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灝年著 《誰是新中國 》連載（十）

2007-04-05 04:36 作者:辛灝年 上 卷
辛亥革命、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

第八章



中國的民主過渡在臺灣首先走向成功


　　對於一九四九年後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歷史，筆者作為一個中國大陸學人，僅在本章簡單地敘述一些淺近的認識，只因它頗不同於當前某些臺灣學者對於一九四九年後中華民國歷史的認知，所以誠請臺灣學者予以批評或批駁，並深信臺灣的學者們，一定能夠對這段歷史進行公正的分析和科學的總結，一定能夠在未來滿足海內外中國人的深情寄望。
—— 作者謹識　　

一九九四年十月，《紐約時報》曾發表文章，稱「國民黨也許輸掉了大陸，但臺灣已經贏得了大陸的民心」。


美國人是現實主義者，而所謂現實主義，即承認已成事實，或僅僅承認眼前的事實，有時亦只是表面的事實。國民黨輸掉大陸是歷史的事實，但今日臺灣已贏得了大陸的民心，又是現在的事實。所以，美國人承認不貸。


但是，承認事實者，未必就懂得事實之所由來，更未必懂得歷史的發展是如何地造就了這個事實的。就像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於中國大陸失敗的原因，美國人不僅把它看錯了，而且也做錯了一樣 —— 因為即便是對美國的利益而言，也是看錯了又做錯了。今天，美國人，還有其他一些人，雖然不得不承認臺灣的民主繁榮事實，卻又對民主與繁榮的由來，加上了甚為不確的解釋。除掉像費正清那樣，因一貫對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懷有不良的情緒，卻又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革命」懷有浪漫情調，才會找出種種理由來詆毀臺灣和貶低臺灣，歪曲造成這一進步的根本原因。至於其他即便是承認臺灣進步，並試圖尋找這一進步的原因者，亦不外乎認為：一是一九四九年的失敗者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在退守臺灣之後，著手進行了一些政治經濟的改革；二是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在和平環境下抓住了經濟發展的有利時機，創造了經濟繁榮的奇蹟；三是在經濟繁榮的前提下，開始了政治民主化進程。顯然，這都是一些客觀者的眼光，也是一些現實主義者的眼光，但還不是一個「歷史主義者」的眼光。因為這類看法，無非是 「從現象上獲取印象」的一個結果。而不是對當代中華民國臺灣的發展進行深入剖析所得出的結論。

一　　中華民國臺北政權 —— 承繼並堅守了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

筆者認為臺灣之所以能夠走上今天這樣一個民主和繁榮的境界，首先是因為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政權能夠承繼並堅守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才為臺灣後來的歷史性進步與繁榮奠定了必須的政治基礎。因為，承認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繼承不繼承中華民國的共和法統，將決定臺北政權的根本性質，決定它是否劃開了自己與兩千餘年君主專制國統和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共大陸北京專制復辟政權的根本政治界限。


歷史的事實是，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二年元旦於南京建國，直至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陸建政，除掉袁世凱復辟帝制的八十三天，張勛擁戴宣統公然復辟的十一天，和蘇俄指使中共在江西瑞金成立俄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及日本扶植遜清王室在東北建立偽滿州國以外，尚不曾有一個反叛者，敢於公然推翻或改變中華民國的國統與國號。北洋軍閥們亦只敢在維護中華民國國統與國號的前提下，「假共和之面孔，以行專制之實」，甚至常常利用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恢復「國會」等擁護「共和法統」的手段來爭奪權力，以再造復辟。至於因一九四九年 「革命勝利」，實質是「復辟成功」，而當真在中國大陸改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其晚年深自懊悔改了國號的心態，亦無非說明，他已經在擔心後人將以中華民國的「正統」來否定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邪統」，更因此而將他推倒在真正「亂臣賊子」的歷史地位之上。所以，因失敗而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臺北政權，能否承繼和堅守中華民國得之不易、更保之不易的國統與法統，將決定中華民國臺北政權的根本政治性質。


那麼，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又是如何承繼並堅守了中華民國國統與法統的呢？

第一、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堅持了中華民國民主建國的政治方向

在內戰中失敗了的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臺灣，於政治上，一是承繼並堅守了孫中山先生所創建的中華民國國統，繼續遵循孫中山先生關於軍政、訓政和憲政的民主建國歷程，在失敗後的艱難時世之下，恢復國民黨一黨訓政，以維繫人心安定和社會穩定。二是承繼並堅守了已經初步建成的中華民國共和法統，即在有壓迫而無外患，有「異志」而未形成內亂的外部及內部條件下，在政治上維繫一九四九年前已經初步建立的憲政體制，堅定地推行地方自治，穩步地推動法制建設，逐步地擴大政治參預，以在憲政體制之內實施訓政，又在訓政逐步淡化的過程中推行憲政的建設，以期最終結束訓政，還政於民。


中華民國臺北政權，於一九五零年即頒布了「臺灣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同時辦理省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和鄉、鎮、縣、轄市市民代表的選舉，並均以平等、普通、直接與無記名投票等最為民主的方式進行之。誠如一位大陸學者在他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樣：「早在五十年代，就有非黨人士高玉樹在臺北市的競選中擊敗國民黨人王名寧。非黨人士黃順興當選為臺東縣議員。六十年代，更多的非黨人士當上了縣市行政長官，如臺北高玉樹、臺南葉廷桂、高雄余登發、臺東黃順興。到了七十年代，黨外勢力有了更大發展。七二年三月國民黨政府公布了《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辦法》。同年，增選出國大代表五十三人，增額立法委員三十一人。其中就有非黨人士。在七七年的‘地方選舉’中，非黨人士成立了‘臺灣黨外人士助選團’，舉辦民主餐會，匯聚一堂，發表演說，抨擊政局，聲勢相當浩大，終於在二十個縣市中拿下四個，七十七席省議員中佔據了二十一席。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國民黨在權力上一向是開放的。」01 而在同時期的中國大陸卻是不能、也不敢想像的。


