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城親歷記
槍聲喚醒了北京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兩點多鐘,我忽地醒來。街上時斷時續的槍聲使我明白,局勢已經惡化。我坐起來,馬上記起昨晚臨睡前向家人許下的「絕不去廣場」的諾言,我躡手躡腳地穿上衣服,生怕妻子聽到動靜會吵嚷起來,不讓我出門。
街上行人並不多。我騎車來到北京商學院附近,大學生們的廣播在不時提醒:軍隊的裝甲車已在建國門軋死了兩個人,「腦漿崩裂」,而對於槍聲更緊的遠處的情況,廣播只是含糊地報導說:「傷亡慘重」。
我騎車到了呼家樓附近的一個路口,幾輛公共汽車緩緩地從人群中開出,已上了車的人們都在齊聲叫著:「中國人,上來!中國人,去廣場!」我到了長安街東口,看到的就完全像電影中的場面了。路障不止是設在路口,一排排的大型車輛、隔離墩和能找到的障礙物全被擺在馬路當中,一群群人在黑暗中激動地交談,不少人都為剛開過的那輛裝甲車竟能那麼輕易地衝過路障而驚訝,也有不少人在默默地但又很迅速地向著天安門廣場走去。
「人民軍隊」的槍口對準人民
我也在不停地向前,繞過一處處路障,在南池子路邊,我放好了自行車,來到和軍隊對峙著的人群中。前方六七十米,是軍隊展開的警戒線,他們用槍彈在公安部門前到南池子路口劃出了一道分界,這條界線的寬度足以保證他們不被石子和玻璃瓶打著,不斷有人被三輪車拉走,他們都是企圖越過這界線向軍隊投石塊而被子彈擊中的。
對面,數百名軍人迎著我們,平端著槍,蹲著。他們身後,是天安門前那段寬闊的路,沒有一個人影,只有一輛裝甲車還在燃燒。對廣場上學生們的包圍圈已壓縮到紀念碑前。
我和幾千市民坐在路中央,背後是更多的站著的人。人們不斷地呼喊著口號。每當軍隊用冷槍射擊那些扔石頭的人,人群就齊聲高叫:「法西斯!」「不許開槍!」相持了二十分鐘,憤怒和焦慮聚集得夠了,人們陸續在口號中站起來,一個小擴音器領著唱起《國際歌》。
終生難忘的畫面
在我的左邊,忽然起了一陣騷動,一個女孩子掙脫了幾支勸阻的手臂,衝開人們的阻攔,高聲叫喊著,衝出隊伍。看她的年齡,她該是個大學生,或許是要去解救已被圍在紀念碑前的那些同學,或許是因目睹了一幕幕殘忍的屠殺,已變得不顧一切了。她逕直向前奔去,甩掉了礙事的高跟鞋,似乎對人世間的一切美好事物也不再有一絲眷戀,迎著前方由士兵和槍口組成的整齊冰冷的「警戒線」,去了。
「你們殺吧!」在一片憤怒的嘈雜之聲,她留下了自己高吭尖細的喊聲。
人群也激動起來,像是聽到了什麼命令,人們叫著、喊著向前跑去。
對面,不愧是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排子槍及時響了起來,跑在最前邊的那個穿白裙子的女孩,成了我一生中看到的第一個倒在槍口下的人,她向前伸展了一下雙臂,然後,無聲無息地倒下了。這是一幅我終生難忘的圖畫:在黎明前的最後那段黑暗中,一個苗條的身影迎著無數噴著火的槍口,跑在人群的最前邊,飄動的白色衣裙像一面旗幟。
救人與被救
槍聲響起來便不再停歇,人群中不斷有人倒下,我向前跑得並不很堅決,在右胳膊挨了一顆子彈之後,我便站住了,當時傷處並不很疼,但我清楚,這是死神打的招呼。我想退下來,但身前身後一片憤怒的呼喊和叫罵聲使我不願後退。前面,三四百條槍在有條不紊地射擊。看不到士兵,只有子彈出膛冒的火,很多子彈打在堅硬的路面上,擦出一條條明亮耀眼的火花。這些從地面彈起的子彈到處亂竄,從而增加了殺傷力。
在我前邊,那個被射殺的女孩旁邊,又倒下了一個穿背心的青年,我打算上前救下這個人,因為我二十年前學的戰地救護的要領還記得很清楚。但我把其他的戰術動作全忘了,沒有臥倒,甚至沒有彎一下腰,所以我剛到他身邊便又中了一槍,左腿奇怪地一軟,我竟重重地砸在那垂死的人身上。我托起他的頭:「我來救你回去。」因為砸了他一下,心裏對他總有些歉意,但他的臉上毫無表情。我用雙手插進他的腋下,讓他的頭部枕在我肚子上,我開始仰臥著帶他向後爬。但只爬了一步,我便嘗到了骨茬刺到肉裡的滋味,我疼得大張開嘴,頭向後一仰,躺在地上喘起粗氣來。
