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聲喚醒了北京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兩點多鐘，我忽地醒來。街上時斷時續的槍聲使我明白，局勢已經惡化。我坐起來，馬上記起昨晚臨睡前向家人許下的「絕不去廣場」的諾言，我躡手躡腳地穿上衣服，生怕妻子聽到動靜會吵嚷起來，不讓我出門。
街上行人並不多。我騎車來到北京商學院附近，大學生們的廣播在不時提醒：軍隊的裝甲車已在建國門軋死了兩個人，「腦漿崩裂」，而對於槍聲更緊的遠處的情況，廣播只是含糊地報導說：「傷亡慘重」。
我騎車到了呼家樓附近的一個路口，幾輛公共汽車緩緩地從人群中開出，已上了車的人們都在齊聲叫著：「中國人，上來！中國人，去廣場！」我到了長安街東口，看到的就完全像電影中的場面了。路障不止是設在路口，一排排的大型車輛、隔離墩和能找到的障礙物全被擺在馬路當中，一群群人在黑暗中激動地交談，不少人都為剛開過的那輛裝甲車竟能那麼輕易地衝過路障而驚訝，也有不少人在默默地但又很迅速地向著天安門廣場走去。
「人民軍隊」的槍口對準人民
我也在不停地向前，繞過一處處路障，在南池子路邊，我放好了自行車，來到和軍隊對峙著的人群中。前方六七十米，是軍隊展開的警戒線，他們用槍彈在公安部門前到南池子路口劃出了一道分界，這條界線的寬度足以保證他們不被石子和玻璃瓶打著，不斷有人被三輪車拉走，他們都是企圖越過這界線向軍隊投石塊而被子彈擊中的。
對面，數百名軍人迎著我們，平端著槍，蹲著。他們身後，是天安門前那段寬闊的路，沒有一個人影，只有一輛裝甲車還在燃燒。對廣場上學生們的包圍圈已壓縮到紀念碑前。
我和幾千市民坐在路中央，背後是更多的站著的人。人們不斷地呼喊著口號。每當軍隊用冷槍射擊那些扔石頭的人，人群就齊聲高叫：「法西斯！」「不許開槍！」相持了二十分鐘，憤怒和焦慮聚集得夠了，人們陸續在口號中站起來，一個小擴音器領著唱起《國際歌》。
終生難忘的畫面
在我的左邊，忽然起了一陣騷動，一個女孩子掙脫了幾支勸阻的手臂，衝開人們的阻攔，高聲叫喊著，衝出隊伍。看她的年齡，她該是個大學生，或許是要去解救已被圍在紀念碑前的那些同學，或許是因目睹了一幕幕殘忍的屠殺，已變得不顧一切了。她逕直向前奔去，甩掉了礙事的高跟鞋，似乎對人世間的一切美好事物也不再有一絲眷戀，迎著前方由士兵和槍口組成的整齊冰冷的「警戒線」，去了。
「你們殺吧！」在一片憤怒的嘈雜之聲，她留下了自己高吭尖細的喊聲。
人群也激動起來，像是聽到了什麼命令，人們叫著、喊著向前跑去。
對面，不愧是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排子槍及時響了起來，跑在最前邊的那個穿白裙子的女孩，成了我一生中看到的第一個倒在槍口下的人，她向前伸展了一下雙臂，然後，無聲無息地倒下了。這是一幅我終生難忘的圖畫：在黎明前的最後那段黑暗中，一個苗條的身影迎著無數噴著火的槍口，跑在人群的最前邊，飄動的白色衣裙像一面旗幟。
救人與被救
槍聲響起來便不再停歇，人群中不斷有人倒下，我向前跑得並不很堅決，在右胳膊挨了一顆子彈之後，我便站住了，當時傷處並不很疼，但我清楚，這是死神打的招呼。我想退下來，但身前身後一片憤怒的呼喊和叫罵聲使我不願後退。前面，三四百條槍在有條不紊地射擊。看不到士兵，只有子彈出膛冒的火，很多子彈打在堅硬的路面上，擦出一條條明亮耀眼的火花。這些從地面彈起的子彈到處亂竄，從而增加了殺傷力。