顯然，法制的建設勢必要與開放的權力亦步亦趨。一九四七年七月四日，內戰中的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曾頒布「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並自翌年十二月十日於全國各省市一律宣布戒嚴。在臺灣，「戒嚴」雖然在名義上實施了三十多年，直至一九八一年五月一日才宣布「解嚴」，但實際上自從中華民國政府遷臺，社會秩序輔以安定之後，一九五二年十月政府即已頒布「臺灣地區戒嚴時期軍法及司法機關受理案件劃分辦法」。歷經五次修正，乃將軍法機關因戒嚴法第八條而得以自行審判之範圍，逐步縮小至最低限度 —— 除軍人犯罪、及違反懲治叛亂條例和違反戡亂時期檢索匪諜條例之罪，由軍事機關自行審判以外，其餘條例一律交由法院審判。一九六零年八月十五日又公布了釋字第八十六號解釋，稱憲法第七十七條所定「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之審判，系指各級法院之民事、刑事訴訟審判而言。高級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既分掌民事、刑事訴訟之審判，自亦應隸屬於司法院」。之後，司法院組織法，法務部組織法及法院組織法等條例修正案，遂於一九八零年六月二十九日公布，並於次年七月一日施行。如是，既使司法權的運作走上了正軌，又使法制的建設能夠作為推進中華民國民主建國事業之至為重要的一環，即必要和重要的「配套」工程，為其後臺灣法制的倡行奠定了基礎。


如果說一九四九年遷臺的國民黨臺北政權在臺灣重新恢復「訓政」，實出於艱難時世之下的迫不得已，那末，當生存和安全問題已經獲得解決之後，隨著中央政府和民意機構的增選和補選，言論自由的日漸開放，政治參預的日趨擴大和反對派政治的逐漸合法化，直至「解嚴」的實現，顯然為政治逐步走向自由化，亦即良性威權政治的最終結束，民主政治的全面推行，奠定了必要的社會政治基礎。自五十年代伊始即開始實行地方自治的民主政治實踐，在法制的配套建設之下，終於發展成為九十年代的全民直選省長和全民直選中華民國總統。由是，憲政得以全面實現。從而將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在二十世紀上半期，於外患頻仍、內亂叢生的中國大陸所無法推進的民主建國事業，在臺灣逐步地、並且是和平地推向了成功。這就在國統和法統的根本性質上，徹底地劃開了中華民國臺北政權與數千年君主專制國體和中共大陸專制復辟政權的鮮明政治界限，保證了中華民國自開國以來的共和國家性質和在後來初步建成的民主國體，沒有發生任何性質上的變化。

第二、中華民國臺北政權繼承和發展了中華民國的自由經濟體制

正因為中華民國臺北政權承繼並堅持了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所以才承繼、建設和發展了作為中華民國共和國統之重要特徵的，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自由經濟形態和市場經濟體制。中華民國臺北政權非但沒有採取過任何專制的中央計畫經濟體制、即專制權力經濟體制，以壓迫甚至消滅自由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存在，相反，卻一再地和持續地保證、推動和加速了私營經濟的巨大發展和空前發展，從而將中國臺灣推向了史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境界。自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四年間，中華民國臺北政權曾先後頒布的「國營事業管理辦法」、「公營事業移轉條例」和「實施耕者有其田公營事業轉民營事業辦法」，以及一九五三年一月為對日本所遺留下來的四大公營公司轉民營，而公布的「公營事業轉民營條例」等，皆因堅持了「凡可民營者，盡量鼓勵民營」的自由經濟方向，因而才有力地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繁榮。凡是高談臺灣經濟發展和繁榮者，如若忘卻了這個能夠保證和推動臺灣經濟發展和繁榮的根本經濟體制，實際是由政治制度所決定，忘卻了臺灣經濟賴以發展和繁榮的這一張「政治底牌」，而以各種各樣的原因，來妄論和解釋臺灣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原因，都無非是舍本逐末而已。因為只要國民黨臺北政權如同中共北京政權那樣，將共和法統改變成為如中共一樣的專制一統，則由專制權力所全方位控制和霸佔的臺灣經濟，其發展究竟如何也就不難想像了。

第三、中華民國臺北政權進行了和平與成功的土地改革

中華民國臺北政權沒有忘記辛亥革命的綱領，沒有忘記平均地權的理想，沒有忘記沒有和來不及解決土地問題，竟成為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在內戰中失敗的重大社會原因，在失敗之後，乃堅持以「孫中山先生非以殺人奪地為手段，而以平均低價和保護地主與無地農民雙方利益的思想」為方針，以一九三零年頒布的「進步土地改革綱領」為藍本，以歷年局部實驗和施行土地改革的經驗教訓為借鑒，面對臺灣因日本強佔經年，所早已形成的大地主兼併土地和大多數耕者無其田的嚴重局面，幾乎是與中共在中國大陸展開殺人土改運動的同時，和平地、並且是順利地在臺灣進行了至為成功的和平土地改革。由是，臺灣的土地改革，方本著共和國家的人權精神和法制精神，首先推行「三七五」減租，以平衡租佃雙方的利益；繼之採取「公地放領」的政策，以滿足部分無地農民對於土地的迫切要求；最後利用售出工業債券贖買大地主多餘土地，以貸給無地或少地農民的辦法，不僅未殺、未抓、未致死一條人命，更未造成任何的動亂和混亂，卻造就了土地改革的全面成功，為嗣後臺灣政治經濟的繁榮發展，奠定了穩定的農村基礎、社會基礎與經濟基礎。