槍聲不知在什麼時候停了下來,一群人叫喊著擁上來,四個人抬起我,在手忙腳亂中,我的腿被重重地搬弄了好幾次,我疼得亂叫,更讓我害怕的是,血一直在洶湧地流著,我指給他們看,馬上便有人脫下一件T恤遞過來,慌亂中給我繫在大腿上,並把我放到一輛車上。
受傷的人太多了,車廂裡每上一個人,我都要被重重地碰幾下,我不停地提醒那些忙亂的人,我叫著叫著,發現在這輛車上我其實只能算是輕傷員,其他滿身血污的人都已沒有了叫喊的力量,他們中的很多人恐怕未必能堅持到醫院。
車開動了,在滿是路障的東長安街上,車只能走走停停,一個站在車頭上的小夥子用哭啞了的嗓子對聚在路上的人群叫罵著:「快清路障!X你們媽!別光傻站著,人都快死啦!」
那些被喝斥的人顧不上計較,互相吆喝著,喊著號子,推開橫在前邊的大客車,一輛又一輛。
我不知道他們費了多大周折才將車開到醫院,雖然同仁醫院距離南池子並不遠,但這一天的路不能按里程計算遠近。
白衣天使對屠夫的詛咒醫院的秩序比街上稍強一些,我大概是第二個被抬下車的,擔架車推我到走廊時,剛送走第一個傷員的大夫過來檢查我的傷,他看了看我的腿,問了幾句諸如是什麼傷,怎麼傷的,在什麼地方,然後抓住我的手用力握一下,轉身又去看下一個推來的傷員。穿白大褂的大夫、護士都在匆匆地來回走著,一邊忙著,一邊咒罵,護士們用「王八蛋」「畜牲」這類詞彙來發泄她們的憤怒。
腿部受傷只能算是輕傷,我先被送進一間病房等候手術,同屋有一個體育學院(師大體育系?)的學生和一個同我年齡相彷的壯漢。學生是個健壯的高個子,躺在那裡都能顯示出他的魁梧,但卻在不停地哭,完全不理睬護士們的勸慰,於是護士不再阻攔一直要進來看看他的幾個同學。同學們怯怯地走進屋,圍在他身旁,想不出安慰的話,只是不住地說:「別哭了,別哭了!」護士悄悄地告訴我,他的右腿完了。我不敢想像,對一個學體育的孩子來說,這是個多麼殘酷的現實:一顆誰也不用負責任的子彈飛來,一下子就中斷了他的理想、抱負,他得需要多少時間才能適應今後的新生活--一個傷殘人的艱難生活。
我也在擔心自己的腿,腿肚子此刻已腫得皮球一般。我記得曾聽人說過,如果腫得利害就說明骨頭沒大事,但在他們抬著我在大街上奔跑時我分明聽到了骨茬相錯的聲音。
奇特子彈的威力
旁邊躺著的那個壯漢也是被打穿了小腿,每當有大夫進屋他都叫:「我的血怎麼總是流個沒完?」
子彈並沒有傷到他的骨頭,大夫一針就縫上了彈孔,然後,讓他翻身準備縫子彈的出口,但擦淨血污後女大夫就愣住了,我欠身看去,在粗壯的腿肚子上竟是一個茶杯口大小的圓形傷口,傷口處皮膚全不見了,血一點點地從那片紅色的肉絲上滲出,在同仁醫院實習的一個北京醫學院的女學生乾嘔起來,護士急忙叫來的一個男大夫也一時想不出辦法,大家一起束手無策地看著這古怪的傷口和疼得扭歪了臉的傷員。有人說這是「炸子」,有人說這是當兵的在子彈頭上蹭了油。其實這正是國際公約禁用的「達姆彈」。中共「絕對領導」的軍隊,竟然用這種子彈對付人民!
大家都在想,軍隊瘋了嗎?
幾天前,軍人們還在要求人民「理解」他們,可是今天,這些自稱「子弟兵」的人民解放軍,卻變成了充滿仇恨的劊子手!
醫院漸漸從最初的慌亂中恢復了秩序,X光機也開始工作了,我被推去照了片子,子彈在我的脛骨頂端穿了一個洞,大夫指著片子告訴我:你的脛骨整個給震酥了,所以抬你的人一扳脛骨就從中間折斷了。
擔架床通過擁擠的走廊,把我送進了手術室,走廊的長椅上躺著、坐著數不清的用各種方法包紮起來的傷員。
我躺到了手術台上。由於在大夫們給我接骨和縫傷口時都沒有打麻藥,我抖得一塌糊塗,不是打戰,不是顫抖,而是因脛骨的斷茬在腫起的肉中相錯引起的劇烈的抖動,連床似乎都跟著搖晃起來。我知道這樣會給大夫操作上帶來困難,但我忍不住。倒是大夫看出了我的歉意,對我說:沒關係,抖你的,想嚷就嚷兩聲!