在我前邊，那個被射殺的女孩旁邊，又倒下了一個穿背心的青年，我打算上前救下這個人，因為我二十年前學的戰地救護的要領還記得很清楚。但我把其他的戰術動作全忘了，沒有臥倒，甚至沒有彎一下腰，所以我剛到他身邊便又中了一槍，左腿奇怪地一軟，我竟重重地砸在那垂死的人身上。我托起他的頭：「我來救你回去。」因為砸了他一下，心裏對他總有些歉意，但他的臉上毫無表情。我用雙手插進他的腋下，讓他的頭部枕在我肚子上，我開始仰臥著帶他向後爬。但只爬了一步，我便嘗到了骨茬刺到肉裡的滋味，我疼得大張開嘴，頭向後一仰，躺在地上喘起粗氣來。
槍聲不知在什麼時候停了下來，一群人叫喊著擁上來，四個人抬起我，在手忙腳亂中，我的腿被重重地搬弄了好幾次，我疼得亂叫，更讓我害怕的是，血一直在洶湧地流著，我指給他們看，馬上便有人脫下一件Ｔ恤遞過來，慌亂中給我繫在大腿上，並把我放到一輛車上。
受傷的人太多了，車廂裡每上一個人，我都要被重重地碰幾下，我不停地提醒那些忙亂的人，我叫著叫著，發現在這輛車上我其實只能算是輕傷員，其他滿身血污的人都已沒有了叫喊的力量，他們中的很多人恐怕未必能堅持到醫院。
車開動了，在滿是路障的東長安街上，車只能走走停停，一個站在車頭上的小夥子用哭啞了的嗓子對聚在路上的人群叫罵著：「快清路障！Ｘ你們媽！別光傻站著，人都快死啦！」
那些被喝斥的人顧不上計較，互相吆喝著，喊著號子，推開橫在前邊的大客車，一輛又一輛。
我不知道他們費了多大周折才將車開到醫院，雖然同仁醫院距離南池子並不遠，但這一天的路不能按里程計算遠近。
白衣天使對屠夫的詛咒醫院的秩序比街上稍強一些，我大概是第二個被抬下車的，擔架車推我到走廊時，剛送走第一個傷員的大夫過來檢查我的傷，他看了看我的腿，問了幾句諸如是什麼傷，怎麼傷的，在什麼地方，然後抓住我的手用力握一下，轉身又去看下一個推來的傷員。穿白大褂的大夫、護士都在匆匆地來回走著，一邊忙著，一邊咒罵，護士們用「王八蛋」「畜牲」這類詞彙來發泄她們的憤怒。
腿部受傷只能算是輕傷，我先被送進一間病房等候手術，同屋有一個體育學院（師大體育系？）的學生和一個同我年齡相彷的壯漢。學生是個健壯的高個子，躺在那裡都能顯示出他的魁梧，但卻在不停地哭，完全不理睬護士們的勸慰，於是護士不再阻攔一直要進來看看他的幾個同學。同學們怯怯地走進屋，圍在他身旁，想不出安慰的話，只是不住地說：「別哭了，別哭了！」護士悄悄地告訴我，他的右腿完了。我不敢想像，對一個學體育的孩子來說，這是個多麼殘酷的現實：一顆誰也不用負責任的子彈飛來，一下子就中斷了他的理想、抱負，他得需要多少時間才能適應今後的新生活--一個傷殘人的艱難生活。
我也在擔心自己的腿，腿肚子此刻已腫得皮球一般。我記得曾聽人說過，如果腫得利害就說明骨頭沒大事，但在他們抬著我在大街上奔跑時我分明聽到了骨茬相錯的聲音。
奇特子彈的威力
旁邊躺著的那個壯漢也是被打穿了小腿，每當有大夫進屋他都叫：「我的血怎麼總是流個沒完？」
子彈並沒有傷到他的骨頭，大夫一針就縫上了彈孔，然後，讓他翻身準備縫子彈的出口，但擦淨血污後女大夫就愣住了，我欠身看去，在粗壯的腿肚子上竟是一個茶杯口大小的圓形傷口，傷口處皮膚全不見了，血一點點地從那片紅色的肉絲上滲出，在同仁醫院實習的一個北京醫學院的女學生乾嘔起來，護士急忙叫來的一個男大夫也一時想不出辦法，大家一起束手無策地看著這古怪的傷口和疼得扭歪了臉的傷員。有人說這是「炸子」，有人說這是當兵的在子彈頭上蹭了油。其實這正是國際公約禁用的「達姆彈」。中共「絕對領導」的軍隊，竟然用這種子彈對付人民！