第四、中華民國臺北政權一如既往地重視和發展教育

辛亥之後，特別是北伐之後，因為中華民國對教育的長期重視（如本卷第六章所述，包括血濺中華的抗戰時期），02 中國現代教育才得以蓬勃發展。遷臺之初，中華民國政府雖有「一夕數驚」的外部政治壓迫和「承載過重」的內部經濟壓力，仍然堅持大幅度投資教育，興辦教育。此為中國大陸民眾所不能想像。一九四六年，臺灣的文盲佔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點一，至一九八八年，因適齡兒童就學率已經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點八九，故文盲兒幾已絕跡。日據時期，日人為對臺灣實施奴化教育，特別限制臺灣同胞進入普通高中，最多只能進入初級職業學校。但一九八八年高職和高級中學學生數，已佔全體中學生數的百分之六十一點九九。日據時期臺灣人進入大學者極少，並且限讀醫理工科，文法藝科則不准華人就讀。但一九八八年專科學生已達二五六六一零人，大學生已達一九二九三三人，碩士研究生已達一二四二六人，博士生已達二六九五人。出國留學者比比皆是，其雲不鮮。近十年來更是有所發展和提高，業已進入全世界高教育水平之列。其在科技、經濟和教育方面實為人才濟濟。華裔獲得諾貝爾科學獎者已有六人，但是，唯於中華民國（五人）、或於境外（一人）所培養的學人才有此榮譽的事實，實在不能不說與兩個不同的政治制度有著絕對的關係。臺灣教育的發展，對於近年來民主政治的全面推進，對於所謂技術官員隊伍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亦早已為世界所有目共睹。

第五、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對人民公民權力的保障和發展

自中華民國創建伊始，人民即開始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教育、就業和遷徙等自由。即便是在三十年代前後的訓政時期，甚至是在袁、張和北洋軍閥假共和、真復辟時期，上述自由亦只有一定範圍的限制，因此才可能產生中國現代史上至今仍在遙領風騷的思想文化成就。


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在一九四九年後的特殊艱難歷史條件下，應該說除掉事關全島安全、即為防止中共顛覆，才在少數領域進行一定範圍和一定程度的限制以外，處於非常時期的臺灣人民，不僅擁有居住、遷徙和出國留學、移民的相當自由，而且擁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很大自由。誠如同一位大陸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國民黨政權在臺灣給予黨外政治空間的第二個體現，就是允許非黨報刊的存在。「五十年代初，臺灣當局雖然制定了《戒嚴期間新聞雜誌圖書管理辦法》，但實際上黨外報刊雜誌仍然存在。《自由中國》、《文星雜誌》、《大學雜誌》及《臺灣政論》等刊物的思想筆觸，都完全獨立於國民黨之外。其中最老的《自由中國》於四九年十一月創刊，一向對國民黨政權的獨裁、腐敗發出尖銳的批評，甚至敢於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對這一切，國民黨政權都予以容忍……七十年代中期之後，查禁報刊的尺度更有相當的放鬆。一般批評國民黨政權和其官員的文章常見於報端。這樣就給黨外反對勢力的存在、匯聚、集結提供了更大的空間。一九七九年五月，行政院新聞局解除了《停止雜誌登記》的禁令。僅一個月後，《美麗島》、《八十年代》等雜誌即行出版，在臺灣社會掀起了更大的波濤。辦民間報刊，參加地方選舉已經成為黨外反對勢力彙集力量，培養儲蓄人才，擴大其能量和影響面的犀利武器。一九八七年國民黨政權取消‘戒嚴令’，徹底開放了黨禁、報禁，歷史終於翻開了新的篇章。」03 至於後來臺灣民營報刊之多，私營出版事業之隆盛，民間報業鉅子之舉世聞名，就更為幅員遼闊的中國大陸，人才濟濟的中國大陸，民怨沸騰的中國大陸，所不能和不敢想像了。五十年代，一個年輕的出家女子，竟能在花蓮籌辦「慈濟功德會」，並廣收門人，興旺時，人數竟達上百萬之多，收入竟達數億萬之巨，這在絕對不容許人民有任何結社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中共大陸，無疑只能造成千千萬萬人人頭落地的悲慘結局。然而，在臺灣，甚至是發生了「高雄事件」那樣的大案，在蔣經國先生「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指示下，亦只有「軍警人員之傷亡，而無人民之被傷害」。04 尤其是近年來由民主政治的全面展開，所帶來的政黨、社團的蓬勃發展，就更是使得中國大陸人民，特別是中國大陸的知識份子們，產生了無限的羨慕和追求之心。



