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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反右與言論自由 (王丹)

2007-04-27 03:20 桌面版 简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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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反右運動五十週年,與民間的回顧與反思相對應的,是官方的默然與壓制。由杜光、戴煌、史若平、李昌玉、鐵流等人發起的「總結歷史教訓、開放言禁、賠償損失」的公開信,陸續在一些省份得到呼應,並在此基礎上,於北京成功舉辦了反右五十週年研討與紀念會議,但是,簽名信的參與者當中,許多人受到原工作單位或警方的干擾,居住在四川成都的鐵流老先生還因此被限制了行動自由。

僅從人事關係上看,對右派的補償似乎應無直接阻力,當年參與反右的當事人已經全部離開政治舞臺,而中國政治一貫奉行「人一走茶就涼」的潛規則,作為為中共的第四代領導,有什麼必要為第一代,第二代領導承擔不必要的歷史包袱呢?

我們知道,右派的大規模摘帽發生在毛澤東去世之後,由於鄧小平的重新上臺,更由於胡耀邦這些中共內部最後一批理想主義者的努力,遭受長達二十年非人折磨的右派們,才能夠基本恢復正常的社會生活,但是,對於反右運動的定性,鄧小平絕不鬆口,其中的利害關係,除了鄧小平本人積極參與並領導了反右運動,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反右運動的實質是扼殺和限制言論自由。

這一點,杜平等人的公開信有清楚的認識,公開信的主要吁求有三項,其中一項就是「開放言禁」,如果說當年的鳴放有什麼刺激共產黨的話,那絕不是什麼暴力或非暴力行為,而是所謂的「反動言論」。一個擁有強大武裝的中國共產黨,面對國民黨的幾百萬大軍,顯得游刃有餘,可是,對於幾百萬普通知識份子的牢騷或直諫之言,卻怕得要死,這充分說明,對於專制政權來講,說真話比扔炸彈更可怕。

正由於這個原因,無論對反右還是文革的反思,在中共黨內,都進行不下去,文革之後重新上臺的中共黨魁們發現,儘管他們身受這個政權的專制之害,但為了自身利益,他們卻必須接過專制的權力體系與構成,唯一不同的,是把過去毛澤東用來對付他們的手法,拿來對付普通的知識份子和老百姓。無論從歷史淵源,還是對權力概念的理解,他們與毛澤東實際上是一丘之貉。因此,死掉一個毛澤東,上來一群毛澤東,專制政治的統治手段被基本繼承下來。

在2007年之後,即將迎來北京奧運會,國際的強烈關注之下,中共封殺言論自由的力度,要視民間輿論能否形成有效的聚集而定,與分散而零星的言論反抗相比,對有效集中的言論話題進行公開壓制會帶來國際反彈,因此會有所顧忌。民間應藉助此一機會,突破言論禁區,雖然無法得到善意回應,但突破言禁的目的,首先就是面向公眾發言,擴大言論空間,在這種突破中,會喚起民間政治意識的復甦,喚起民眾對自由、民主的熱情,為進一步的社會變革做準備,所以,每一次突破言論禁區都是有意義的,每一句真話都會顯示出強大的力量。我們應該為此而努力。(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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