大家都在想，軍隊瘋了嗎？
幾天前，軍人們還在要求人民「理解」他們，可是今天，這些自稱「子弟兵」的人民解放軍，卻變成了充滿仇恨的劊子手！
醫院漸漸從最初的慌亂中恢復了秩序，Ｘ光機也開始工作了，我被推去照了片子，子彈在我的脛骨頂端穿了一個洞，大夫指著片子告訴我：你的脛骨整個給震酥了，所以抬你的人一扳脛骨就從中間折斷了。
擔架床通過擁擠的走廊，把我送進了手術室，走廊的長椅上躺著、坐著數不清的用各種方法包紮起來的傷員。
我躺到了手術台上。由於在大夫們給我接骨和縫傷口時都沒有打麻藥，我抖得一塌糊塗，不是打戰，不是顫抖，而是因脛骨的斷茬在腫起的肉中相錯引起的劇烈的抖動，連床似乎都跟著搖晃起來。我知道這樣會給大夫操作上帶來困難，但我忍不住。倒是大夫看出了我的歉意，對我說：沒關係，抖你的，想嚷就嚷兩聲！
大夫是個挺健談的人，他告訴我，因為沒有血漿，很多胸腹部受傷的手術全不能作，都躺在樓上的手術室裡等死。他說他是受不了才跑到樓下來的。
老幼都難逃毒手
在手術室外邊。我見到了多少受傷的人已數不清了，只記得在被打傷的人中有兩個小孩，女孩大約十歲，哭得很凶，大夫們都不大敢去碰她被子彈打穿的那只胳膊；男孩是稍後些時候被送進來的，不哭，大家紛紛誇獎他，用「看小弟弟多勇敢」這樣的話來激勵女孩。男孩的手掌被子彈從正中穿過，大夫們都清楚：這隻小手被毀掉了！還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鼻樑骨被鐵棍打傷了，包紮處理後便到處向人們講他的故事，走廊裡不斷傳來他鼻音很重的聲音。他在前門看著軍人毆打排著隊撤離的學生，打得很慘，忍不住上前勸說，一個不耐煩的軍人回手也給了他一棍。這位經歷過「舊社會」的老人實在是想不通：「我這歲數給他們當爹都富余，說他兩句都不行？」
天亮了，雖然陰得很厲害，還是亮了。軍隊的槍聲一直不斷，醫院裡也就不停地有傷員送進來，我不能再佔著手術室的這個位置。一張擔架床推著我，在整個一層樓到處尋找新處所。
病房見聞
我和學生們住到了一起。這是個小病房，三張床，靠窗的是一個師院的學生，另一張床上是天津大學的一個學生。天津大學這個學生的身上，根本找不到一處沒遭毒打的地方，當護士們洗去他身上的血跡時，皮膚上便全是青紫色的瘀斑。他因為拍攝武警打人，被亂棍打倒，後來，在武警們離開時，一個眼尖的傢伙看到他還活著，叫道：「這個還動呢！」於是四五個武警又給他補上一通拳腳棍棒。
我不停地向每一個新來的人問起廣場上那些學生的情況。有一個北大的學生是來獻血的，他從同學那裡得來的消息是留在廣場的最後一部分同學「全遇難了」。他說，當軍隊包圍了這些最堅定的學生時，學生領袖還在要求同學們靜坐，不要給當局以殺人的藉口。但此時軍隊已不需要什麼藉口，他們用鐵棍瘋狂地毒打學生，很多人被打得不能動了，也不許救護。受傷的學生中有人掙紮著坐起來，用鮮血在廣場的水泥地上寫下了「李鵬你永無寧日！」
一邊是熱心的人民 一邊是冷酷的野獸
