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親身帶學生軍訓的經歷(圖)

4月21日，大陸教育和軍事當局出臺了《學生軍事訓練工作規定》，其中規定明確，普通高等學校和高中的學生，應接受學校統一安排的軍事訓練，軍訓情況將記入學生學籍檔案。規定中指出，開展學生軍事訓練工作，是學校教育和教學的一項重要內容。規定所指的高中包括普通高中、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和職業高中。

　　以我的親身經歷，看軍訓是如何對學生進行馴化的。

我親身帶學生軍訓的經歷

　　1999年，我所供職的中專學校進行軍訓，作為正教科的一名管理幹部，我帶領全校兩個年級12個班近600名的學生去市郊的兵營進行軍訓。

　　嚴格的軍事訓練使多數城市裡的孩子吃不消，如體能訓練手扳著後脖子蛤蟆跳，練站姿在烈日下暴晒，練正步長時間高抬腿，晚上上軍事課，夜裡的緊急集合，被子疊成豆腐塊，花樣繁多。對於從小嬌生慣養的很多學生來說，如同是生存極限，初期有的不服從教官的指令，「小兵蛋子想管我？」

　　在部隊裡，長官的指令是絕對不能違背的。遇到這種情況，教官就用腳踹學生，用手扇學生的臉，當著眾學生的面對那些不聽話的學生施暴，直至臣服認錯，使學生失去尊嚴。對於還不服的學生，則是關禁閉，別人看不見，遭到更嚴厲的暴打，直至屈服。教官後來也說，他就是這樣給打過來的。

　　那天晚上，那個男學生從禁閉室放出來，說什麼也不上學了，要回家。渾身哆嗦著說，都是黑社會，再不回去非給打死。真給打怕了。

　　我只能做說服工作，我知道教官的目的達到了，於是我保證說不會再有事了。果真教官沒有再打他，還主動跟他交朋友。

　　還有一個二年級學生，原來在學校裡也是個刺兒頭，老師也頭疼，但是被關了三次禁閉後，他是不是服了我心裏沒底，第二天就要實彈打靶了，我擔心他會不會急了拿槍殺人啊？真要這樣，我這個帶隊的也就完了。我找到教官探底，教官笑了，讓我放心。

　　奇怪的是，到軍訓結束時，不管男生女生，有不少的學生和教官相擁而哭，就是這兩個學生，哭得比別人更厲害，捨不得分別。這卻是為何？

　　也許大家知道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說法，是指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個情感造成被害者對加害人產生好感、依賴心、甚至協助加害別人。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體現了人性的弱點，所以對於那些從中共監獄出來的人，他們對中共的產生好感，產生依賴心、甚至協助中共再施害於別人，就可以理解了。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理論早已被公認。中國也有一句話「棍棒底下出孝子」。幾個子女中，那些最不受父母喜愛的，最受虐待的往往是最孝順的。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共當權者深諳此道。

　　當然也不會人人都得這種綜合症，如北京大學有一些學生在軍訓回來後，就來到操場上燒掉軍服，試圖抹去那段屈辱的記憶。

　　我的親身體驗是：那些過去在學校裡管不了的幾個學生，軍訓過後真是都很聽話了。

　　（小插曲：軍訓後一年的某一天，我的一個學生在校門外的不遠處和一個民工在一起，我覺得這個人好像見過，過後問起學生時才想起來，原來那個人就是那個教官。原來他在軍訓後便復員回農村老家了，為了謀生他來到市裡來打工。人生的反差就是這麼大，脫去了軍裝的一個農民工，他就是那個威風凜凜的教官嗎？）

軍訓規定的出臺背景

　　學生是一支充滿活力的社會力量，在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共產黨鼓動學生走上街頭，為中共奪取政權立下功勞。

　　具有五四傳統的北大，又是1989年那場震驚世界的六四民主運動的發祥地。在1989年後，當局強行規定北大新生必須先到部隊去軍訓1年，然後才能回北大開始學習，以此熄滅北大新生們的追求民主自由之火。的確，通過開槍鎮壓和軍訓，那些大學生們的確乖了許多年。

　　平靜了十幾年後，高等院校又逐漸不安分起來了。2006年6月18日，發生了鄭州升達學院學生騷亂；6月20日，四川大學九千學生騷亂；7月9日，湖南師範大學「學生騷亂再起波瀾」；7月14日，北京醫療器械學院發生學生騷亂；10月江西南昌一些民辦學院發生騷亂。

軍訓是強制奴化的工具

　　所謂的軍訓，就是要對學生強行奴化教育，在上大學或走向社會之前，都被馴化成俯首帖耳的奴才，以利其統治的穩定。

　　網際網路的出現，使單純以說教方式對學生洗腦的效果大不如前，軍訓便成為了強制奴化工具的首選。但是想人人都會臣服於暴力，或者想把人人都變成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患者來永久維持其統治，只能是一廂情願。


看中國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