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梁實秋

作為梁實秋的幼女,現定居於美國西雅圖的梁文薔也已是七旬老人。營養學博士梁文薔並沒有「子承父業」,但來自父親生前的鼓勵,一直成為她勇敢地拿起筆的動力和緣由。雖然父親離去已近20年,但提起往事,那樣一位真性情的父親還時時讓她沉浸於快樂、憂傷和懷念交織的複雜情感中。

少年梁實秋

多少年來,我始終忘不了那個場景:1982年夏,父親最後一次到西雅圖來探望我,有一天,父親坐在書桌前,我斜倚在床頭,夕陽從白紗窗簾中照進來,屋子裡顯得很安靜,但也不知為什麼,我總感覺又有那麼一點點淒涼的味道。我當時正處於博士論文的最後階段。

「我發誓,寫完這篇論文,一輩子再也不寫文章了。」我有些發泄地抱怨。

「不行,你至少還得再寫一篇。」父親很平靜地回答我,好像在凝視很遠的一個地方,片刻,他說:「題目已經給你出好了。」

「什麼題目?」

「梁實秋。」父親直視著我,慢慢地說出了這三個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親的意思,一時無法控制自己,失聲痛哭起來,而父親也沒有再說一個字,只是默默與我一起掉淚。

我明白這是父親對我的最後期待。我明白,他是希望我這個小女兒來寫一個生活中真實的父親,不是大翻譯家,不是大學者,而就是一個普通的「爸爸」。

父親祖籍浙江餘杭,1903年生於北京。祖父梁咸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館(注:清朝政府於1862年末在北京設立的用於培養外交和翻譯人員的學校,是中國第一所新式學校)英文班第一班學生。家境還算優越,所以可以不仕不商讀書為樂。

梁家是一個傳統的中式大家庭,父親很小的時候,祖父便請來一位老先生,在家裡教幾個孩子,後來又將父親送到私立貴族學校,這些都為父親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很多讀者都喜歡他的《雅舍小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他把文言和白話結合在一起,既清新雅緻,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澀。

父親14歲,祖父的一位朋友勸告他投考清華。雖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時是一個重大決定,因為這個學校遠在郊外,而且在這個學校經過8年之後便要漂洋過海背井離鄉到新大陸去求學。

我想清華8年對父親一生的影響是持久而深遠的。清華那時叫「清華學堂」,這所留美預備學校,完全是由美國人進行的西式教育,所以在課程安排上也特別重視英文,上午的課,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學、政治學、社會學等一律用美國出版的教科書,一律用英語講授——林語堂先生還曾教過父親英文;國文、歷史、修辭等都放在下午,畢業時上午的課必須要及格,而下午的成績則根本不在考慮之列,所以大部分學生都輕視中文課程,但因為父親一直很喜歡中國古典文學,所以下午的課他也從不掉以輕心。

在清華上學時,父親與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學,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華。畢業前一年,他們幾個商議請梁啟超來演講。當天梁啟超上講臺時,開場白只有兩句,頭一句是:「啟超沒有什麼學問——」眼睛向上一翻,又輕輕點一下頭:「可是也有一點嘍!」演講的題目是《中國韻文裡表現的情感》,父親回憶說,梁先生情感豐富,記憶力強,「用手一敲禿頭便能背誦出一大段詩詞」;講到動情處,悲從中來,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父親晚年回憶,他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就是被這一篇演講鼓動起來的。

清華對體育特別重視,畢業前照例要考體育,跑步、跳高、跳遠、標槍之類的父親還可勉強應付及格,對他來說,最難過一關是游泳。考試那一天,父親約好了兩位同學各持竹竿站在泳池兩邊,以備萬一。他一口氣跳進水裡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後,人又浮到水面,還沒來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兩位同學用竹竿把他挑了起來,成績當然是不及格,一個月後補考。雖然苦練了一個月,補考那天他又開始一個勁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膩膩的大理石池底,好在這次稍微鎮靜些,在池底連著爬了幾步,喝了幾口水之後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終點時,從從容容地來了幾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馬約翰先生笑彎了腰,給了他一個及格。父親後來回憶,這是他畢業時「極不光榮」的一個插曲。