二　　威權總統恢復訓政 —— 保證了臺灣的政治穩定與和平發展



一九四九年的蔣介石誠然是那一場大規模內戰的失敗者，是中華民國政權和中國國民黨在大陸遭遇失敗的代表人物，更是一九四九年中國那一場歷史性悲劇的主角。但是，蔣介石作為曾領導北伐成功的革命領袖，作為曾領導偉大衛國戰爭勝利的民族英雄，作為一位始終堅持保衛國家主權與獨立，一貫追求和平與統一的中華民國領袖，他雖然不像中外歷史上一些幸運的和不幸的英雄們那樣，既因其卓越的功勛而獲得了純潔的英名，亦未因其巨大的失敗而只能走上亡國甚至是亡命之途。作為一位堅強的民主戰士，他固因天性中缺少推行革命專制的殘酷力量，而沒有像羅伯斯庇爾那樣，被陰謀叛變者和陰謀復辟者送上斷頭臺；作為一個曾被一群真正的封建獨裁者所指罵的「獨裁者」，他因在實際上遠遠沒有做成一個革命的獨裁者，亦沒有在死後如同克倫威爾那樣，被復辟王朝開棺戮屍，或如拿破崙那樣被終身囚禁在大西洋的孤島上；作為一位在中國從專制向民主過渡的艱難歷史進程中，既領導了革命的成功、又遭遇了巨大失敗的歷史人物，他既無拿破崙敢於稱帝的革命君主式膽量，因而又保持了他作為一個民主革命家的純潔性。然而，他的智慧，他的膽略，他的堅定性，尤其是他作為一個失敗者而擁有的堅韌不拔精神，才使他深具一位悲劇英雄的美學意義。而他作為一個悲劇英雄的形象，無疑是他在臺灣作為威權總統的魅力之所在。
誠然，他在那一場內戰中遭遇了巨大的失敗，然而他卻在失敗之後，憑著他個人的信念和精神，既能夠死處求生，又能夠「苦撐發展」，並終於將孫中山的民主革命理想，與他自己一生對於民主建國的追求，實現在臺灣島上。不僅為全島的人民帶去了進步和繁榮，而且使中國大陸的人民重新看到了希望。不僅引導中國大陸人民糾正了「錯把復辟當革命」的歷史性錯失，又為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的萬難追求，提供了由歷史反思而得來的巨大力量。同時亦為他個人 —— 一個偉大的悲劇式的歷史人物，爭取到了被再認識、再肯定直至被再推崇的歷史條件。今日中國大陸社會所普遍存在和迅速發展著的「戀蔣情結」，固然是因為有了一個史無前例的獨夫民賊毛澤東做了他的陪襯人，但如若缺少了他自身的歷史魅力和歷史功績，則中國大陸人民也就不會在痛苦、並且是深沉的歷史反思過程中，予他這個曾被推倒的英雄以再認識、再肯定和再推崇了。


一九四九年之前，曾被形形色色專制勢力冠以獨裁罪名的蔣介石，唯其是真正的不獨裁，唯其沒有大膽地進行過充分的訓政，即特定歷史階段上的「良性獨裁」，才為一九四九年中國民主進程的巨大逆轉，埋下了失敗的先機。這無疑是一個歷史性的遺憾。但是，正是這個遺憾，卻使他在退守臺灣之後，才決心為保衛臺灣的政治安定與和平發展，甘冒「獨裁」之罵名而不諱。


然而，他甘冒罵名的「獨裁」統治，在形式上既是為保護臺灣安寧和推動臺灣進步的威權統治；在性質上，則更是為保衛臺灣安寧和推動臺灣進步的持續訓政。具體言之：第一、以其個人的威權在五十年代初一夕數驚的臺灣，於憲政體制之內恢復訓政，以及他個人的領袖地位。由是而果斷地消除了形形色色的叛變陰謀和叛亂事件，保衛了臺灣的安寧。再不似在中國大陸那樣，對於舊軍閥的叛亂和共產黨的叛國姑息養姦。


第二、以其個人的威權于思想、文化領域取締宣傳共產主義的自由，嚴禁為共產黨張目。在言論、出版、教育等各方面，對凡是散佈共產革命思想，或借所謂民主思想來鼓吹共產主義思想的種種思想行為，予以明確的限制，以徹底杜絕中共企圖製造臺灣內亂以一舉顛覆的任何可能。


第三、以其個人的威權來制止對臺灣安全與發展有害的種種過激民主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有過激民主要求者的自由直至法辦。不再像大陸時期那樣一再地姑息和遷就。以使得極少數雖有民主追求精神、更有私慾膨脹、直至有明確輸共之心的知識份子，不再擁有蠱惑人心的自由。


第四、以其個人的威權保證正確方針政策的決行和貫徹。諸如當土地改革遭遇大地主反對時，蓋因他的威權堅持，而使之順利達成；當十大建設橫遭物議之時，亦因他的威權堅持而得以拍板定案。


第五、以其個人威權，在選擇他自身的接班人時，面對種種輿論，雖經內心衝突，終能決意「內舉不避親」，以蔣經國續其重任。歷史已經證明了他選擇的正確。05


第六，以其個人威權，使臺灣在長達二十餘年的歲月裡處變而不驚，循序而發展。尤其是在七十年代初，當以美國為首者相繼與中共建交，甚至言歡，以至臺島飄搖、人心懼禍之時，蓋因他的威權，才使得「莊敬而自強，處變而不驚；忍一時之痛，謀經濟之獨立」的精神貫遍全島。
　　…………
非知此便不能理解，一九七五年，當他辭世時，島上人人悲從中來，痛不欲生者比比皆是的原因。自然，其根本原因，還是因為他留下了一個與毛澤東的中國大陸所完全不同的中國臺灣，一個已經和正在走向繁榮和昌盛的「三民主義模範省」。


