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朗：為《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作證

讀罷張戎新著《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以下簡稱《毛故事》，大感痛快，為之浮一大白。我曾閱讀過不少專家關於毛與中共歷史的著作，大多都與張著相去不遠；我個人對其中部分內容，也能以親身見聞為之作證。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冬季，我在貴州鎮遠讀小學，即曾親見賀龍、蕭克所部「紅軍」路經當地，沿途如蝗蟲過境，赤地千里。我們全城的許多人都趁「紅軍」入城前，攜帶細軟逃避鄉間，直到國軍到來，我們才回到家中，發現米缸中的存糧，廚房內懸掛的臘肉等全部被「共產」，鄰居家的雞畜空空如也，我們一位同學的姐夫來不及躲藏，也被拉去「參軍」。據毛的私人醫生李志挼原子回憶錄透露，紅軍「長征」途中，毛為自己保健，對貼身醫生傅連璋特別優遇，賞給馬代步，每天賜雞一隻。紅軍高幹，包括毛的隨從、轎夫、馬伕在內，當然每天都有雞吃，不要本錢嘛。不過當時尚無「長征」的說法，甚至到了1945年4月20日，毛親自執筆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也未出現「長征」二字，祇說「第五次反圍剿中，他們（指周恩來等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始則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繼則實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最後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據地時，又變成真正的逃跑主義」。

所以歷史學家唐德剛直截了當地指出：長征是個「沒有後方，也沒有固定前方；沒有補給後勤，也沒有固定兵源糧餉；隨發裹背，就地打糧；鑽隙流竄，拖死追兵的流寇主義。確實不愧為黃巢、李自成、張獻忠的後進。」

但在後來冒出來的「長征」宣傳中，竟出現了一些神話，張戎所著的《毛故事》中就一一加以戳穿，如指「長征」中的「紅軍」，並無「三壯士、七勇士」，攀越盧定鐵索橋一事，實際上是把守鐵橋的軍閥部隊放他們走過橋的。原來當時的西康省是四川軍閥劉文輝盤踞的獨立王國，在此種鴉片、販鴉片，為反禁鴉片而對抗中央政府，為保存實力特地暗自勾結毛等，救了他們。所以1949年後，劉文輝立即成了毛王朝的新貴，被封為「農業部長」。劉文輝放毛過橋一事，是劉部的一名中級軍官於抗戰期間在成都告訴我的。上世紀3、40，四川無論軍民，都把「紅軍」稱為「霉老二」。

張著的唯一缺點是推論胡宗南為「紅色代理人」，這是極大的錯誤。不過，胡某人雖非「匪諜」，但他身邊卻潛伏一名十足的中共地下分子，此人名叫熊向暉，是胡的學生，又是胡的親信僚屬。當年胡鎮西安，身兼校址在西安近郊的陸軍官學校第七分校主任，熊向暉是該校第15期生，畢業後即被胡留在身邊充任侍從參謀兼機要秘書，備加寵信。實則熊早已是周恩來安排的潛諜。胡部在進攻延安時被熊泄密而遭重大折損，胡應獨負罪責。

首先，正如張戎回應，毛之統治，讓7000萬無辜喪命，根本不存在貶損的問題，是理所當然的道德譴責。7000萬比一個中等國家的人口還多啊！

其次，大陸「人民大學」哲學博士，哲學教授單少傑在《毛澤東執政春秋》書中指出：「中國史學具有雙重職能：一是記錄歷史事實，二是維護人倫價值，故多有道德評價」。因而他以春秋之筆，並以「春秋」作書名，嚴批毛之「執政」，雖然不夠全面，仍值得敬佩。

還有，前俄國工黨創始人和領袖普列漢洛夫在他的《政治遺囑》中抨擊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沒有道德的政治是犯罪。一個大權在握的人在活動中首先應該遵循全人類的道德原則」。毛澤東也列寧一樣。

最後，筆者願加補充的是，縱觀毛之所作所為，不僅僅是道德瑕疵的問題，而是重大的犯罪問題；不僅要加以「貶損」，而且讓他受到歷史的審判。即使是道德瑕疵問題，也應予以嚴厲的譴責和徹底的批判，否則，人間還有是非之分，善惡之別嗎？讀聖賢書，所學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