負笈美國

1923年8月,清華這一級畢業生有60多人從上海浦東登上「傑克遜總統號」遠赴美國。

其實父親對去美國並不是那麼熱衷,一是因為那時他已經與母親偷偷戀愛;二來對完全陌生的異域生活多多少少會有些恐懼心理。聞一多是父親在清華時結識的好友兼詩友,未出國時兩人還商量,像他們這樣的人,到美國那樣的汽車王國去,會不會被汽車撞死?結果比父親早一年去美國的聞一多先生,來信第一句話便是:「我尚未被汽車撞死!」隨後勸他出國開開眼界。

我從小就知道聞一多是父親的好朋友。因為他老提聞一多,還喜歡說些和聞一多在美國時的趣事。1946年夏,父親在四川北碚的雅舍獲悉聞一多遇刺,他當時的悲慟讓我終生難忘。

在那艘開往美國的輪船上,除了清華這批學生外,還有來自燕京大學的許地山和謝婉瑩(冰心)。冰心當時因為《繁星》與《春水》兩部詩集,在全國已經很有名,而父親此前在《創造週報》上發表評論,認為那些小詩理智多於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熱情奔放的詩人,只是泰戈爾小詩影響下的一個冷雋的說理者。

結果文章發表後沒幾天,他們就在甲板上相遇。經許地山介紹,兩人寒暄一陣,父親問冰心:「您修習什麼?」「文學。你呢?」父親回答:「文學批評。」然後就沒話說了。

因為旅途漫長,不暈船的幾個人,父親、冰心、許地山等人興致勃勃辦了一份壁報,張貼在客廳入口處,三天一換,報名定為「海嘯」。冰心的那幾首著名的《鄉愁》、《惆悵》、《紙船》就在這時候寫的。冰心當初給父親的印象是「一個不容易親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覺」。但接觸多了,父親逐漸知道,冰心不過是對人有幾分矜持而已。冰心後來寫首小詩戲稱父親為「秋郎」,父親很喜歡這個名字,還以此為筆名發表過不少作品。

後來成為冰心丈夫的社會學家吳文藻是父親在清華時的同學,他與冰心、吳文藻的友誼也維持一生。「文革」中,父親在臺灣聽說「冰心與吳文藻雙雙服毒自殺」,非常悲痛,寫了一篇《憶冰心》。文章見報後,女作家凌叔華給父親寫信,告知這一消息是誤傳,父親雖然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但總算由悲轉喜。

1981年,我第一次回大陸。臨行前,父親囑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冰心、季羨林和李長之。我如願地找到了前兩位,最後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帶我見的冰心,當時她正在住院,雖然一直躺在那兒,仍能感覺到她的風度和優雅。我送給她父親的一本書,我說:「爸爸讓我帶句話,‘他沒變’。」冰心開心地笑了說:「我也沒變。」我並不清楚他們之間傳達的是什麼意思,但我相信,他們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誼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

在科羅拉多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後,1924年秋,父親進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那時候在哈佛和麻省理工有許多中國留學生,經常走動。父親性格溫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國學生活動的中心之一。有一次父親正在廚房做炸醬麵,鍋裡的醬正噗哧噗哧地冒泡,潘光旦帶著三個人闖了進來,他一進門就聞到炸醬的香味,非要討頓面吃,父親慷慨應允,暗地裡卻往小碗炸醬里加了4杓鹽,吃得大家皺眉瞪眼的,然後拚命找水喝。父親敢這樣惡作劇,也是因為他和潘光旦在清華時就是互相熟識的好朋友。

1925年,中國學生會要演一出英語的中國戲,招待外國師友,籌劃的責任落到父親和顧一樵身上。父親平時就喜歡話劇,他經常和顧一樵省吃儉用跑到波士頓市內的一個戲院裡看演出。顧一樵選了明朝高則誠寫的《琵琶記》編成話劇,劇本則由父親譯成英文,他還親自演戲中男主角蔡伯喈,冰心演丞相之女。