無庸諱言的是，正是蔣介石和他的威權，才為保證臺灣政治安定與和平發展帶來了政治上的巨大保險係數。反之如若沒有這樣一個威權總統，則臺灣豈只不會有今日的進步和繁榮，甚至連其存亡也難有定數了。因為連李登輝總統也不能不承認：「今天，我們所締造的發展成就，是建立在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先總統蔣公的保衛臺灣，以及經國先生的政經發展基礎之上。」（李登輝：《臺灣的主張》）筆者亦曾在臺灣問過一個反蔣的學人：「如果蔣先生於四九年敗守臺灣之後，便立即像今日的李登輝先生這樣，實現全面的民主政治，則閣下認為臺灣的命運又將若何？」這位學者乃不暇思索地對我說：「臺灣怕早已被中共‘解放’。」


必須指出的是，今天，被臺灣的某些朋友指責為「白色恐怖」的蔣介石威權統治時代，確有可能存在著少數「受委屈者和被迫害者」，但是，對於絕大多數臺灣人民來說，卻正是因為有了這個威權統治，才使得他們能夠走上自由、民主和繁榮的道路，或曰為臺灣今天的自由、民主和繁榮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歷史基礎。如果誰不是這樣地看問題，誰就不是一個歷史主義者和客觀主義者。誰如果只是對蔣介石威權統治時代所出現過的缺失和錯誤，和當時為了臺灣的安全與發展而不得不實行的「限制」，充滿怨懟和仇恨之心，誰就等於在實際上不承認「安全」在那個時代對於臺灣的特別重要性，誰就是根本不承認當時的臺灣唯有安全才能發展，誰就是根本不懂得什麼叫作專制，什麼叫做獨裁，什麼才叫做「白色恐怖」，誰就更不懂得他們自己所說的「寧靜革命」之所以能夠成功的根本原因。


必須指出的是，良性獨裁，在臺灣即所謂持續訓政，並非是把訓政當作目的，而僅僅是要把一定範圍內、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的一黨訓政或一人獨裁，只當作建立、保衛和鞏固民主秩序和民主制度的手段，並隨著民主秩序的逐步建立和民主制度的逐步穩固，而必須逐漸地削弱直至取消之。就理論上而言，它無非是民主革命初造成功之後，面臨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和復辟之時，民主力量或新生民主政權所必須採取的革命手段。這才是訓政的本質。就歷史的發展而言，唯其在特定歷史階段上的存在，才能保證民主秩序得以最後的確認和確立。唯其在特定歷史階段上的不曾存在，則剛剛建立的民主秩序或民主制度，便極有可能有創而覆之的危險。近現代各國凡爆發過民主革命的國家，其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已經足以證明它在理論上的真理性和實踐上的重要性。而蔣介石作為一個成功者卻遭遇了失敗，又作為一個失敗者卻走向了成功，其根本的原因，即在他於北伐成功之後，曾為了體現民主，害怕被指為獨裁，而在相當程度上放棄了保衛民主的「獨裁權力」。在他失敗退守臺灣之後，蓋因他「前事之師，後事不忘」，敏銳地意識到若不實行威權統治或曰良性獨裁，便很難不再重蹈失敗的覆轍。由是他才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實行了「威權的獨裁統治」，從而保證了臺灣的和平與發展，更在中國歷史上，首造了「身在邊陲，卻不僅有能力對奪取了中原的統治者予以持續的對立和抗衡；而且更因其進步與繁榮，而傲然於中原的專制統治者」這樣一個史所未有的先例。這在他個人，無疑既是教訓，又是經驗；既為所失，又為所得。在歷史，則因此而發展成為前後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局面，實在不能等閑而視之。
三　　民生主義追求實現 —— 推進了臺灣全面民主化進程

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對於中華民國國統與法統的承繼和堅守，和蔣介石以其個人的威權對這一承繼和堅守所進行的保證，不僅帶來了臺灣的政治安定與和平發展，而且推動了民生主義理想在臺灣的追求和實現。「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思想，不僅成為失敗者 —— 中國國民黨人治島的原則和方向，同時更將「非實行民生主義，難以富國裕民；非實行民權主義，難以民主法治」作為重大失敗教訓的一種，以激勵中國國民黨人在臺灣勵精圖治。而勵精圖治的重心，便是推動民生主義在臺灣的發展和實現。


