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朗:為《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作證
讀罷張戎新著《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以下簡稱《毛故事》,大感痛快,為之浮一大白。我曾閱讀過不少專家關於毛與中共歷史的著作,大多都與張著相去不遠;我個人對其中部分內容,也能以親身見聞為之作證。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冬季,我在貴州鎮遠讀小學,即曾親見賀龍、蕭克所部「紅軍」路經當地,沿途如蝗蟲過境,赤地千里。我們全城的許多人都趁「紅軍」入城前,攜帶細軟逃避鄉間,直到國軍到來,我們才回到家中,發現米缸中的存糧,廚房內懸掛的臘肉等全部被「共產」,鄰居家的雞畜空空如也,我們一位同學的姐夫來不及躲藏,也被拉去「參軍」。據毛的私人醫生李志挼原子回憶錄透露,紅軍「長征」途中,毛為自己保健,對貼身醫生傅連璋特別優遇,賞給馬代步,每天賜雞一隻。紅軍高幹,包括毛的隨從、轎夫、馬伕在內,當然每天都有雞吃,不要本錢嘛。不過當時尚無「長征」的說法,甚至到了1945年4月20日,毛親自執筆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也未出現「長征」二字,祇說「第五次反圍剿中,他們(指周恩來等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始則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繼則實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最後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據地時,又變成真正的逃跑主義」。所以歷史學家唐德剛直截了當地指出:長征是個「沒有後方,也沒有固定前方;沒有補給後勤,也沒有固定兵源糧餉;隨發裹背,就地打糧;鑽隙流竄,拖死追兵的流寇主義。確實不愧為黃巢、李自成、張獻忠的後進。」
但在後來冒出來的「長征」宣傳中,竟出現了一些神話,張戎所著的《毛故事》中就一一加以戳穿,如指「長征」中的「紅軍」,並無「三壯士、七勇士」,攀越盧定鐵索橋一事,實際上是把守鐵橋的軍閥部隊放他們走過橋的。原來當時的西康省是四川軍閥劉文輝盤踞的獨立王國,在此種鴉片、販鴉片,為反禁鴉片而對抗中央政府,為保存實力特地暗自勾結毛等,救了他們。所以1949年後,劉文輝立即成了毛王朝的新貴,被封為「農業部長」。劉文輝放毛過橋一事,是劉部的一名中級軍官於抗戰期間在成都告訴我的。上世紀3、40,四川無論軍民,都把「紅軍」稱為「霉老二」。
張著的唯一缺點是推論胡宗南為「紅色代理人」,這是極大的錯誤。不過,胡某人雖非「匪諜」,但他身邊卻潛伏一名十足的中共地下分子,此人名叫熊向暉,是胡的學生,又是胡的親信僚屬。當年胡鎮西安,身兼校址在西安近郊的陸軍官學校第七分校主任,熊向暉是該校第15期生,畢業後即被胡留在身邊充任侍從參謀兼機要秘書,備加寵信。實則熊早已是周恩來安排的潛諜。胡部在進攻延安時被熊泄密而遭重大折損,胡應獨負罪責。
首先,正如張戎回應,毛之統治,讓7000萬無辜喪命,根本不存在貶損的問題,是理所當然的道德譴責。7000萬比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還多啊!
其次,大陸「人民大學」哲學博士,哲學教授單少傑在《毛澤東執政春秋》書中指出:「中國史學具有雙重職能:一是記錄歷史事實,二是維護人倫價值,故多有道德評價」。因而他以春秋之筆,並以「春秋」作書名,嚴批毛之「執政」,雖然不夠全面,仍值得敬佩。
還有,前俄國工黨創始人和領袖普列漢洛夫在他的《政治遺囑》中抨擊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沒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個大權在握的人在活動中首先應該遵循全人類的道德原則」。毛澤東也列寧一樣。
最後,筆者願加補充的是,縱觀毛之所作所為,不僅僅是道德瑕疵的問題,而是重大的犯罪問題;不僅要加以「貶損」,而且讓他受到歷史的審判。即使是道德瑕疵問題,也應予以嚴厲的譴責和徹底的批判,否則,人間還有是非之分,善惡之別嗎?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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