上演前,父親他們還特地請來波士頓音樂學院專任導演的一位教授前來指導。這位教授很是認真,演到父親扮演的蔡伯喈和趙五娘團圓時,這位導演大叫:「走過去,親吻她,親吻她!」但父親無論如何鼓不起勇氣,只好告訴那位盡職的導演,中國自古以來沒有這樣的習慣,導演只好搖頭嘆息。

動盪歲月

父親在美國呆了3年,獎學金還沒有用完就回國了。他急著回國,是因為我母親。母親自幼喪父,和她的叔叔們住在一起,在那個時代,不經媒妁而自由戀愛可是件驚世駭俗之事。眼看年紀一天天大了,家裡的叔父張羅要給她定親,父親在美國著了急,學習一結束趕緊就回國了。1927年2月11日,父親與母親在北京南河沿的歐美同學會舉行了婚禮。

結婚後,父親與母親在上海生活了3年,父親教書為生。在上海時,他們與羅隆基、張舜琴夫婦為鄰,這對夫婦時常在午夜爆發「戰爭」,張舜琴經常哭著跑到我家訴苦,每次都是母親將她勸回去。

那一段時間,父親與胡適、徐志摩等人過從甚密,都是「新月派」的人,父親與徐志摩管胡適叫「大哥」。後來各自忙各自的事情,來往不多。父親也是在那段時間,與魯迅先生爆發了著名的「論戰」。

父親生前不大提他與魯迅的是非,那時我們在臺灣,魯迅與毛澤東的書一樣,都屬禁書,所以年輕時我並不知道他們有什麼「過節兒」。直到後來到了美國,我才陸續讀到他們當年的文章。有一次我問父親:「你當年和魯迅都吵些什麼?」父親回答很平靜,他說,他們之間並沒有什麼仇恨,只不過對一個問題的看法不同,其實他還是很欣賞魯迅的。魯迅認為文學是有階級性的,而父親更強調文學的人性,比如母愛,窮人有,富人也有,不論階級,不管窮富,母愛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永恆的人性,這就是父親的信念。

1930年,父親又帶著我們全家來到青島教書。我就是1933年在青島出生的,但不到1歲時,因為父親被胡適先生邀到北大教書,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其實我對青島沒有任何印象,但1999年我特地到青島,回到我的出生地、當年我們生活過的地方,一看石碑上刻著的「梁實秋故居」幾個字,我還是忍不住潸然淚下。

北京的生活沒安定多久,1937年7月抗戰爆發,聞聽自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單」,父親當即寫下遺囑,孤身逃離北京。父親也是第一批從北京逃出來的學者之一。在天津的羅隆基家借住幾天後,父親又輾轉到了南京、重慶,自此與我們分離了6年之久。

1944 年,母親隻身一人,帶著我們3個孩子11件行李,從北京南下,藉助各種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慶北碚,與父親團聚。我還能記起到達的那一天,母親帶著我們站在屋子裡,有人去辦公室喊父親,父親進門後跟母親說了句什麼,然後父親緊盯著我們3個孩子,激動地說:「這就是我的孩子,這也是我的孩子!」

在很多人眼裡,父親是個「洋派十足」的人,這可能歸根於父親在美國留學時養成的一些習慣。但骨子裡,父親絕對是一個有很深中國文化情懷的人。他從美國回來立即拋開鋼筆用起了毛筆,直到抗戰結束後,才不得不又用起鋼筆。很多人問我:「你父親英文那麼好,是不是在家裡整天和你說英文?」恰恰相反,父親在家從來不跟我說一句英文,他只說北京話,穿那種手納的千層底布鞋。從美國回來教書時,他口操英語,卻總是長袍馬褂,千層底布鞋,疊襠褲子還要綁上腿帶子,經常引得時髦男女竊笑。

抗戰結束後,我們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戰火拼沒有就此熄滅,1948年底,形勢已經開始不穩,父親帶我和哥哥先從北京趕赴天津,想搶購船票去廣東。母親留在北京處理親戚的房產,準備第二天去天津與我們會合。不料當天晚上鐵路中斷,我們父子三人進退維谷。母親急電,囑我們立即南下,不要遲疑。第二天,我們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輪船,卻不知以後會怎麼樣。