如前所說，是中華民國固有的自由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才為臺灣的經濟發展奠定了政治基礎。而土地改革的全面成功，又為其「發展農業、培養工業」的方針，帶來了可行的社會基礎。同時，遷臺之初，為穩定經濟而實行的一系列改革，如改革金融管理，改革財政稅制，實施貨幣改制，整頓公營事業，實施單一匯率，有效運用利率，抑制通貨膨脹，恢復和開創各項生產事業等等，則使因戰亂和「湧臺」所造成的經濟恐慌景象，得以撫平。此後，政府不僅設立一系列經濟建設的綜合機構，一系列科學研究機構來制定經建計畫，以推動和實現經濟的發展，而且抓住歷史機遇以求經濟的高速發展。韓戰固然有助於臺灣人心的安定，六十年代世界經濟蕭條則為臺灣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機遇，越戰又為臺灣中小工業的發展製造了契機。之後，十大建設既為臺灣現代經濟的發展，奠定了歷史性發展的基礎；嗣後進行的二十二項大規模經濟建設，又在交通、能源、造船、制鋼等重工業發展上建立了雄厚基石。並從此邁向已開發國家行列。五十年代初期對於教育的極大重視，不僅迅速地提高了教育水準，更為經濟發展造就了人才；對外貿易的迅疾擴張，則使全島經濟得以高速發展。八十年代英國著名的《歐元》雜誌，在它對世界作第五次經濟評估時，已將臺灣經濟對內對外表現評列為世界第六位，就發展中國家而論，則為第一。埃及作家德特亦在「臺灣能，為何埃及不能」一文中說：「如果日本經濟發展是奇蹟，臺灣就更了不起。」美國專家顧柏克則在《中國現代：兩個中國的比較》一書中說：「臺灣沒有馬歇爾計畫協助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開發，但臺灣卻成長快速，現已成為美國第五大貿易夥伴。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七七年，工業每年平均增長百分之十六，社會並能做到均富，私人企業繁盛，中產階級正快速興起。」美國史丹佛研究所發言人迪西納於一九八六年曾對美國議員和專家們說：「臺灣的成就，與其說是奇蹟，不如說是合理的策略，勤奮的工作和耐心所至。」


臺灣 —— 一九五三年對外進出口貿易總額僅有三億二千萬美圓，一九八八年則增為一萬一千零二百四十一億美圓，三十六年間增加了三百四十四倍，成為世界貿易大「國」之一。


臺灣 —— 一九四九年人均收入尚不如中國大陸，一九五零年代人均收入還在一百美圓以下，一九六七年亦只有二百四十九美圓，但自一九六八年起即已快速增加，至一九九零年已達人均八千美圓的記錄，四十一年間增加八百倍，超過大陸數十倍之巨。


臺灣 —— 一九五零年代，外匯存底尚不能進入世界排行榜，至一九八六年，外匯存底已達世界第二位。


臺灣 —— 以其居於世界第二的人口密度（第一為孟加拉國），在數十年間的經濟發展成就，將中共專制復辟統治之下的中國大陸，遠遠地拋到了後面。這裡沒有任何特殊的原因，有的只是「社會制度不同所帶來的巨大、而且是本質的差異」。臺灣的經驗顯然有力地證明了：沒有一個基本的民主政治體制，和由這個民主政治體制所決定的自由經濟形態，其現代經濟的真正發展，遲早都只能成為一句空話和假話。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曾一再地向中國大陸人民「解釋」說，臺灣人民今天的好日子，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反動派」從大陸捲走了二百萬兩黃金所致，和「美帝國主義」曾給了臺灣以極大的支持。前者誠屬可笑，因為大陸地下埋藏著的黃金，又豈止二百萬兩；更何況中國向有一句古話，叫做「坐吃山空」呢。至於後者，如果「美帝國主義」當真能夠對「國民黨反動派」予以極大的支持，大約「國民黨反動派」的大陸江山也就不見得會失去了。況且臺灣根本就沒有馬歇爾計畫協助其在二次大戰後的開發。因此，直言之，臺灣如若不能自強以度艱難，如若沒有前文所說的那一張「政治底牌」，如若沒有韓戰的爆發而使美國又有了對於「國民黨反動派」的需要，則美國的所謂支持，只怕仍舊是「千呼萬喚難來臺」了。


隨著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理想的實現，臺灣又全面地推開了政治民主化進程。鑒於臺灣人民對於自身信念的持續增強，和參預社會政治願望的不斷增強，隨著增選、補選中央政府和民意機構、保證言論自由和反對派政治合法化等一系列民主改革的次第實現，八十年代後，中華民國政府決定宣布「解嚴」，決策開放大陸探親，全面放開輿論，給予人民出版、集會、結社及組黨的完全自由，並終於從五十年代初全體人民直接選舉縣、市長，走向了全民直接選舉省長，特別是在中共飛彈威脅下，堅持全民直接選舉中華民國總統，並獲得了舉世讚嘆的成功。中華民國臺北政權乃以此作為訓政的全面及徹底結束和憲政的全面及輝煌開始。由是，辛亥革命的民主政治目標已經達成，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理想終於實現，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終於在中華民國臺灣得以確認和確立。如果沒有中共的武力顛覆，專制復辟在臺灣已經永無可能實現。以辛亥革命為勝利發端的中國民主革命，中國自近代開始的由專制向民主的過渡，終於在我們偉大祖國的一個地區 —— 臺灣，首先走向了最後的成功，從而為實現中國的民主統一，而不是專制一統，打開了現實的通途，帶來了歷史的希望。


