續推動中國大陸邁向民主法治。

擁有「中國民運三朝元老」稱號的大陸資深民運人士陳子明,被北京當局扣上「八九民運幕後黑手」的帽子,判處13年有期徒刑,直到去年10月初,才回覆完整的公民身份。

陳子明表示,他準備繼續過去的事業,包括推動民主選舉和成立民間智庫,以發展中國大陸的公民社會,推進中國大陸的民主法治:『在80年代初,我們就發起了北京市各大學的人民代表競選運動,通過選舉的方式,把擁護民主的人選上去,參加到人民代表權力的機構中去,當然,這個過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這樣的一個過程就像臺灣民主運動所揭示的那樣,那是一個必須的過程;其他當然還有很多種種的方式,譬如說,我們在80年代,還搞一個民辦的智庫(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也很有規模,(而)到現在,也還沒有類似於我們當時這樣規模的一個民間智庫出現,那麼,我們當然還希望,能夠把這樣的智庫再辦起來。』

◎ 流亡海外 借鏡他山之石

相對於陳子明留在中國大陸,嘗試從體制內推動改革,流亡海外的大陸民運人士則是透過親身感受,汲取外國民主轉型的珍貴經驗。許多民運人士,例如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王丹、張倫以及資深民運人士王軍濤等人,到了海外,都繼續讀書深造,為日後回到中國大陸推動民主化進程預作準備,而他們也都已經學有所成。

王軍濤和陳子明過去是併肩合作的夥伴,「六四」之後,也有相同的境遇;但是,王軍濤在1994年被送往美國,開始流亡生涯。王軍濤認為,在中共嚴密監控下,民運人士在國內並沒有太多的著力點,在海外卻能夠實地學習及全面思考問題。王軍濤說:『在海外,我們有一個優勢就是,能夠看到別的國家的經驗教訓,這樣在將來中國的轉型機會再到來的時候,中國人可以做得更好一點,因為,我們不僅僅有我們自己的切身的、迫切的要求,進行民主轉型,而且,我們看到了這個世界二、三百年來這種民主政治轉型的經驗和教訓。』

◎ 傳達大陸民運人士心聲 敦促國際關注中國問題

多年來,海外民運人士一方面充實自己,一方面關注中國大陸情勢發展,從事和民主運動有關的活動。王丹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王丹表示,民運人士在海外扮演了重要的橋樑角色:『今天在西方的眼光裡,大家看到的普遍的僅僅是經濟發展這個層面,其實,這個層面,我們認為,完全不能代表中國的真實面貌,那麼,如何把中國政治上的,退一步,包括對人權的迫害以及中國存在嚴重的社會不公的問題,向世界展現,希望能夠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我覺得,這是首先我們應該做的事情。第二點,國內的民主運動是真正的主戰場,我們在海外如何能夠為他們提供幫助、為他們提供輔助,或者說幫助他們,把他們的聲音傳到國際社會,這是我們第二個能做的工作。第三點就是,未來的中國變化,其實也是需要很多理論和思想上的準備,今天我們生活在西方社會,可以近身的接觸很多老牌民主國家的經驗,那麼,利用這個機會去學習其他國家的經驗,去做一些思想和理論上的準備,這個也是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 主動維護合法權益 維權屬廣義民運

八九民運之後,中國大陸不曾出現有組織、具規模的民主運動,但是近年來,大陸民間興起維權運動,不論件數和規模都迅速升高。維權運動從維護個人合法權益出發,民主運動以政治訴求為主;兩者表面上看似不同,實質上卻都反映了中國大陸民眾的公民意識正在提升。

王丹認為,維權運動本身就是民主運動:『其實今天在大陸積極從事維權運動的人士,我想,基本上也都是原來參與過民主運動的人士,從人員上、從訴求上講,基本上是重合在一起的,只是說,今天的維權運動表現得可能更沉穩、更成熟一些,而不是說,像過去民主運動那樣,僅僅提出一些像三權分立等等這些比較高的理論訴求而已,實際上,我覺得二者是一個。』