不時有青年人來獻血，有被泥水血污塗抹得骯髒不堪的人一趟趟地送來傷員，還有一對老夫婦提著一個保溫桶，給傷員送粥和雞蛋。在冰冷嚴酷的現實中，人們之間用關心和同情相互溫暖著。醫院裡的這種氣氛極大地鼓舞了我，傷口雖說還在一跳一跳的疼，卻不再那麼難忍了。我開始覺得渴，覺得餓，我很節省地喝著大夫給我的一瓶注射用的生理鹽水。我清楚此刻醫院沒有更多的能力來照顧她的傷員。當手術室的大夫給北京血庫打電話聯繫血漿時，我就躺在一邊，遭到拒絕的大夫憤怒地叫道：「你們要是不給血，我就把傷員都拉到你那兒，讓傷員死在你們面前！」對方的回答冷漠而固執，「你拉來也沒用，我們已接到命令，一滴血也不能給！」
槍聲已很近了，大夫們催促那些能走動的傷員快些離開，「當兵的進了醫院不定會幹出什麼事呢！」一個小夥子問了我家的電話，急衝沖地走了，半小時後他又跑回來找到我，讓我不要著急，說他已打通了電話，還告訴我，他又救回來一個人，是在崇文門附近。
病房裡那個師院的學生被同學們從昏睡中叫醒，他們扶著他準備離開。令人擔憂的是那個天津大學的學生，他在北京沒有親人，同學也被衝散了，大家都擔心他即使不因傷重而死，最後也要落入戒嚴部隊手中。
外面的槍聲、飛機聲一直沒斷。新進來的傷員中已很少有學生，這些滿身血污的人在回答大夫的問話時都響亮地說：「我是市民！」市民，這個猥瑣的名字，似乎永遠只代表自私和目光短淺，可今天，在北京，它有點頂天立地了。
「六四」的血，永遠洗不掉！
六月四日，一個新的紀念日。這一天，統治者用人民的血把北京變成了一個地獄。不管他們用多少水來沖洗，也洗不掉那些血痕！儘管他們把整個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都挖掉路面重新鋪設，也挖不掉他們屠城的罪證！
（筆者附言：本文寫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左右。）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凌晨兩點多鐘，我忽地醒來。街上時斷時續的槍聲使我明白，局勢已經惡化。我坐起來，馬上記起昨晚臨睡前向家人許下的「絕不去廣場」的諾言，我躡手躡腳地穿上衣服，生怕妻子聽到動靜會吵嚷起來，不讓我出門。
街上行人並不多。我騎車來到北京商學院附近，大學生們的廣播在不時提醒：軍隊的裝甲車已在建國門軋死了兩個人，「腦漿崩裂」，而對於槍聲更緊的遠處的情況，廣播只是含糊地報導說：「傷亡慘重」。
我騎車到了呼家樓附近的一個路口，幾輛公共汽車緩緩地從人群中開出，已上了車的人們都在齊聲叫著：「中國人，上來！中國人，去廣場！」我到了長安街東口，看到的就完全像電影中的場面了。路障不止是設在路口，一排排的大型車輛、隔離墩和能找到的障礙物全被擺在馬路當中，一群群人在黑暗中激動地交談，不少人都為剛開過的那輛裝甲車竟能那麼輕易地衝過路障而驚訝，也有不少人在默默地但又很迅速地向著天安門廣場走去。
「人民軍隊」的槍口對準人民
我也在不停地向前，繞過一處處路障，在南池子路邊，我放好了自行車，來到和軍隊對峙著的人群中。前方六七十米，是軍隊展開的警戒線，他們用槍彈在公安部門前到南池子路口劃出了一道分界，這條界線的寬度足以保證他們不被石子和玻璃瓶打著，不斷有人被三輪車拉走，他們都是企圖越過這界線向軍隊投石塊而被子彈擊中的。
對面，數百名軍人迎著我們，平端著槍，蹲著。他們身後，是天安門前那段寬闊的路，沒有一個人影，只有一輛裝甲車還在燃燒。對廣場上學生們的包圍圈已壓縮到紀念碑前。
我和幾千市民坐在路中央，背後是更多的站著的人。人們不斷地呼喊著口號。每當軍隊用冷槍射擊那些扔石頭的人，人群就齊聲高叫：「法西斯！」「不許開槍！」相持了二十分鐘，憤怒和焦慮聚集得夠了，人們陸續在口號中站起來，一個小擴音器領著唱起《國際歌》。