今日，雖然臺灣在其民主政治的全面拓展與迅速實現中還存在著、並出現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甚至出現了台獨的傾向，但是，前者固因民主制度的確認和確立，而完全可以將之視為歷史遺留的問題和前進中產生的問題，而期望在民主政治的體制內，用改革或改良的辦法逐步加以解決。後者，說到底，無非是對於中共大陸專制政權的一種挑戰式逃避而已。並且，即便它另有圖謀和另有企求，它亦一定會隨著中國大陸人民推倒專制政治、建設民主政治的實現，以及中華民國國統在全中國的重續，中華民國法統在全中國的重建，而成為一個過時的「政治誤區」。誠然，這是一個值得同情的政治誤區，但又是一個必須引導和一定能夠得以解決的政治誤區。歷史的發展將會證明，在這個世界上將只會存在著一個包括臺灣在內的、統一而且是民主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一百年來，東方強國為其侵略的野心，一直致力於中國的分裂而不是統一；西方列強為了一己的利益，同樣希望中國不是統一而是分裂。近百年來，中國在從專制向民主的艱難過渡中，因民主和專制反覆較量的歷程，又一再地造成了中國的分裂與分治，誠所謂「專制僕而統一成，民主敗而分裂生」。然而，隨著全中國的民主過渡必然要走向它最後的成功；隨著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特別是中共在革命名義下的全方位專制復辟，一定要走向敗亡；隨著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歷史的持久反思和深入反思，必將使他們重新認定新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中國的民主統一不僅一定要實現，而且一定能夠實現。一個由孫中山先生所親手締造的，由蔣介石先生曾堅定捍衛過的，並必將為台海兩岸人民所共同建設起來的民主、統一、強大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將一定會治癒它自身的創傷和裂痕，帶著它古老的文明和文化，和今日的進取與進步，屹立在這個世界之上，為促進這個世界更新一輪的進步和繁榮而盡心盡力。


作者願為臺灣人民五十年來因「堅守民主國體、致力民生發展」而得以「全面推進民主、實現還政於民」的偉大成功，予以最為深沉的祝福。
兼 論　　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

中華民國南京政權在內戰中的失敗，招致了中國國民黨數十年護國護法的慘痛失敗和最大失敗。但是，一九四九年後，由中華民國臺北政權在臺灣堅守國統、法統，並致力民生發展的結果，卻最終地帶來了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理想在中華民國臺灣的實現。


應該說，除掉臺灣人民於半個世紀以來的艱難奮鬥之外，蓋因蔣介石先生能夠堅守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才奠定了臺灣和平發展的基石；亦因蔣經國先生對經濟建設的傾心推動和對民主政治的有心推進，才把臺灣推向了經濟全面繁榮和民主政治迅速發展的境界；同樣，也正是李登輝總統的努力，才推開了臺灣全面民主化的歷史性進程，在臺灣完成了向民主的全面過渡。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李登輝總統當政時期，正值中共因表面的繁榮掩蓋不了內在的恐懼，對臺灣由統轉壓，由和轉嚇，打壓越來越甚的時期。由於李登輝總統在這一特殊而又複雜的歷史階段，一方面保持了經濟的持續發展而使國際更為讚賞；一方面又因不低頭，不示軟，並於中共飛彈之下，堅定地實行並完成了全民直接選舉總統，因而為全世界所推崇；從而使「利在大陸」的各國，仍然能夠「心在臺灣」。所謂「抗共有功」。近年來，歐洲議會及眾多世界進步人士對臺灣的推崇和對中共的厭絕，及其不斷呼籲「現在是好好瞭解臺灣的時候了」的話，以及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在它被承認的世界各國幾成「無效護照」，06 而一本中華民國護照，在它不被承認的國家裡卻能夠暢行無阻的事實，都實在地證明了今日臺灣在世界上的實際名聲和地位。


縱觀臺灣五十年來的巨大歷史變遷，前兩位已故的蔣總統，歷史功績自無庸諱言，歷史地位早已確定。但對於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總統和中國國民黨領袖而言，其歷史的功績和地位卻尚難確定。這是因為，中國國民黨，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先生曾為他們留下了一個「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這個重任，孫先生曾為之奮鬥、拚搏過十數年；這個重任，雖為蔣介石先生所曾完成，卻因他在一九四九年內戰中的失敗，和兩位蔣先生相繼成為歷史人物，而將它留給了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領袖們。並且只要他們一天尚承認自己是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領袖，他們就對繼續護國和護法的歷史重任，有著不容推卸的重大歷史責任。李登輝總統在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的就職演說中不僅宣稱：「中華民國本來就是一個主權國家。海峽兩岸沒有民族與文化認同的問題，有的只是制度與生活方式之爭。」而且明確指出：「中華民國要在未來國家統一的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李登輝總統確實言之不虛。因為對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領袖來說，他們既具有孫先生和兩位蔣先生所不曾具有的「護國護法」之大好歷史條件，又具有孫先生和兩位蔣總統所不曾欣遇過的重大歷史機遇。


第一、就歷史條件而言，首先，孫中山先生自一九一三年開始護國，一九一七年開始護法，直到他辭世，不僅幾波幾折，幾興幾衰，而且，陳炯明叛變時，孫先生護國護法的「本錢」，已徒剩一艘中山艦而已。蔣介石先生雖曾是奪取了護國護法成功的勝利者，但他又是一九四九年那一場護國護法巨大失敗的代表者。其後，他能在國際、尤其是中共大陸專制政權的強大壓力下，於臺灣堅守中華民國的國統與法統，直至其辭世，雖然功不可沒，但他畢竟未能完成在全中國護國護法成功的歷史重任。蔣經國先生為推動臺灣進步和發展的功勞自不待言，但他作為執掌中國國民黨黨權和中華民國國政的過渡性人物，卻無幸在他的有生之年，擁有在全中國奪取護國護法勝利的國際和國內條件。