當我們漂泊了16天到達廣州後,得知母親成了北京城最後起飛的兩架客機上的乘客之一。那時北京還沒有天安門廣場,就是把東長安街上的樹砍倒,作為臨時跑道,母親乘坐的飛機擦著樹枝尖起飛。我們一家人在廣州又團聚。

當時大姐文茜已從北大畢業,因為結婚嫁人,沒有同我們一起走。而哥哥文騏正在北大讀書,到了廣州後,哥哥覺得臺灣沒有什麼好大學,最後決定回北京繼續上學。結果我們自此與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幾十載。當時沒有人會預料到分隔得那麼久,如果預料到那種結果,我想我們一家死也不會分開的。

漂泊臺灣

初到臺灣時,我們可以說是「無立錐之地」。離開大陸時,母親讓我們每個人準備一個小箱子,怕兵荒馬亂時一家人一旦分散,只要抓住這個小箱子就還能有一點點生存的資本。那個小箱子除了幾身換洗衣服,幾本破書外,別無他物。

臺灣那時也有「白色恐怖」,報紙、雜誌都是被控制的,父親在臺灣時,交遊不廣,為了謀生,教書、寫文章。有一天,突然來了三五位便衣敲門,聲稱親眼看見竊賊逃到我家,要入室搜查。其實抓賊是假,這幾個人最後直接過來翻閱父親的文稿和書籍,想知道父親是否有「思想問題」。父親頗為震怒,要求當局調查,但最後當然不了了之。

我到美國留學後,與父母保持每週一次的通信。有一次父親遇到一位朋友,對方竟說他知道父親給我信中的一些內容,父親大驚,才知道往來信件也會被偷偷地檢查。

在臺灣時,父母還遭遇過這樣一件事。那一年我的假期結束馬上準備返美,母親為了款待我,特地做鱔魚給我吃。突然聽到有人按門鈴,有一男子身穿軍裝戴著墨鏡,自稱是父親的學生。父親正準備起身迎接時,男子突然掏出手槍,對準父親,還把槍膛中的子彈退出來給父親看,表示是真刀真槍,不是開玩笑的。父親鎮靜地拍了拍來人的肩頭,讓他坐下來。那人真的坐下來,但仍以槍指著父親。我冒險從邊門溜出,跑到鄰居家借電話報警。

待我回來,強盜已經離去。他向父親要去了「歐米伽」手錶、母親的假首飾和一些買菜錢。強盜臨走時曾威脅父親不可報警,否則會回來滅門。見我已報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過了一晚,連電燈都不敢開,還把窗簾都拉起來,請求警察保護。結果警察在我家客廳守了一夜。

那個「歐米伽」是父親過生日時,30位朋友聯合送的,父親很喜歡,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錶的出廠號碼抄下來,記在父親的記事本上。結果第二天警察就在當鋪找到了那塊表,立即人贓俱獲。父親去警局辦手續時正巧遇到那個強盜,他停下來對父親說:「梁先生,對不起您!」父親也有些難過。後來我們知道在當時的「戒嚴法」下持械行劫,無論贓物多少,都一律死刑,何況他又是現役軍人,雖然母親後來替他求情,但也無助於事。

不盡的思念

到了臺灣,父親又重新開始翻譯莎士比亞的工作。

父親翻譯莎士比亞劇本始於抗戰前,那時我只有四五歲。後來因抗戰,顛沛流離,只譯了10本,便停頓下來,因為翻譯莎士比亞是沒有錢的,為了我們一家,父親必須謀生,教書、寫文章。生活相對安定下來後,他又開始有計畫地翻譯。父親給自己規定,每天要譯兩千字。臺灣的天氣很熱,那時也沒有冷氣,父親這個北方人對氣候頗不適應,他又很胖,非常怕熱,經常揮汗如雨。父親非常有毅力,如果因為有事未能完成預計的工作,第二天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補上。

翻譯莎士比亞,是胡適先生的建議,最初是父親與另外兩個人一起翻譯,但那兩位後來中途退出,只剩下父親一人堅持。翻譯莎士比亞是件苦事,因為他全部用古英文寫作,我曾經向父親抱怨說,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比亞的原文,父親笑著說:「你若能看懂的話,那就不是莎士比亞了。」

