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灝年著 《誰是新中國 》連載（二）

2007-03-24 04:51 作者:辛灝年 內容摘要 : 獻 給 半個世紀以來，用智慧與痛苦、鮮血和生命才凝就了本書主題的 —— 中國大陸人民中華民國的締造者，共和制度的創建者，現代中國的開拓者，和中國民主進程的歷史領袖 —— 孫中山先生領導了北伐，統一過中國，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勝利，奠定了臺灣民主繁榮基石的民族英雄 —— 蔣介石先生一百年來為推進全中國從專制向民主過渡而前仆後繼、萬難不辭的 —— 所有先賢和先烈們 本書題解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一九九四年三月，本書作者懷揣著一個明確但是危險的答案，一個歷經十數年不為人所知的痛苦研究才獲得的重大成果，和數十萬字已經整理好的研究資料，離開了故土，告別了親友，來到了異國他鄉，為的是要在一塊自由的土地上，來完成他的著述，來回答歷史的種種詰難，來證明 —— 誰，才是真正的 —— 新中國。
導 論 革命與復辟

第二章
革命名義下的復辟

如前章所論，隨著民主革命在歐洲的勝利發展，不僅引發了種種不同性質的革命，而且導致了不同形式復辟的產生 —— 他們或假共和之名以行專制復辟之實；或「以革命的名義」來掩蓋專制復辟之心；或利用傳統農民革命以打擊民主革命；或號召一個新的「革命」，去顛覆民主革命的成果。由是，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反覆較量，便呈現出更加複雜和艱難的狀態。因此，如何識別不同性質的革命及其本質，如何鑒別不同形式的復辟及其危害，如何從理論和實踐這兩個方面找出名義與事實的根本區別，便成為民主革命能否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復辟的一個重大前提。但要從傳統革命和現代革命中找出最具復辟本質、又危害最大的「革命」，則莫過於「傳統農民革命」和「現代共產主義革命」這兩家。本章即是對這「兩家革命」的由來、內容、本質和危害，所作出的探討、分析與論辯。

一　　傳統農民革命是「建立新王朝、復辟舊制度」的造反

在這個世界上，尤其是在一個以傳統農民為主體的國家裡，傳統農民革命無疑是最能引起同情，卻又最能夠與專制復辟要求一拍即合的革命，特別是它只能「建立新王朝、復辟舊制度」的歷史本質，和它在我們祖國的歷史上，能夠促成歷代專制統治屢死屢生、週而復始的歷史特徵，以及它與現代共產革命在思想基礎、暴力形式及革命主體力量上所擁有的歷史關係，就更加使之成了我們必須予以探討的重大課題。

第一、專制制度是傳統農業社會自身的政治形式

眾所周知，人類發展到原始社會的後期，由於生產的發展和男女在生產地位上的變化，而導致父系氏族逐漸代替了母系氏族，個體家庭亦隨之而逐漸成為社會的一個基本經濟單位。一方面，一夫一妻的家庭關係由此而被逐漸地鞏固下來；另一方面，對家庭小生產的管理，直至家庭權力的形成，包括對財產的管理、分配及繼承的方式，亦逐步地形成了以男子、即丈夫在家庭中的「家長式」地位。從此，這個由家長式地位所逐漸形成的家長式管理方式，便在以小生產為主要生產方式的傳統農業社會裏，成了政治與經濟管理架構的原始胚胎。此後，不僅傳統農業社會之基本管理形式，諸如宗法家長制等均由此衍變而來，並且，由家長制發展起來的，傳統農業社會之社會政治形式—— 專制制度，及其發展、沿革、完善和強化，也無不以它作為細胞與雛形。皇帝固為天下至尊的大家長，而「父母官」一語，更是形象地凸顯了家長式專制政治的本相。因而，不論是分封式的貴族政治、即封建專制，還是中央集權式的郡縣政治、即君主專制，只要他們家長制的形式和內容並未改變，則他們作為專制統治的本質便不會得以改變。而企圖反抗、反對甚至推翻專制統治的種種慾望和表現，亦只要他們不能最終地推動傳統農業社會自身的解體和消亡，並最終地改變以小生產與家長制「作底」的專制制度本身，就同樣只能造成專制統治的自我復歸，甚至強化。歷代農民革命只能推倒現存專制統治，卻絕不會改變整個專制制度，充其量只能實現「改朝換代」的共同歷史現象，早已在事實上證明了這一認知的正確。


然而，農民確曾反抗過專制統治。農民對於專制統治的造反，其作為一個普遍的歷史現象，更引起過無數人的同情、支持、甚至利用。但是，農民革命卻是農民在絕境下的被迫造反，而非要求變革社會制度的主動變革，是打倒了皇帝便要自己做皇帝，因而才與近現代民主革命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戌卒陳勝、吳廣之所以揭竿而起，蓋因為反秦是死，不反秦也是死。《水滸傳》對於種種「逼上樑山」的生動描寫，實在是對歷代農民革命起因的高度文學概括。歷代農民造反英雄個個都是「早稱王」，即便是「緩稱王」，也絕不是不稱王和不要做皇帝的事實，就更是證明了農民造反革命的基本性質。