終生難忘的畫面
在我的左邊，忽然起了一陣騷動，一個女孩子掙脫了幾支勸阻的手臂，衝開人們的阻攔，高聲叫喊著，衝出隊伍。看她的年齡，她該是個大學生，或許是要去解救已被圍在紀念碑前的那些同學，或許是因目睹了一幕幕殘忍的屠殺，已變得不顧一切了。她逕直向前奔去，甩掉了礙事的高跟鞋，似乎對人世間的一切美好事物也不再有一絲眷戀，迎著前方由士兵和槍口組成的整齊冰冷的「警戒線」，去了。
「你們殺吧！」在一片憤怒的嘈雜之聲，她留下了自己高吭尖細的喊聲。
人群也激動起來，像是聽到了什麼命令，人們叫著、喊著向前跑去。
對面，不愧是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排子槍及時響了起來，跑在最前邊的那個穿白裙子的女孩，成了我一生中看到的第一個倒在槍口下的人，她向前伸展了一下雙臂，然後，無聲無息地倒下了。這是一幅我終生難忘的圖畫：在黎明前的最後那段黑暗中，一個苗條的身影迎著無數噴著火的槍口，跑在人群的最前邊，飄動的白色衣裙像一面旗幟。
救人與被救
槍聲響起來便不再停歇，人群中不斷有人倒下，我向前跑得並不很堅決，在右胳膊挨了一顆子彈之後，我便站住了，當時傷處並不很疼，但我清楚，這是死神打的招呼。我想退下來，但身前身後一片憤怒的呼喊和叫罵聲使我不願後退。前面，三四百條槍在有條不紊地射擊。看不到士兵，只有子彈出膛冒的火，很多子彈打在堅硬的路面上，擦出一條條明亮耀眼的火花。這些從地面彈起的子彈到處亂竄，從而增加了殺傷力。
在我前邊，那個被射殺的女孩旁邊，又倒下了一個穿背心的青年，我打算上前救下這個人，因為我二十年前學的戰地救護的要領還記得很清楚。但我把其他的戰術動作全忘了，沒有臥倒，甚至沒有彎一下腰，所以我剛到他身邊便又中了一槍，左腿奇怪地一軟，我竟重重地砸在那垂死的人身上。我托起他的頭：「我來救你回去。」因為砸了他一下，心裏對他總有些歉意，但他的臉上毫無表情。我用雙手插進他的腋下，讓他的頭部枕在我肚子上，我開始仰臥著帶他向後爬。但只爬了一步，我便嘗到了骨茬刺到肉裡的滋味，我疼得大張開嘴，頭向後一仰，躺在地上喘起粗氣來。
槍聲不知在什麼時候停了下來，一群人叫喊著擁上來，四個人抬起我，在手忙腳亂中，我的腿被重重地搬弄了好幾次，我疼得亂叫，更讓我害怕的是，血一直在洶湧地流著，我指給他們看，馬上便有人脫下一件Ｔ恤遞過來，慌亂中給我繫在大腿上，並把我放到一輛車上。
受傷的人太多了，車廂裡每上一個人，我都要被重重地碰幾下，我不停地提醒那些忙亂的人，我叫著叫著，發現在這輛車上我其實只能算是輕傷員，其他滿身血污的人都已沒有了叫喊的力量，他們中的很多人恐怕未必能堅持到醫院。
車開動了，在滿是路障的東長安街上，車只能走走停停，一個站在車頭上的小夥子用哭啞了的嗓子對聚在路上的人群叫罵著：「快清路障！Ｘ你們媽！別光傻站著，人都快死啦！」
那些被喝斥的人顧不上計較，互相吆喝著，喊著號子，推開橫在前邊的大客車，一輛又一輛。
我不知道他們費了多大周折才將車開到醫院，雖然同仁醫院距離南池子並不遠，但這一天的路不能按里程計算遠近。
白衣天使對屠夫的詛咒醫院的秩序比街上稍強一些，我大概是第二個被抬下車的，擔架車推我到走廊時，剛送走第一個傷員的大夫過來檢查我的傷，他看了看我的腿，問了幾句諸如是什麼傷，怎麼傷的，在什麼地方，然後抓住我的手用力握一下，轉身又去看下一個推來的傷員。穿白大褂的大夫、護士都在匆匆地來回走著，一邊忙著，一邊咒罵，護士們用「王八蛋」「畜牲」這類詞彙來發泄她們的憤怒。