第二、就歷史的機遇而言，奪取全中國範圍內護國護法最後勝利的關鍵，乃在於中國大陸民心的全面覺醒。誠如一九九四年十月《紐約時報》所指出的那樣，「國民黨也許失掉了大陸，但是，臺灣已經贏得了大陸的民心」。尤其是近十餘年來，在中國大陸社會因廣泛深入的歷史反思運動而出現的，對於國民黨時代和蔣介石先生之普遍懷念情結；以及「認三民主義之祖、歸中華民國之宗」 的理念在中國大陸知識界和普通民眾當中的應運而生；特別是中共大陸政權在中國大陸人民心中已經敗亡的事實和在實際上必將敗亡的前景；就更是為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領袖們完成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提供了絕好的歷史機遇。套用一九零四年孫中山先生的一句話來說，就是：「今日之中國大陸，正處在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中共專制復辟統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滅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燃成燎原之勢。」07


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領袖們，一是擁有一個富強的臺灣，她在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實力及潛力，實為孫先生及兩位蔣先生所不能比，更為北伐前已在廣東一隅立足的革命政府所不堪比。二是如前所說，她雖然迭遭中共打壓，但世界各國乃「利在大陸」、卻「心在臺灣」的複雜國際心態，又是一百年來孫、蔣三代領袖護國護法所從來不曾擁有過的有利國際條件。世界各國蠻橫干涉中國民主進步的時代，畢竟已經一去不返；孫、蔣所曾遭遇的東西方列強一味支持、甚至以武力支援中國反動勢力的時代，畢竟不會再來。


由是，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領袖們，應基於三種境界而為後人鑒：
第一、面對難得的條件和機遇完成護國護法的歷史重任，其必將功在中華民族和功在千秋。
第二、保住臺灣，發展臺灣，使臺灣成為中共不能咬、不敢咬也咬不動的一塊鐵牛筋，為中國人民有資格、有能力實現和實行民主政治作證，為中國大陸人民留下一片希望的陽光，則他們今日的現實地位就是他們來日的歷史地位。誠然，一根火柴就能燃遍大陸的現實機遇，一隻「悼念」鄧小平的花圈便能叫統治者心驚肉跳的中共統治現狀，一陣組黨風潮就能逼迫中共重開殺戒的恐怖現實，倘若今天和今後的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領袖們，能夠敏銳地抓取之，促進之，發展之和成功之，以完成孫中山先生和兩位蔣先生所交付的護國護法重任，則他們作為二十世紀中華民族之第三位、第四位和第五位偉大人物的歷史地位，又何需再論之與再辯之。


第三、或因苟安而為中共所專制一統，或為一念之差而脫離中國。其結果因只能造成助紂為虐或亡臺裂國的局面，則非但不是功在歷史，而只能是罪在歷史；非但不能功在千秋，而只能是罪在萬古了。

結論

中華民國與中國國民黨

—— 兼述國民黨的哀與榮


現在已經可以為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作一個客觀的歷史結論了。這個歷史的結論就是：


第一、由孫中山先生所創建的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 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新中國。


第二、國際國內凡是要顛覆中華民國者，無一不是真正的專制勢力或真正的專制復辟勢力，並且不管它們是在何種名義之下，包括「以革命的名義」。辛亥之後八十餘年的歷史已經對此作出了確證。


第三、中國國民黨是一個民主性質的政黨，而不是一個專制性質的政黨；是發動了中國民主革命、推進了中國民主過渡的政黨，而不是反對中國民主革命、阻斷了中國民主過渡的政黨。雖然她有過形形色色的錯失，有著各色各樣的缺陷，並遭遇過慘痛的失敗，但這些都不能掩蓋她本質上乃是一個民主政黨的政治光輝和歷史光輝。因為，一百年來，中國國民黨一共做了六件大事：一是推翻滿清，結束帝制，創立了民主共和的嶄新國家制度。二是堅持反對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領導了北伐成功，初步統一了中華民國，贏得了護國護法的勝利。三是領導全國人民堅持長期抗戰直至勝利，並因此而廢除了近百年來壓在中華民族頭上的不平等條約，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領袖國之一，和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四是在內憂外患長期交相煎迫之下，歷經軍政、訓政，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裏，初步建立、建成了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頒布了一部真正民主的「中華民國憲法」。五是長期堅持反對中共在蘇俄指使下發動共產革命以反撲中國國民革命、顛覆中華民國，並數度獲得成功，卻於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的內戰中慘遭失敗，致使中國大陸重蹈專制復辟統治。六是失敗後仍能在臺灣堅守中華民國的國統和法統，從而「將臺灣推向了中國五千年所未有的民主繁榮境界」。一個政黨，在百年中做了六件大事，五件正確而且成功，一件失敗但並非錯誤，那麼，這個政黨還是反動的嗎？還是一定要打倒的嗎？


第五、中國國民黨不會亡。因為在臺灣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將只有落選之敗，而無亡命之虞；因為即便是因落選而不再在臺灣執政，亦應該是哀榮並至；因為雖然「哀」在落選，但卻「榮」在她百餘年來民主理念和民主追求的最終實現。

第六、中國國民黨的前途在大陸，而不在臺灣。因為今天中國大陸人民正在重新認識中國國民黨的性質和歷史，已經認識到了中華民國國統與法統的歷史合法性，甚至已經初步認識到，唯有「認祖歸宗」，才能夠為在將來造就一個「民主統一」、而非「專制一統」的中國，帶來光明的前景。由是，中國國民黨一定會在中國大陸重新崛起，對推動中國大陸最後的民主進程和祖國的民主統一，作出她應有的歷史貢獻。不論今日臺灣的中國國民黨是否還有這樣一份雄心和壯志，中國國民黨真正的前途都是在中國大陸，而不是在中國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