大夫是個挺健談的人,他告訴我,因為沒有血漿,很多胸腹部受傷的手術全不能作,都躺在樓上的手術室裡等死。他說他是受不了才跑到樓下來的。
老幼都難逃毒手
在手術室外邊。我見到了多少受傷的人已數不清了,只記得在被打傷的人中有兩個小孩,女孩大約十歲,哭得很凶,大夫們都不大敢去碰她被子彈打穿的那只胳膊;男孩是稍後些時候被送進來的,不哭,大家紛紛誇獎他,用「看小弟弟多勇敢」這樣的話來激勵女孩。男孩的手掌被子彈從正中穿過,大夫們都清楚:這隻小手被毀掉了!還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鼻樑骨被鐵棍打傷了,包紮處理後便到處向人們講他的故事,走廊裡不斷傳來他鼻音很重的聲音。他在前門看著軍人毆打排著隊撤離的學生,打得很慘,忍不住上前勸說,一個不耐煩的軍人回手也給了他一棍。這位經歷過「舊社會」的老人實在是想不通:「我這歲數給他們當爹都富余,說他兩句都不行?」
天亮了,雖然陰得很厲害,還是亮了。軍隊的槍聲一直不斷,醫院裡也就不停地有傷員送進來,我不能再佔著手術室的這個位置。一張擔架床推著我,在整個一層樓到處尋找新處所。
病房見聞
我和學生們住到了一起。這是個小病房,三張床,靠窗的是一個師院的學生,另一張床上是天津大學的一個學生。天津大學這個學生的身上,根本找不到一處沒遭毒打的地方,當護士們洗去他身上的血跡時,皮膚上便全是青紫色的瘀斑。他因為拍攝武警打人,被亂棍打倒,後來,在武警們離開時,一個眼尖的傢伙看到他還活著,叫道:「這個還動呢!」於是四五個武警又給他補上一通拳腳棍棒。
我不停地向每一個新來的人問起廣場上那些學生的情況。有一個北大的學生是來獻血的,他從同學那裡得來的消息是留在廣場的最後一部分同學「全遇難了」。他說,當軍隊包圍了這些最堅定的學生時,學生領袖還在要求同學們靜坐,不要給當局以殺人的藉口。但此時軍隊已不需要什麼藉口,他們用鐵棍瘋狂地毒打學生,很多人被打得不能動了,也不許救護。受傷的學生中有人掙紮著坐起來,用鮮血在廣場的水泥地上寫下了「李鵬你永無寧日!」
一邊是熱心的人民 一邊是冷酷的野獸
不時有青年人來獻血,有被泥水血污塗抹得骯髒不堪的人一趟趟地送來傷員,還有一對老夫婦提著一個保溫桶,給傷員送粥和雞蛋。在冰冷嚴酷的現實中,人們之間用關心和同情相互溫暖著。醫院裡的這種氣氛極大地鼓舞了我,傷口雖說還在一跳一跳的疼,卻不再那麼難忍了。我開始覺得渴,覺得餓,我很節省地喝著大夫給我的一瓶注射用的生理鹽水。我清楚此刻醫院沒有更多的能力來照顧她的傷員。當手術室的大夫給北京血庫打電話聯繫血漿時,我就躺在一邊,遭到拒絕的大夫憤怒地叫道:「你們要是不給血,我就把傷員都拉到你那兒,讓傷員死在你們面前!」對方的回答冷漠而固執,「你拉來也沒用,我們已接到命令,一滴血也不能給!」
槍聲已很近了,大夫們催促那些能走動的傷員快些離開,「當兵的進了醫院不定會幹出什麼事呢!」一個小夥子問了我家的電話,急衝沖地走了,半小時後他又跑回來找到我,讓我不要著急,說他已打通了電話,還告訴我,他又救回來一個人,是在崇文門附近。
病房裡那個師院的學生被同學們從昏睡中叫醒,他們扶著他準備離開。令人擔憂的是那個天津大學的學生,他在北京沒有親人,同學也被衝散了,大家都擔心他即使不因傷重而死,最後也要落入戒嚴部隊手中。
外面的槍聲、飛機聲一直沒斷。新進來的傷員中已很少有學生,這些滿身血污的人在回答大夫的問話時都響亮地說:「我是市民!」市民,這個猥瑣的名字,似乎永遠只代表自私和目光短淺,可今天,在北京,它有點頂天立地了。
「六四」的血,永遠洗不掉!
六月四日,一個新的紀念日。這一天,統治者用人民的血把北京變成了一個地獄。不管他們用多少水來沖洗,也洗不掉那些血痕!儘管他們把整個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都挖掉路面重新鋪設,也挖不掉他們屠城的罪證!
(筆者附言:本文寫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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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爭鳴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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