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母親""六四"18週年座談紀要選

"共產黨把我們當敵人"

十八年來,"六四"受難者和受難親屬承受著巨大的傷痛,無處說話,無處伸冤,但他們堅持了不屈的抗爭。從而,他們成了中共當權者的打壓對象和眼中釘。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被列入這個打壓名單的,不僅是丁子霖一人,也不僅是張先玲、周淑莊、李雪文、徐玨、尹敏等群體的主要人員,其中還包括北京的趙廷傑、張樹森、張振霞、金貞玉、杜東旭、尤維潔、黃金平、張艷秋、郭麗英......以及外地的吳定富、孫承康、周治剛、潘木治、劉仁安等一大批。有些難友生前受盡警察的野蠻暴行,現已先後離世,其中有吳學漢、蘇冰嫻、鄺滌清等等。粗略算起來,這十八年來受到不公正對待的難友不下七、八十人,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歷次公開信的聯署者。各地公安和安全系統經常採用上門恐嚇、出門跟蹤、電話監控以及軟禁、傳訊乃至刑事拘留等等手段,無端地限制、剝奪"六四"難屬的人身自由。有些邊遠省市,還沿用了毛澤東時代對待地、富、反、壞、右等"管制分子"的規定,即出門要批准,回家要報告,平時不許亂說亂動。這說明中共當局面對"六四"的恐懼和虛弱,他們懼怕難友們聯合起來,懼怕他們向外界發出聲音。另一方面也說明,"六四"難屬這十八年的抗爭,使中共的掌權者感到了威脅,成了中共權勢者的心腹之患。

"六四"遺孀付媛媛回憶了這些年來所遭受的不公正對待,她說:我丈夫鄺家三代人中,不是被"鎮壓",就是被槍殺,中間一代沒完沒了地挨整,總算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但也沒有過上幾好日子。89年鄺敏遇難,我公公嚥不下這口氣,豁出去參加了難屬群體的簽名上書活動,從此不斷遭到警察的監視和盤問。我公公前年含冤離開人世,派出所的民警很久都不知道。有次民警問居委會:"鄺滌清最近沒有事吧!"(指有沒有給政府找麻煩)居委會的幹部回答說:"早死了。"這位民警的第一反應竟是:"這下我們可省事了!"付媛媛說:我不恨那些民警,他們也是一般的老百姓,他們是奉命行事,但說出這樣的話實在太傷人了,當我們什麼了?!把人家打死了還不讓人說話。

付的公公叫鄺滌清,遇難的丈夫叫鄺敏,鄺敏遇難時,剛結婚不久,沒有孩子。此後鄺老先生就與兒媳一起艱難度日,兒媳悉心照顧這位年老多病、無依無靠的老人,沒有再嫁,近年來,她皈依了佛門。

在這次座談中,難友袁淑敏也談到了公安警察對她家的騷擾。她說:多少年來,每到"六四",他們就找我,民警換了一個又一個,換一個,找我;換一個,還找我。有次把我叫到居委會,一看派出所來了四五個人。他們審問我說:你們的組織誰是負責人?誰是"頭"? 我回答他們:我們沒有"頭",你是問我們是怎麼組織起來的?那我告訴你:我們沒有組織,我們都是自個兒走到一塊的。警察又問我,那麼你們是怎麼碰到一塊去的?我說,人走了都得放在八寶山,我們的問題沒有解決,不都要去八寶山掃墓嗎?碰到別的家屬,大家就不能叨嘮叨嘮心裏的話,一叨嘮,大家不就都認識了嗎!警察還問我:是男的還是女的?我說你指什麼呀,我告訴你,有男有女,你問這幹什麼,什麼意思。警察還盤問我誰動員簽名的?我回答他:誰叫我簽我都簽,你叫我簽我也簽,只要能解決"六四"問題。

難友們這麼多年與警察的交道打得多了,也漸漸就學會了怎麼應付。徐玨女士為我們難屬群體作了很多事情,是群體中的一個主要成員。她在發言中說:我們所做的事情都是有理有節,有勇有謀,也很團結,很民主,所以我們能夠堅持這麼長久的抗爭,得到全世界的支持。我們現在並不孤單,包括單位的同事也都對我很同情、很尊重,有時便衣警察跟到我單位,我的同事都不迴避。但是,政府卻對我們非常冷漠。我不知他們害怕什麼,常常把我們限制在家裡。那年趙紫陽先生去世,要在八寶山舉行遺體告別,我好不容易拿到了一張票,後來公安的人發現了我是難屬,就來了七八條大漢,不許我出門參加趙紫陽的遺體告別。我說為什麼不讓我去,人死了去送一送都犯法?還講不講一點人性!後來我出去買菜,他們也不讓,說幫我去買,我說你們買的我不愛吃。我偏要出去,他們就上來拉我,我說你們敢動我一下!他們強迫我坐他們的警車,我拒絕,我說這是對我人格的侮辱。他們只得跟我去了菜市場,但回來的時候,還是強行把我塞到了他們的警車裡。你說,這叫什麼?老百姓都罵他們。我的鄰居勸慰我,給我送菜送餃子。他們怕我想不開,出意外,我說我死了兒子,丈夫又氣死了,我不會去死了,死了他們高興。

由於難友周淑莊已經半癱瘓,無法出席這次座談會,丁子霖向在座的難友介紹了周淑莊近年來的情況。周在"六四"十週年的時候因頻繁地接受海外媒體的採訪,精神過度緊張,不幸突發腦溢血,從此失去了語言表達能力,靠輪椅行動。但就是這樣,警察還不放過她。每逢清明、"六四",都對她嚴密監控,不許出門。不止一次,警察都把她堵在家裡,經過來來回回反覆交涉,才允許連人帶輪椅把她抬到警車上,一路警戒開到目的地--西郊萬安公墓。這里長眠著七、八位"六四"死難者。對於一個基本失去行動能力的老人,用得著這樣懼怕嗎?據說,是為阻止外國記者的採訪和報導。其實,難屬們無非是向死去的親人獻上一束鮮花,灑上一杯濁酒,表達一下追思與緬懷而已,並不想藉此製造什麼轟動的新聞效應。

中共當權者至今不肯放棄傳統的階級鬥爭觀念,也不肯消除頭腦裡的敵對意識。在他們眼裡,天安門母親群體正是一個與其政權敵對的體。他們不敢公開取締,就實行嚴密的監控,剝奪其行動自由。

天安門母親作為一個特殊的受難者群體,她們十多年來所進行的抗爭,說到底也是一種維權鬥爭。這次在座的很多難友,都談到了自己這些年來與警方有理有節地進行抗爭與週旋的故事。她們堅持一條底線,那就是不容辱沒自己死去的親人,不拿自己的人格尊嚴作交易。他們都主張,在上述前提下,儘可能避免與警方的衝突,儘可能爭取警員的同情。因為作為那場大屠殺的受害人,還有更多重要的事情在等著我們去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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