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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小學生眼中的「文化革命」

 2007-04-24 02:1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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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家裡和父親、弟弟一起擦鍋子,猛然聽見外面馬路上鑼鼓喧天,喊聲大振。我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立即拿著鍋子跑出去看,只見馬路上「雄赳赳、氣昂昂」地走著一長串遊行隊伍,遊行者均是大中學生,他們臂纏紅袖章,高擎「交大反到底」、「紅三司」、「紅革會」之類的大旗,狂呼濫喊著所謂的「革命」口號。

  我當時年僅12歲,被這一幕造反情景驚得目瞪口呆。聽路人說,這是什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於是,隨著遊行隊伍的洶湧澎湃,隨著那些瘋狂的學生往空中散發傳單的吆喝聲,我居然興奮得揀起一根樹枝敲打鍋子,像海燕那樣呼喚「革命」風暴的降臨。40年彈指一揮間,當年的一幕仍歷歷在目。

  「文革」對社會的大破壞,率先發端於教育領域。

  1966年5月29日,北京清華附中的一群學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熱血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遂成立了紅衛兵組織。從此,這股禍水蔓延全國。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同日,清華附中紅衛兵貼出第一張大字報,宣稱: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毛主席、黨中央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6月24日,他們又貼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認為「革命就是造反,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就是造反!」由此,全國各地的大中學校與北京遙相呼應,紛紛成立紅衛兵組織,毛澤東又連續8次在天安門城樓接見1200萬紅衛兵,更是將「革命」的情緒推向極致。

  我們這一代人就在那股無法無天的強風暴中,被無情地剝奪了讀書的權利。

  我當時在上海市北京西路第五小學念四年級。「文革」伊始,從校長、教導主任到教師,人人臉呈恐懼、焦灼之色。一天上午,一支紅衛兵隊伍來學校點燃「革命」烈火後,一批高年級學生中的「紅五類」子弟便成立了紅小兵,他們頓時將學校弄得一片紅色恐怖。紅小兵們戴著紅袖章、胸挂寶像(毛澤東像章)、手揮木棍和電線鞭子,將校園裡所有的窗玻璃砸碎,大部分課桌椅被拆毀,然後紅小兵們搞「集團衝鋒」和「車輪大戰」,對許校長、王教導主任以及眾多老師進行殘酷批鬥,他們高呼「狠批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狠批師道尊嚴」、「打倒反動的學術權威」等口號,將師長們往死裡整。很快,許校長被整癱瘓,因參加過三青團的封老師被活活斗死……

  學校經過一番天翻地覆的「革命」,課堂秩序已不復存在,學生們基本上處於「放羊」狀況,我們隨心所欲地去上學,不想去就在家玩兒,或跟著紅衛兵後面,看他們抄家、「破四舊」、打群架……

  在一個少年的眼裡,「文革」的重災區似乎在中學。我家對面是上海市長江中學,「文革」烈火燒進該校時,幾乎一夜之間,所有教室的玻璃窗、課桌椅、甚至廁所裡的抽水馬桶全部被搗毀。該校紅衛兵和「上體司」(造反派組織)將幾間教室打通,蒙上厚厚的幕布,作為他們練習摔跤、打拳擊,關押、折磨「黑六類」的暗室。

  我清晰地記得,從1966年6月底到1967年「一月風暴」期間,是上海市長江中學鬧得最厲害的日子。該校紅衛兵幾乎天天揪鬥老師,或者從外面抓進「黑六類」肆意摧殘。他們將高帽子裡灌滿漿糊,套在翁世寶校長頭上,不斷地讓他坐「噴氣式」游鬥,不出一個月,翁校長便被斗瘋。入夜,他們將右派份子李庚生老師當作練習拳擊的靶子,在暗室裡打得他死去活來,發出一陣陣毛骨悚然的慘叫;李老師被打昏後,他們便用冷水將他澆醒,再繼續打;有一天晚上,竟打斷他4根肋骨。李老師因不堪凌辱,在一個炎炎夏日逃到郊外,投河自盡……

  幾十年後,我在深更半夜,耳畔會突然響起李老師的慘叫聲(我家的窗子正對著關押他的暗室),可見「文革」對孩子們心靈的摧殘之深。這僅僅是全國大中小學校教學秩序遭到大破壞的一個縮影。

  在全國學生不要讀書,社會一片混亂之際,我於1969年春天,糊里糊塗地進了上海市培明中學,成了一名中學生。

  誰料,進入中學正逢上全國批判蘇聯凱樂夫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校園裡貼滿了大字報,仍然是教師無法教,學生不願學的局面。更糟糕的是,由於社會風氣惡劣,許多青少年都沾染了流氓習氣。我校就有十幾幫男女流氓阿飛,成天在校園裡遊蕩;老師講課只要臉轉向黑板,背後馬上會飛來一口濃痰。至於校園裡打群架、賭博、抽煙、酗酒、偷竊、亂搞男女關係簡直司空見慣。