腿部受傷只能算是輕傷，我先被送進一間病房等候手術，同屋有一個體育學院（師大體育系？）的學生和一個同我年齡相彷的壯漢。學生是個健壯的高個子，躺在那裡都能顯示出他的魁梧，但卻在不停地哭，完全不理睬護士們的勸慰，於是護士不再阻攔一直要進來看看他的幾個同學。同學們怯怯地走進屋，圍在他身旁，想不出安慰的話，只是不住地說：「別哭了，別哭了！」護士悄悄地告訴我，他的右腿完了。我不敢想像，對一個學體育的孩子來說，這是個多麼殘酷的現實：一顆誰也不用負責任的子彈飛來，一下子就中斷了他的理想、抱負，他得需要多少時間才能適應今後的新生活--一個傷殘人的艱難生活。
我也在擔心自己的腿，腿肚子此刻已腫得皮球一般。我記得曾聽人說過，如果腫得利害就說明骨頭沒大事，但在他們抬著我在大街上奔跑時我分明聽到了骨茬相錯的聲音。
奇特子彈的威力
旁邊躺著的那個壯漢也是被打穿了小腿，每當有大夫進屋他都叫：「我的血怎麼總是流個沒完？」
子彈並沒有傷到他的骨頭，大夫一針就縫上了彈孔，然後，讓他翻身準備縫子彈的出口，但擦淨血污後女大夫就愣住了，我欠身看去，在粗壯的腿肚子上竟是一個茶杯口大小的圓形傷口，傷口處皮膚全不見了，血一點點地從那片紅色的肉絲上滲出，在同仁醫院實習的一個北京醫學院的女學生乾嘔起來，護士急忙叫來的一個男大夫也一時想不出辦法，大家一起束手無策地看著這古怪的傷口和疼得扭歪了臉的傷員。有人說這是「炸子」，有人說這是當兵的在子彈頭上蹭了油。其實這正是國際公約禁用的「達姆彈」。中共「絕對領導」的軍隊，竟然用這種子彈對付人民！
大家都在想，軍隊瘋了嗎？
幾天前，軍人們還在要求人民「理解」他們，可是今天，這些自稱「子弟兵」的人民解放軍，卻變成了充滿仇恨的劊子手！
醫院漸漸從最初的慌亂中恢復了秩序，Ｘ光機也開始工作了，我被推去照了片子，子彈在我的脛骨頂端穿了一個洞，大夫指著片子告訴我：你的脛骨整個給震酥了，所以抬你的人一扳脛骨就從中間折斷了。
擔架床通過擁擠的走廊，把我送進了手術室，走廊的長椅上躺著、坐著數不清的用各種方法包紮起來的傷員。
我躺到了手術台上。由於在大夫們給我接骨和縫傷口時都沒有打麻藥，我抖得一塌糊塗，不是打戰，不是顫抖，而是因脛骨的斷茬在腫起的肉中相錯引起的劇烈的抖動，連床似乎都跟著搖晃起來。我知道這樣會給大夫操作上帶來困難，但我忍不住。倒是大夫看出了我的歉意，對我說：沒關係，抖你的，想嚷就嚷兩聲！
大夫是個挺健談的人，他告訴我，因為沒有血漿，很多胸腹部受傷的手術全不能作，都躺在樓上的手術室裡等死。他說他是受不了才跑到樓下來的。
老幼都難逃毒手
在手術室外邊。我見到了多少受傷的人已數不清了，只記得在被打傷的人中有兩個小孩，女孩大約十歲，哭得很凶，大夫們都不大敢去碰她被子彈打穿的那只胳膊；男孩是稍後些時候被送進來的，不哭，大家紛紛誇獎他，用「看小弟弟多勇敢」這樣的話來激勵女孩。男孩的手掌被子彈從正中穿過，大夫們都清楚：這隻小手被毀掉了！還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鼻樑骨被鐵棍打傷了，包紮處理後便到處向人們講他的故事，走廊裡不斷傳來他鼻音很重的聲音。他在前門看著軍人毆打排著隊撤離的學生，打得很慘，忍不住上前勸說，一個不耐煩的軍人回手也給了他一棍。這位經歷過「舊社會」的老人實在是想不通：「我這歲數給他們當爹都富余，說他兩句都不行？」