父親每譯完一劇,就將手稿交給母親裝訂。母親用古老的納鞋底的錐子在稿紙邊上打洞,然後用線縫成線裝書的樣子。沒有母親的支持,父親是無法完成這一浩大工程的。翻譯莎士比亞沒有收入,母親不在乎,她沒有逼迫丈夫去賺錢,而是全力以赴支持父親。這一點,在我小時候並沒有深深體會,長大結婚,有了家庭後,才能理解母親當年的不易。

父親喜歡吃,他不做,但喜歡品。到臺灣、美國後,他時常念叨北京的小吃,什麼爆肚、炒肝、糖葫蘆之類,後來也有朋友從大陸帶一些老北京的小吃給他,父親嘗了後,總是搖頭嘆氣:「不一樣,不一樣!」

我在臺灣與父母一起生活了10年,因為哥哥姐姐的失散,成了「獨生女」。飯後,我們經常坐在客廳裡,喝茶閒聊,話題多半是「吃」。話題多半是從當天的菜餚說起,有何得失,再談改進之道,話題最後,總是懷念在故鄉北京時的道地做法,然後慨嘆一聲,一家人陷於惆悵的鄉思之情。

父親與母親的感情很好,他們後來跟著我到西雅圖生活了一段時間,我時常在汽車的後視鏡裡很「嫉妒」地發現,他們還經常手拉手坐在一起。1974年4月30日上午,父親與母親照樣手拉手到附近市場購物,市場門口一個梯子突然倒下,正好擊中了母親。母親被送到醫院進行搶救,因傷勢很重,需要動大手術。臨進手術室前,母親以一貫的自我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進手術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預感,對父親說:「你不要著急,治華(注:梁實秋的學名為梁治華),你要好好照料自己。」幾個小時後,護士出來通知,母親已不治。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刻,父親坐在醫院長椅上開始啜泣,渾身發抖,像個孤苦無依的孩子……

中山公園的四宜軒是他們當初定情之地。1987年,我借到北京開會之機,專程到中山公園拍了許多四宜軒的照片,帶回給父親。但父親還是不滿足,說想要一張帶匾額的全景。可惜四宜軒房屋尚在,匾額早已無影無蹤。後來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許多,託人帶給父親。父親一見照片就忍不住落淚,只好偷偷藏起來,不敢多看。

父母在世時,他們盡量不提哥哥、姐姐的事情,儘管他們心裏都明白對方的痛苦和思念。母親信佛,每天燒香祈禱,這樣她的精神才能支撐下去。就在去世後一個月,父親終於輾轉知道了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西雅圖母親的墓地前,告慰母親。

1981 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陸探親,回到了兒時居住的庭院,卻已是物是人非。臨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棗樹葉,上面還有一個小青棗,讓我帶回臺灣,送給父親。這棵棗樹是我們在北京時老棗樹的後代,老樹早已被砍去。我小心翼翼地把棗葉包好,回到臺灣後,把在大陸的見聞一五一十地向父親匯報,其中包括姐姐文茜、哥哥文騏33年的經歷,講到激動處,時常與父親相顧而泣。那個棗和樹葉後來都枯萎了,父親把葉子留下來,放在書裡,珍存著。

1986年,我最後一次赴臺探望父親。臨走時與父親在客廳中道別,父親穿一件藍布棉外衣,略彎著腰,全身發抖。他用沙啞的聲音不厭其煩地告訴我怎麼叫出租車,怎麼辦出境手續等,那一刻,他又把我當作他的沒出門的小女兒。那一次離家,我充滿了不祥之感。

1987 年11月3日,父親因突發心臟病住院。當時,小量地輸氧已經不夠。父親窒息,最後扯開小氧氣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這樣死了!」此時,醫生終於同意給予大量輸氧,卻發現床頭牆上大量輸氧的氣源不能用,於是索性拔下小量輸氧的管子換床。就在這完全中斷輸氧的5分鐘裡,父親死了。父親強烈的求生慾望一直支持他到心臟停止,他留下的最後五句絕筆之一是:「我還需更多的氧。」沒想到父親留在人間最後的字跡,竟然是這樣的求生呼號。每想到此,我便有肝腸寸斷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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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文薔(口述)/ 記者:李菁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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