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何許人也？現在即便是喜好中國近代史的人也多數不知道辜鴻銘這個人。
辜鴻銘19世紀中葉生於南洋，留學英、法、德等國，精通數國語文。曾為張之洞幕僚，清末官外務部左丞，辛亥革命後任教於北京大學，直到1928年4月30日去世。辜鴻銘推崇儒家學說，反對新文化；擁護帝制，反對民主共和，並說西太后是中國道德最高尚的人；拖辮蓄妾，主張一夫多妻制。所以，當時人們視其為「老頑固」，周作人說他是北大「頂古怪的人物」。但辜鴻銘是五四時期以前惟一有份量的向西方積極弘揚中國文化的中國學者，他把《論語》和《中庸》譯成英文，並英文和日文出版了多部闡釋中國傳統文化的著作，在德國、法國、日本均有較大影響。「頑固」的辜鴻銘卻有著卓爾不群的性格和特立獨行的品質，他的正直無私似乎更應該得到人們的關注。
坦陳己見 毫不遮掩
辜鴻銘外觀上的最大特點是拖著一條辮子，而且在民國成立多年以後仍不剪掉，逢人便以此相炫耀。胡適曾回憶，1921年10月13日在歡迎法國漢學家戴彌微的宴會上，辜鴻銘對他說：「去年張小軒（張勛）過生日，我送了他一副對子，上聯是‘荷盡已無擎雨蓋’，下聯是‘菊殘猶有傲霜枝’。」並問胡適：「你懂得這副對子的意思嗎？」胡適說：「‘菊殘猶有傲霜枝’，當然是說張大帥和你老先生的辮子了。‘擎雨蓋’是什麼呢？」辜鴻銘回答：「是清朝的大帽。」兩人的對話很有趣，辜鴻銘也知道自己的辮子太不合時宜了，但他為了顯示自己的與眾不同決然保留下來，說這是他的「頑固」之處倒不如說是其「頑皮」的表現更為妥切。辜鴻銘的日本友人薩摩雄次詢問他為什麼不剪掉辮子，辜氏用手摸摸頭髮，說「這是我的護照」。「護照」一詞用的簡直好極了，辜鴻銘搖頭晃腦在人前展示「護照」的形象一定非常可愛。
辜鴻銘思想上的最大特點是尊崇儒家學說和保皇。他的保皇思想隨時表現出來，卻從未參與復辟帝制的政治活動。周作人回憶說，1919年6月5日左右，北大教授開會挽留蔡元培校長，大家均沒有異議，問題只是怎麼辦，打電報呢，還是派代表南下（其時蔡元培已離開北京，到了上海）。辜鴻銘也走上講臺發言，贊成挽留蔡校長，卻有他自己特別的理由，他說道：「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台下坐著那麼多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他居然還敢把校長比作皇帝，忒也膽大了些。他在課堂上，有的時候也亂髮議論，擁護君主制度。據說，有一次講到法律，辜鴻銘說：「你要說‘法律’（說的時候聲小），沒有人害怕；你要講‘王法’（大聲，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個‘王’字就不行了。」語言還配合著動作，真是把他的神態表現得活靈活現。現在仔細思考一下，倒也有些道理，「王法」一詞在一百來的民間一直使用著，辜鴻銘的說法好像蠻有預見性。
最能體現辜鴻銘不遮掩自己觀點的，莫過於對康有為的攻詌 。他們兩人同為尊孔保皇派的代表人物，但辜鴻銘一向認為康有為是卑鄙小人，亂臣賊子，是亡國妖孽，斷送了清王朝的命運。1913年，康有為、陳煥章等人發起建立孔教會時，辜鴻銘就根本沒有加入，儘管他同其中的一些人物如梁鼎芬、瀋曾植等人有著密切的私人交往。不獨如此，據胡適記述說，辜鴻銘同他談起孔教會時，曾大罵「陳煥章當讀‘陳混仗’」，又罵以聖人自居的康有為根本不懂孔學，連拜孔子的資格也不配有：「監生拜孔子，孔子嚇一跳，孔會拜孔子，孔子要上吊。」語言之狠毒刻薄，於此可見一斑。
也許有人會問我，辜鴻銘拖辮、保皇、尊孔，都是逆歷史潮流的行為，為什麼還說他正直呢？正直是對人的品質說的，而與他的政治思想關係不大，並非思想違背社會發展大勢的人就不具有正直的品質了。只有耍陰謀詭計濟己之私利者才算不得正直。辜鴻銘敢說敢為，即使是頌揚慈禧太后亦有在外人面前維護大清國體面的意思在內，又怎能不說他具有正直的品質呢？
堅持操守 鄙薄政客
辜鴻銘的政治操守是令人敬佩的。他在維護國家主權、拒受賄賂、不做政治交易等方面都留下了膾炙人口的故事，下面這幾個事例是最好的說明。
1905年，兩江總督周馥奏調辜鴻銘督辦「長江浚治局」事。「長江浚治局」是根據《辛醜條約》中開浚黃浦條款，由上海道設立的，與各國領事共同辦理。在督辦「長江浚治局」期間，他所辦的懲罰洋人貪污巨款案為他帶來了極大的社會聲譽。荷蘭利濟公司兩西人冒領挖泥工費16萬兩，被他查核後要加以嚴懲。洋人以巨額相賄賂，遭他嚴辭拒絕，外國領事多方袒護，兩江總督也悼於交涉，不願追究到底。辜鴻銘無奈，只好將此案中洋人貪污原委、證據寫成英文，交《字林西報》發表，可《字林西報》顧忌不登，於是又登《北華捷報》，終於使真相大白於天下。辜鴻銘維護國家利權，不畏洋人的錚錚傲骨，在那個年代確是難能可貴的。