第二、天命觀和大同思想是傳統農民造反的思想理論基礎

歷代農民革命之所以共有著上述這樣一些鮮明性質，其根本原因，無非是以家長制與小生產作底的專制制度，恰恰是傳統農業社會自身的社會政治形式，即傳統農民自己的政治制度罷了。由是，專制制度以及它所內涵和外涵的種種專制觀念，才獲得了統治和被統治兩個方面的「同一」。誠所謂統治者的思想就是統治的思想。加之，在整個傳統農業社會緩慢的發展與長期的自守維持之中，一方面固因維繫專制統治的要求，一方面則因經濟發展水平的低下，又造成了文化發展的巨大限制。農民由於被迫長期處於無文化、無思想的境地，還因為觀念本身的「簡單明燎性」，而使他們世代相沿地接受、並傳承了一整套「專制思想和專制政治」的簡單觀念。諸如「天命、君臣、父子、三綱五常和三從四德」等等。這一套簡單的專制觀念，對於只能「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農民，因能起到「滅人欲」的作用，才會迫使他們甘守被統治和被壓迫的地位；相反，也正是這一整套的簡單專制觀念，又在農民身處絕境、決心鋌而走險之時，反而能夠成為他們揭竿而起的「思想動力」。其中最為重要者，或曰恰恰成了農民革命造反的第一桿思想旗幟者，便是「天命」觀。在中國，「天命」雖是歷代專制統治者實現統治的依據，卻同樣是改朝換代的根據。所謂「順天應人」，所謂「天命難違」，所謂「天人合一」等等，無非是將人間王朝的興廢指為上天的意志。因為只有「順天命者」才可以「治」；亦只有「順天命者」，才可以「反」。這又是一個「同一」。由是而把統治者和造反者推向了同等合理的境界。所以，天命的觀念不僅支配了專制的統治者們，也支配了農民的造反者們。是故，陳勝、吳廣揭竿而起，才需要從魚肚裡剝出一幅寫著「陳勝王」的黃綾，以彰示「天命」所歸；漢末黃巾起義，也才會喊出「蒼天當死、黃天當立」之變革天命的呼聲，以呼喊天道已改。俄國十八世紀農民革命領袖普加喬夫，於造反伊始便自稱「彼得三世」，亦無非要為自己掙得一個「真命天子」的身份，藉以標明他對於葉卡特琳娜王朝的反叛，乃為「天命」所使然。


傳統農民革命造反的第二桿大旗，乃是要求絕對平等的大同思想。它之所以產生的原因，一是由家長制與小生產而來的專制制度，在權力和財富的佔有、分配及繼承上，產生了嚴酷的等級劃分。二是意在維護這一嚴酷等級制度和極端不平等社會生活的專制統治者們，常常又剝奪了被統治者 —— 廣大農民賴以生存和生活的起碼條件，尤其是在時難年荒之時。這就刺激了傳統農民及其代言人 —— 傳統型知識份子要求平等思想的產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強烈訴求，既表達了詩人對不平等生活的憤怒和痛苦；「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無限期望，就更是表達了詩人對於人間平等的明確追求。由是，失意的中國傳統知識份子，才會在他們的「桃花源夢」裡產生對於大同思想的熱忱嚮往；由是，傳統農民每遇鋌而走險、揭竿造反之時，才會把要求平等的思想劇烈地演化成為要求絕對平等的大同理想。陳勝有「苟富貴、無相忘」的許諾。王小波、李順倡言「均貧賤、等富貴」。李自成宣稱「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洪秀全則將西方宗教的教義與傳統中國農民造反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鼓吹起義造反的目的，就是要實現「天堂裡的平等生活」。十七世紀英國民主革命歷程中，曾出現過的「掘地派」農民，便被稱為「真正的平等派」。十九世紀在俄國號召到農村去的民粹派們，尤倡言「俄國農民的身上有著天生的共產主義本能」。在東方，人人都能「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固已成為傳統農民革命的最高理想；在西方，人人都能「大塊吃牛排，大碗喝啤酒」，亦乾脆成了共產主義革命的「偉大理論來源和巨大革命動力」。因此，要求絕對平等的大同思想，固然已經成為整個傳統農業社會嚴酷等級觀念的對立面，同時亦成了它整個意識形態的一個部分。所以，不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它才既成為一種思想追求，又成了傳統農民及其代言人 —— 傳統型知識份子，對於等級社會和不平等現實進行批判和反叛的思想動力，更成為歐洲空想社會主義的一個主要來源，特別是馬克思要發動共產主義革命的重要思想依據。


