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承載著歷史與未來,但寫作史書卻是一項艱辛、嚴肅的巨大工程。寫作史書,不能憑空虛構,不能取材失當,不能放棄立場,要做到核准事實,秉筆直書,還要對歷史做出正確的評判。因此上古之人把史官稱為「天官」,認為史官記錄歷史,具有監督至高無上的皇帝謹言慎行的作用,讓皇帝約束自己,善待蒼生。
唐代學者劉知幾認為一個傑出歷史學家應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史學(學問),二是史才(才氣),三是史識(見識)。清代學者章學誠又補充了一個條件,認為還要具備史德(人格)。學、才、識、德兼備的大歷史學家當首推漢代的司馬遷。
孔子以後,人們的道德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史官不能盡到自己應有的責任,歷史記載成了空白。出生在孔子之後四百年的司馬談身為漢朝的史官,對此憂心忡忡,認為這是自己的恥辱。他要寫一部史書,讓歷史記載連接起來,讓史官的傳統得到恢復。但他未能如願,就去世了。
他的兒子司馬遷接受了父親的遺命,歷盡艱辛,終於寫成了中國歷史上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史記》。
《史記》這部書,最初叫《太史公書》,記載的歷史上起軒轅皇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長達三千年左右的歷史,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包括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個部分,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字,是一部體大思精、前無古人的歷史著作,也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文學著作之一。
寫史書不可能繞開作者的價值取向和價值判斷。有的人是從皇權中心出發來評價一切,只要能讓皇帝高興,可以把好人說成壞人,把對百姓的犯罪說成是偉大功績。司馬遷認為,史官應有公正之心,要對歷史負責,要有獨立的人格和獨立思考的能力,不能當帝王的應聲蟲。要做到客觀、公正的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首先就要掌握詳實、全面、符合歷史事實的材料。於是他鑽入史料堆裡,不辭辛苦,不帶成見,做著認真考察、對材料核實求真的工作。
最讓他為難的是如何表述當代的歷史。李廣被逼自殺的事件如何記錄?漢武帝的好大喜功、連年征戰等如何記錄?司馬遷決定照實記錄,讓歷史事實自己說話,留給後人。有了這種從容不迫的心態,他寫出《景帝本紀》,記述漢武帝父親的事情。
司馬遷後來蒙冤下獄,表面上是因為他為李陵仗義執言觸怒了漢武帝,而更直接的原因則是司馬遷在記錄景帝的文章裡並沒有歌功頌德,把景帝做的事無論好壞都寫了進去,這讓武帝非常生氣。他被判死刑,罪名是「無中生有的欺君之罪」。
為了活下來,完成著作《史記》的歷史使命,他含羞忍辱接受了腐刑。司馬遷想到:周文王被逐,作成《周易》;孔子困厄,作成《春秋》;屈原被逐,作成《離騷》;左氏失明,作成《國語》;孫子肢殘,作成《兵法》;呂不韋貶謫,作成《呂氏春秋》……這些歷史上的傑出人物,在艱難的處境下不放棄自己的追求,從他們身上司馬遷受到很大的鼓舞和啟發,他相信歷史是最公正、無私的。
以往的歷史只記載帝王將相,司馬遷認為那些作者的視野太侷限、狹窄。在獄中,司馬遷想像那秦始皇當年是何等威風,卻被江湖遊俠荊軻設計接近,「圖窮而匕首見」,追殺在朝廷之上,暴君始皇帝是何等狼狽。司馬遷決定寫一篇《刺客列傳》,把荊軻這類普通人寫進歷史。經受酷吏的種種折磨,司馬遷的心中卻冒出了一個新的題材,他要為歷史上的酷吏寫上一筆,就叫《酷吏列傳》吧。正是這些酷吏,上下其手,狼狽為奸,辱沒功臣,陷害忠良,製造了多少駭人聽聞的冤獄!這黑暗的牢獄也是一個見證歷史的重要場所。
司馬遷寫《史記》,用意是「述往事,思來者」,「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記》表現出的求實精神和歷史眼光,得到後代學者的高度評價。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說:司馬遷「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清末學者顧炎武高度稱讚司馬遷:「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
著史書者需先修身。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寫道:「修身養性,加強道德修養,是智慧的表現;待人有愛心,是仁的境界;給人以幫助,是義的體現;有恥辱感,是勇氣所決定的;獲得好名聲,是行為的最高追求。一個人具備了上面所說的五個方面,就可以從容的行走在世上,並能進入君子的行列中了。」司馬遷正是這樣一個為後人景仰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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