  我作為被耽誤的一代,從小學四年級起幾乎沒有學到什麼知識,以致1977年12月恢復高考後,我第一次參加考試,竟然連有理數四則運算都做不出,更遑論考古文考英語了。以後,經過近兩年的日夜拚搏,又連考兩次,總算考入華東師大歷史系。我在同齡人中算是一個幸運兒。

  不過,「文革」對教育的大破壞,也曾引起高層的恐慌,期間有過3次企圖扭轉知識荒蕪局勢的措施:一次是針對全國學校癱瘓、紅衛兵搞大串聯,高層在周恩來的指示下,提出「復課鬧革命」,這樣才不至於讓禍水無止境地蔓延。一次是毛澤東看到「文革」中斷了大學的招生和教學,便提出「走七·二一工人大學」道路的所謂教學革命,搞了幾年「工農兵上大學」,至少為後來恢復高考留下了一個參照系。第三次是1975年鄧小平以「整頓」為名,希冀中斷「文革」混亂局面的努力,他在1975年9月26日聽取科學院工作匯報時說:「科技事業要後繼有人,中心是辦好教育。我們有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拖住了。」隨後,教育秩序似乎有一些好轉,但不久便被「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所中斷。

  上述所見,「文革」對教育的大破壞是史無前例的,它不僅扭曲了一代人的靈魂,而且留下了難以修復的後遺症。其對當時的社會,對今後的歷史所造成的巨大創傷,至少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十年動亂耽誤了整整一代人,造就了一支龐大的缺少文化的「蠻荒」大軍。「文革」10年,除了「老三屆」(指66、67、68屆高、初中生)尚讀到一些書外,這以後的歷屆中學生幾乎沒認真上過一堂課,從而產生了千百萬文盲、半文盲。當時的中學生的文化程度之低,現在聽來像「天方夜譚」。例如,我大學畢業後執教過的上海市七一中學,在1971年春季的期中考試中,語文老師出了一道作文題目《我的一天》。結果,大部分初三學生都寫得亂糟糟,有一名女生竟通篇寫滿了「早上吃飽,中午又吃飽,晚上再吃飽,然後睡覺」這幾句話,令人震驚。

  「文革」使青年一代文化大面積滑坡,甚至連「四人幫」都感到震驚。1975年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在一次會議上,傳達了一則知識青年的笑話。這是一封上山下鄉知青寫給母親的信:「……我被縣文化館借用了3個月,最近聽說要給我專政,今後還有可能上吊……」其母看罷信,當場昏倒。原來兒子把「轉正」錯寫成「專政」,把「上調」錯寫成「上吊」。至於知青出身的幹部追查李逵、李時珍在哪裡工作、是什麼成分的笑話不勝枚舉。概言之,「文革」使社會成了一口不要文化、沒有文化的「醬缸」。

  其二,全國教學秩序被打亂後,教育這一誕生人才的搖籃幾乎被人遺忘,整個社會瀰漫著「讀書無用論」的氛圍。由此造成的惡果,便是人才的匱乏和斷裂、國家科技落後、生產力停頓、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乃至發展到國民經濟崩潰的邊緣。

  其三,中斷了優秀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幾千年積澱下來的倫理道德與「榮辱觀」。「文革」中倫理道德被破壞殆盡,在殘酷的階級鬥爭中,兒子斗老子,甚至殺死老子的事不絕於耳。「文革」初期僅是從行動上摧毀優秀的倫理道德傳統,至後期掀起的批林批孔、評法批儒運動,則從理論上徹底否定傳統文化。試想,一個沒有受到良好教育,不知道「人之初,性本善」,不知孔子為何方聖人的青年,怎麼會懂得長幼有序?怎麼會以仁愛之心待人?因此,當時社會的獸性橫行便不足為怪了。

  其四,破壞了中國社會艱難建立起來的人文精神和價值關懷。「文革」中的紅衛兵、造反派參與打砸搶,毀掉了難以計數的名勝古蹟。這與他們缺少歷史教育、缺少人文教育有關。正因為一代人不知道人文精神為何物,乃至對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文脈無知到了極點,甚至影響到現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文革」中長大有「不破不立」情結的地方官員,在洶湧的城市化浪潮中作決策時,根本不考慮歷史文脈,以至毀掉了大量歷史文物遺存,造成了中華民族無法挽回的損失。

  其五,「文革」對教育破壞所造成的危害,至少要影響三代人。如前所述,「文革」中長大的一代人首當其衝。他們因為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在改革開放、知識重新吃香的時代,率先嘗到了苦果。當下,在產業結構調整與現代化推進的過程中,下崗的許許多多職工,號稱「40、50」人員,正是「文革」中沒讀過書的人。更因為他們缺少知識,所以他們的子女也難以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在起跑線上就輸給了優秀者的子女。如此循環,他們子女的子女在幾十年內都難以跳出「文革」的陰影。而且,這些弱勢群體在艱難的生活中,心態肯定不平衡,遂容易產生對社會不滿的因子;這種因子經過長期積累,也許會存澱在幾代人的心靈中,我們不可等閑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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