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學生眼中的「文化革命」

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家裡和父親、弟弟一起擦鍋子，猛然聽見外面馬路上鑼鼓喧天，喊聲大振。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立即拿著鍋子跑出去看，只見馬路上「雄赳赳、氣昂昂」地走著一長串遊行隊伍，遊行者均是大中學生，他們臂纏紅袖章，高擎「交大反到底」、「紅三司」、「紅革會」之類的大旗，狂呼濫喊著所謂的「革命」口號。

　　我當時年僅12歲，被這一幕造反情景驚得目瞪口呆。聽路人說，這是什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於是，隨著遊行隊伍的洶湧澎湃，隨著那些瘋狂的學生往空中散發傳單的吆喝聲，我居然興奮得揀起一根樹枝敲打鍋子，像海燕那樣呼喚「革命」風暴的降臨。40年彈指一揮間，當年的一幕仍歷歷在目。

　　「文革」對社會的大破壞，率先發端於教育領域。

　　1966年5月29日，北京清華附中的一群學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熱血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遂成立了紅衛兵組織。從此，這股禍水蔓延全國。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同日，清華附中紅衛兵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宣稱：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毛主席、黨中央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6月24日，他們又貼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認為「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由此，全國各地的大中學校與北京遙相呼應，紛紛成立紅衛兵組織，毛澤東又連續8次在天安門城樓接見1200萬紅衛兵，更是將「革命」的情緒推向極致。

　　我們這一代人就在那股無法無天的強風暴中，被無情地剝奪了讀書的權利。

　　我當時在上海市北京西路第五小學念四年級。「文革」伊始，從校長、教導主任到教師，人人臉呈恐懼、焦灼之色。一天上午，一支紅衛兵隊伍來學校點燃「革命」烈火後，一批高年級學生中的「紅五類」子弟便成立了紅小兵，他們頓時將學校弄得一片紅色恐怖。紅小兵們戴著紅袖章、胸挂寶像（毛澤東像章）、手揮木棍和電線鞭子，將校園裡所有的窗玻璃砸碎，大部分課桌椅被拆毀，然後紅小兵們搞「集團衝鋒」和「車輪大戰」，對許校長、王教導主任以及眾多老師進行殘酷批鬥，他們高呼「狠批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狠批師道尊嚴」、「打倒反動的學術權威」等口號，將師長們往死裡整。很快，許校長被整癱瘓，因參加過三青團的封老師被活活斗死……

　　學校經過一番天翻地覆的「革命」，課堂秩序已不復存在，學生們基本上處於「放羊」狀況，我們隨心所欲地去上學，不想去就在家玩兒，或跟著紅衛兵後面，看他們抄家、「破四舊」、打群架……

　　在一個少年的眼裡，「文革」的重災區似乎在中學。我家對面是上海市長江中學，「文革」烈火燒進該校時，幾乎一夜之間，所有教室的玻璃窗、課桌椅、甚至廁所裡的抽水馬桶全部被搗毀。該校紅衛兵和「上體司」（造反派組織）將幾間教室打通，蒙上厚厚的幕布，作為他們練習摔跤、打拳擊，關押、折磨「黑六類」的暗室。

　　我清晰地記得，從1966年6月底到1967年「一月風暴」期間，是上海市長江中學鬧得最厲害的日子。該校紅衛兵幾乎天天揪鬥老師，或者從外面抓進「黑六類」肆意摧殘。他們將高帽子裡灌滿漿糊，套在翁世寶校長頭上，不斷地讓他坐「噴氣式」游鬥，不出一個月，翁校長便被斗瘋。入夜，他們將右派份子李庚生老師當作練習拳擊的靶子，在暗室裡打得他死去活來，發出一陣陣毛骨悚然的慘叫；李老師被打昏後，他們便用冷水將他澆醒，再繼續打；有一天晚上，竟打斷他4根肋骨。李老師因不堪凌辱，在一個炎炎夏日逃到郊外，投河自盡……

　　幾十年後，我在深更半夜，耳畔會突然響起李老師的慘叫聲（我家的窗子正對著關押他的暗室），可見「文革」對孩子們心靈的摧殘之深。這僅僅是全國大中小學校教學秩序遭到大破壞的一個縮影。

　　在全國學生不要讀書，社會一片混亂之際，我於1969年春天，糊里糊塗地進了上海市培明中學，成了一名中學生。

　　誰料，進入中學正逢上全國批判蘇聯凱樂夫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校園裡貼滿了大字報，仍然是教師無法教，學生不願學的局面。更糟糕的是，由於社會風氣惡劣，許多青少年都沾染了流氓習氣。我校就有十幾幫男女流氓阿飛，成天在校園裡遊蕩；老師講課只要臉轉向黑板，背後馬上會飛來一口濃痰。至於校園裡打群架、賭博、抽煙、酗酒、偷竊、亂搞男女關係簡直司空見慣。