陳子明也有相同看法,他認為,維權運動屬於廣義民主運動的一部分。陳子明說:『維權並不直接指向政權的更替,或者指向政治制度的改變,它還是維護個人的、或者小團體的、或者某個階層的具體的權益;但是,這種以自己個人和小團體的方式來爭取權益,而不是等待共產黨去賜予的方式,本身就是對共產黨體制的一種動搖,所以,這也是一個廣義的民主運動。』

◎ 民運與維權殊途同歸

正在大陸民間如火如荼進行的維權運動,主要是循法律途徑來爭取或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民主運動則是走革命路線,從體制外推動政治改革,兩者方法雖然不同,目標都是促進中國大陸成為民主法治社會。有人認為,維權和民運其實是殊途同歸的,兩者可以相輔相成。

王軍濤表示,中國正在轉型,中國共產黨希望妥善治理國家,卻又顧慮自身的政治利益,未能放手根本解決弊端;原本打算從體制內來解決問題的維權律師,終將意識到,現行體制無法解決當前的一些問題,唯有進行政治改革,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王軍濤說:『我覺得,所謂的殊途同歸,就是他們最後會意識到,他們得要接受反對運動的政治訴求,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也就是要改革政治體制;當然,這不是說所有的訴求都會被接受,因為,反對運動中也有主張用和平理性的方式改變現行體制,也有人主張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我想,很多維權律師不會接受後一種的方式,但是,會跟前一種的反對運動,跟這種和平理性的要求結合起來。』

◎ 維權增進信心 民主前景可期

從1976年的四五運動、1979年西單民主牆運動、八九民運到現在的維權運動,中國大陸公民社會出現明顯進展,中國的民主化前景似乎值得期待。

王丹表示,社會力量如果超越國家力量,民主化的實踐就指日可待,他覺得,今天的中國大陸,社會力量的增長速度已經超過國家力量的增長,而維權運動是最主要的信心來源。王丹說:『維權運動代表著中國公民社會的一個雛型,它的基本特點就是,它不僅僅是去追求一些理論上的訴求或者說一些啟蒙性的東西,它是把對民主的理念和老百姓的具體權益結合在一起,它從過去的理論啟蒙,發展到今天的利益伸張,這個代表著中國公民社會越來越成熟,越來越知道,如何利用當局的一些法律空隙,能為自己的權益擴張出更大的空間,這個方向如果繼續發展下去,可以預見到中國公民自身的成長會越來越成熟和強大,那麼,這個就是中國的希望所在。』

王軍濤則是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的民主前景。他表示,如果以經典的民主革命觀點來看,中國的民主空間不是很大;但如果根據第三波民主化的經驗,中國存在相當大的民主空間。王軍濤表示:『當中國的各種利益集團發現,他們誰也吃不掉誰,需要引進一些新的規則來規範他們爭權奪利過程的時候,他們就會發現,民主、法治等等這些都是不可少;這就是說,在現在的統治集團和菁英中間,他們雖然一方面在舊的體制中發了一些政治財和商業財,但另一方面,他們也意識到,如果沒有一個新的制度的規範,他們的安全也會受到很大威脅;其實民主化和其他的政體規則一樣,它也是個爭權奪利的規則,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民主化在現在中國大陸有一個越來越大的利益基礎,不光有它的理念基礎了,所以,這個空間還是挺大的。』

◎ 臺港經驗 值得師法

成熟穩健的公民社會,是國家發展民主法治的基石,而公民社會的發展,主要仰賴內在力量的推進,如能再師法其他國家,必定可以事半功倍。

有鑒於此,王丹呼籲國際社會,特別是臺灣和香港,能夠和中國大陸分享經驗:『在一個全球化的環境下,其實,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還需來自國際社會,來自其他華人的地區,包括像臺灣、香港這樣的地區的大力的幫助,因為,畢竟公民社會的發展在中國是個比較新的現象,而在其他的國家、尤其像在臺灣這樣的地方,是已經積累了很多的經驗,那麼,如何把這些經驗傳達給中國內部的公民社會,我覺得,這是國際社會和華人地區應該更積極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在經濟繁榮發展的支撐下,中國正在國際間快速崛起,為了安撫一些國家的疑慮,北京方面強調和平崛起;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中國領導人如果能夠順應民意,推行政治改革,施行法治,促使中國大陸社會正常發展,「中國威脅論」自然會消弭於無形。(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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