1907年，張之洞與袁世凱由封疆同入軍機。袁世凱某次對德國駐京公使說：「張中堂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的，我是講辦事的。」其幕僚某以為袁氏得意之談，特將此語轉述給辜鴻銘。辜鴻銘聽後，譏諷道：「誠然，然要看所辦是何等事，如老媽子倒馬桶，固用不著學問，除倒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言外之意，袁世凱不學無術，不會給清廷辦什麼好事的。後來，辜鴻銘又當面抨擊過袁世凱，甚至以「賤種」稱之，弄得袁世凱十分惱恨。為了堵住辜鴻銘的嘴，袁世凱特地託人請辜氏到袁家擔任家庭教師，月薪500元，要求他緩和一下言辭。當時，辜鴻銘窮困潦倒，極缺錢用，但他即不屑於向袁世凱屈服，果斷地拒絕了這一要求。
1918年，安福系（北洋軍閥中皖系的組織）當權時，頒布了一個新的國會選舉法，其中有一部分參議員，是須由一種中央通儒院票選的，凡國立大學教授，凡在國外大學得學位的，都有選舉權。於是對於許多獲有學位的留學生的文憑，都有人兜買，市價是每張文憑200元。有一個人來運動辜鴻銘投他一票，辜氏收了他400元現金，答應到時入場投票。選舉的前一天下午，辜鴻銘坐快車到了天津，用兩天功夫把400塊錢全部報銷在妓院後才回北京來。運動他投票的那個人說他回來了，趕到他家，大罵他沒信義。辜鴻銘拿起一根棍子，指著那個小政客，說：「你瞎了眼睛，敢拿錢來買我！你也配講信義！你給我滾出去！從今以後，不要再上我門來！」那個人見辜鴻銘暴怒，狼狽地逃走了。鄙視政客，決不為金錢折腰，辜鴻銘表現出良好的政治操守。
注重情誼 是非分明
辜鴻銘性情怪異，自然不好與人接觸，但他又是很注重情誼的人，從不少細節上都有所展現。薩摩雄次回憶說，辜鴻銘的隨行僕人向他辭行時，辜氏諄諄叮囑那個年輕人一路小心，並從自己並不寬裕的錢包中拿出一些零用錢給他，情深意重之景象令薩摩讚嘆不已。
1916年夏，梁漱溟遊歷湖南，見軍隊搶掠地方，寫下了《吾曹不出如蒼生何》，呼籲社會各界有心人出來組織國民息兵會，共同制止內戰，培植民主勢力。次年10月，梁漱溟進北大，將此文自印了若干本放在教員休息室，讓教師們翻閱或自取。有一天，梁漱溟在教員休息室見到辜鴻銘（這是他們第一次見面）。只見他抄起一本《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翻閱起來，閱後又放回原處，然後搖晃著腦袋，自言自語地說：「有心人哉！」幾十年後梁漱溟回憶當時的情景，說得惟妙惟肖，他們之間從未交談過，但那四個字的評語卻分明表現出辜鴻銘的是非觀念。強國息兵，讓百姓過上富足美滿的生活，也是辜鴻銘的理想吧。
曾任張之洞首席幕僚的趙鳳昌記有一事：某年值萬壽節，湖北官府祝賀開宴，唱新編愛國歌。辜鴻銘問梁星海：「有愛國歌，獨可無愛民歌乎？」梁答：「胡不試編？」辜鴻銘略一沉思，說：「己得四句：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舉座一片嘩然。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辜鴻銘的出言可算是膽大無比了，話又說回來，他之所以吟出愛民歌亦是心中常替百姓著想的緣故使然。忠君保皇是辜鴻銘的核心思想，但又有誰能否認他愛惜百姓的苦心呢？
其實，辜鴻銘並不是與新派人物完全格格不入的，他也注意個人的私誼，儘管在思想觀點方面經常相互攻擊。1919年8月3日，胡適在《每週評論》上寫了《辜鴻銘》一文，內中告訴世人說：「現在的人看見辜鴻銘拖著辮子，談著「春秋大義」，一定以為他是向來頑固的，卻不知辜鴻銘當初是最先剪辮子的人。當初他是‘立異以為高’，如今竟是‘久假而不歸’了。」當晚，胡適碰巧在一家飯館遇見了辜鴻銘，便把隨身帶的一張《每週評論》送給他看。飯後，辜鴻銘很不客氣地對胡適說：「密斯特胡，你在報上譭謗了我，你要在報上向我正式道歉，你若不道歉，我要向法庭控告你！」半年後，他們再度相遇時，胡適問辜鴻銘狀子遞進去沒有，他正色道：「胡先生，我向來看得起你，可是你那段文章實在寫的不好」。寥寥數語，揭過那難堪的一頁，辜鴻銘的可愛之處表露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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