　　我作為被耽誤的一代，從小學四年級起幾乎沒有學到什麼知識，以致1977年12月恢復高考後，我第一次參加考試，竟然連有理數四則運算都做不出，更遑論考古文考英語了。以後，經過近兩年的日夜拚搏，又連考兩次，總算考入華東師大歷史系。我在同齡人中算是一個幸運兒。

　　不過，「文革」對教育的大破壞，也曾引起高層的恐慌，期間有過3次企圖扭轉知識荒蕪局勢的措施：一次是針對全國學校癱瘓、紅衛兵搞大串聯，高層在周恩來的指示下，提出「復課鬧革命」，這樣才不至於讓禍水無止境地蔓延。一次是毛澤東看到「文革」中斷了大學的招生和教學，便提出「走七·二一工人大學」道路的所謂教學革命，搞了幾年「工農兵上大學」，至少為後來恢復高考留下了一個參照系。第三次是1975年鄧小平以「整頓」為名，希冀中斷「文革」混亂局面的努力，他在1975年9月26日聽取科學院工作匯報時說：「科技事業要後繼有人，中心是辦好教育。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拖住了。」隨後，教育秩序似乎有一些好轉，但不久便被「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所中斷。

　　上述所見，「文革」對教育的大破壞是史無前例的，它不僅扭曲了一代人的靈魂，而且留下了難以修復的後遺症。其對當時的社會，對今後的歷史所造成的巨大創傷，至少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十年動亂耽誤了整整一代人，造就了一支龐大的缺少文化的「蠻荒」大軍。「文革」10年，除了「老三屆」（指66、67、68屆高、初中生）尚讀到一些書外，這以後的歷屆中學生幾乎沒認真上過一堂課，從而產生了千百萬文盲、半文盲。當時的中學生的文化程度之低，現在聽來像「天方夜譚」。例如，我大學畢業後執教過的上海市七一中學，在1971年春季的期中考試中，語文老師出了一道作文題目《我的一天》。結果，大部分初三學生都寫得亂糟糟，有一名女生竟通篇寫滿了「早上吃飽，中午又吃飽，晚上再吃飽，然後睡覺」這幾句話，令人震驚。

　　「文革」使青年一代文化大面積滑坡，甚至連「四人幫」都感到震驚。1975年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在一次會議上，傳達了一則知識青年的笑話。這是一封上山下鄉知青寫給母親的信：「……我被縣文化館借用了3個月，最近聽說要給我專政，今後還有可能上吊……」其母看罷信，當場昏倒。原來兒子把「轉正」錯寫成「專政」，把「上調」錯寫成「上吊」。至於知青出身的幹部追查李逵、李時珍在哪裡工作、是什麼成分的笑話不勝枚舉。概言之，「文革」使社會成了一口不要文化、沒有文化的「醬缸」。

　　其二，全國教學秩序被打亂後，教育這一誕生人才的搖籃幾乎被人遺忘，整個社會瀰漫著「讀書無用論」的氛圍。由此造成的惡果，便是人才的匱乏和斷裂、國家科技落後、生產力停頓、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乃至發展到國民經濟崩潰的邊緣。

　　其三，中斷了優秀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幾千年積澱下來的倫理道德與「榮辱觀」。「文革」中倫理道德被破壞殆盡，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中，兒子斗老子，甚至殺死老子的事不絕於耳。「文革」初期僅是從行動上摧毀優秀的倫理道德傳統，至後期掀起的批林批孔、評法批儒運動，則從理論上徹底否定傳統文化。試想，一個沒有受到良好教育，不知道「人之初，性本善」，不知孔子為何方聖人的青年，怎麼會懂得長幼有序？怎麼會以仁愛之心待人？因此，當時社會的獸性橫行便不足為怪了。

　　其四，破壞了中國社會艱難建立起來的人文精神和價值關懷。「文革」中的紅衛兵、造反派參與打砸搶，毀掉了難以計數的名勝古蹟。這與他們缺少歷史教育、缺少人文教育有關。正因為一代人不知道人文精神為何物，乃至對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文脈無知到了極點，甚至影響到現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文革」中長大有「不破不立」情結的地方官員，在洶湧的城市化浪潮中作決策時，根本不考慮歷史文脈，以至毀掉了大量歷史文物遺存，造成了中華民族無法挽回的損失。

　　其五，「文革」對教育破壞所造成的危害，至少要影響三代人。如前所述，「文革」中長大的一代人首當其衝。他們因為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在改革開放、知識重新吃香的時代，率先嘗到了苦果。當下，在產業結構調整與現代化推進的過程中，下崗的許許多多職工，號稱「40、50」人員，正是「文革」中沒讀過書的人。更因為他們缺少知識，所以他們的子女也難以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在起跑線上就輸給了優秀者的子女。如此循環，他們子女的子女在幾十年內都難以跳出「文革」的陰影。而且，這些弱勢群體在艱難的生活中，心態肯定不平衡，遂容易產生對社會不滿的因子；這種因子經過長期積累，也許會存澱在幾代人的心靈中，我們不可等閑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