天亮了，雖然陰得很厲害，還是亮了。軍隊的槍聲一直不斷，醫院裡也就不停地有傷員送進來，我不能再佔著手術室的這個位置。一張擔架床推著我，在整個一層樓到處尋找新處所。
病房見聞
我和學生們住到了一起。這是個小病房，三張床，靠窗的是一個師院的學生，另一張床上是天津大學的一個學生。天津大學這個學生的身上，根本找不到一處沒遭毒打的地方，當護士們洗去他身上的血跡時，皮膚上便全是青紫色的瘀斑。他因為拍攝武警打人，被亂棍打倒，後來，在武警們離開時，一個眼尖的傢伙看到他還活著，叫道：「這個還動呢！」於是四五個武警又給他補上一通拳腳棍棒。
我不停地向每一個新來的人問起廣場上那些學生的情況。有一個北大的學生是來獻血的，他從同學那裡得來的消息是留在廣場的最後一部分同學「全遇難了」。他說，當軍隊包圍了這些最堅定的學生時，學生領袖還在要求同學們靜坐，不要給當局以殺人的藉口。但此時軍隊已不需要什麼藉口，他們用鐵棍瘋狂地毒打學生，很多人被打得不能動了，也不許救護。受傷的學生中有人掙紮著坐起來，用鮮血在廣場的水泥地上寫下了「李鵬你永無寧日！」
一邊是熱心的人民 一邊是冷酷的野獸
不時有青年人來獻血，有被泥水血污塗抹得骯髒不堪的人一趟趟地送來傷員，還有一對老夫婦提著一個保溫桶，給傷員送粥和雞蛋。在冰冷嚴酷的現實中，人們之間用關心和同情相互溫暖著。醫院裡的這種氣氛極大地鼓舞了我，傷口雖說還在一跳一跳的疼，卻不再那麼難忍了。我開始覺得渴，覺得餓，我很節省地喝著大夫給我的一瓶注射用的生理鹽水。我清楚此刻醫院沒有更多的能力來照顧她的傷員。當手術室的大夫給北京血庫打電話聯繫血漿時，我就躺在一邊，遭到拒絕的大夫憤怒地叫道：「你們要是不給血，我就把傷員都拉到你那兒，讓傷員死在你們面前！」對方的回答冷漠而固執，「你拉來也沒用，我們已接到命令，一滴血也不能給！」
槍聲已很近了，大夫們催促那些能走動的傷員快些離開，「當兵的進了醫院不定會幹出什麼事呢！」一個小夥子問了我家的電話，急衝沖地走了，半小時後他又跑回來找到我，讓我不要著急，說他已打通了電話，還告訴我，他又救回來一個人，是在崇文門附近。
病房裡那個師院的學生被同學們從昏睡中叫醒，他們扶著他準備離開。令人擔憂的是那個天津大學的學生，他在北京沒有親人，同學也被衝散了，大家都擔心他即使不因傷重而死，最後也要落入戒嚴部隊手中。
外面的槍聲、飛機聲一直沒斷。新進來的傷員中已很少有學生，這些滿身血污的人在回答大夫的問話時都響亮地說：「我是市民！」市民，這個猥瑣的名字，似乎永遠只代表自私和目光短淺，可今天，在北京，它有點頂天立地了。
「六四」的血，永遠洗不掉！
六月四日，一個新的紀念日。這一天，統治者用人民的血把北京變成了一個地獄。不管他們用多少水來沖洗，也洗不掉那些血痕！儘管他們把整個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都挖掉路面重新鋪設，也挖不掉他們屠城的罪證！
（筆者附言：本文寫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十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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