然而，歷史的事實卻是，在東方，由天命觀和大同理想的交互作用，所帶來的中國傳統農民對於不平等社會的造反和革命，固無一家曾真正建立過「天下大同」的社會；在西方，由馬克思所發動的共產主義革命，其結果，更只能在東方的落後農業社會，製造出了一個個更加不平等和更加等級化的殘暴專制極權制度。由此可知，這個要求絕對平等的理想，不過是傳統農業社會的一個永恆空想而已。這個永恆空想的悲劇，雖在於它永無實現的可能；這個永恆空想的魅力，卻在於它太美好也太刺激；而這個永恆空想的巨大危險，則是在它一旦成為思想武器之後，所能誘發的原始衝動性和宗教式狂熱，恰恰能夠激起傳統農民的熾烈造反精神，及其可怕的破壞力量，甚至能夠開闢一條嶄新的專制復辟的死路，即專制制度和專制統治的全面復歸或再生。

第三、傳統農民革命的命運、特徵和危害

一、傳統農民革命的歷史命運


天命觀和大同理想雖然是傳統農民造反的雙重思想動力，然而，恰恰是這一雙重思想動力相互間的矛盾性和悖反性，才既決定了傳統農民革命理想的永恆空想性質，又決定了傳統農民革命歷史結局、歷史本質和歷史特徵的共同性。因為只要「天命觀」作為傳統農民最為重要的觀念而不能改變，則任何一場傳統的農民造反，都勢必會成為一場「變革真命天子的革命」。「中國傳統農民革命的結局無非有三：一是起事成功，由農民革命領袖當了皇帝做了江山；二是革命的力量或果實，為舊統治集團中人所利用、所篡奪，並出現改朝換代；三是農民造反革命的失敗。」01
上述三個結局中，以第三種為最，第二種次之，第一種為鳳毛麟角。


並且即便是第一和第二種結局，唯其仍然是改朝換代，並不改變君主專制制度，是打倒了皇帝，自己便去做皇帝，或有人做了新皇帝，因而，它才是一場君主專制制度的復辟。即農民革命成功之日，便是君主制度復辟之時。由是，農民革命要求均貧賤等富貴的理想，也就隨著新「天命」的確立，舊制度的恢復和新等級的劃分，而只能成為一句空話。在歐洲，十四世紀之後由封建領主所發動的農民戰爭，和以農民為主體的宗教戰爭，固因宗教意識和宗教權力的過分浸染，而在表面上模糊了農民戰爭的性質，從而使得單純由農民革命而導致的改朝換代難有事實可尋；在東方，尤其是在中國，純然由農民革命的成功而造成改朝換代的事實，亦唯有秦末劉邦和元末朱元璋所領導的農民革命，方可作為它的例證。然而，亭長劉邦所領導的農民革命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一是以項羽為代表的六國舊貴族意在復辟封建制的反叛，為劉氏奪權的成功廓清了道路；二是由劉邦為代表的農民革命力量，在本質上又是對六國舊貴族企圖復辟分封式封建專制制度的反擊，和對秦始皇「罷分封、置郡縣、實行中央集權」的肯定及繼承，從而順應了歷史的發展。朱明王朝的建立，卻是有賴於異族統治這樣一個直接的前提，即它的革命對象，乃僅僅是代表著蒙族貴族利益的元王朝，並不涉及到漢族地主和士人的利益，或曰恰恰是與漢族地主及士人的逐漸合流和共同造反，才使它為漢以後兩千年間的農民革命，留下了唯一成功的佳話。然而，那個真正貧雇農出身的皇帝朱元璋一旦身登龍廷，當真做成了明王朝的開國皇帝，在他家鄉的民歌裡所歌唱出的，便非但不是他了不得的「革命功績」，卻是「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淒婉絕唱。朱明王朝，非但沒有絲毫改變與削弱已經在走下坡路的中國君主專制制度，反而為了挽救和強化這個專制制度，而將它推到了空前的專制水平之上。這對於農民革命即便成功，也只能是造成「建立新王朝、復辟舊制度」的悲劇結局，即追求大同理想的徹底破滅，不能不說是一個最為有力的歷史證明。

二、傳統農民革命的歷史特徵


既然作為農民革命思想動力之一的天命觀念，因農民革命的成功，而只能使得傳統農民革命的另一個思想動力，即要求「均貧賤、等富貴」的大同理想，歸於幻滅，所以，起事之初用以號召革命的「平等和大同」口號，便立即成了幾句空話。為重新分配權力、重新劃定名位和重新劃分等級所刺激起來的農民英雄們，對於權位、金錢和美女的追求與爭奪，便必然要引起內訌與內亂的發生，而首先從內部腐爛起來。陳勝、吳廣的「張楚」毀於斯，太平天國的洪、楊內訌起於斯。做成了皇帝的劉邦、朱元璋則「興內訌、殺功臣、滅冤黨」，以維護帝位、王權和「一姓天下」。由是可知，正是內訌，才極大地削弱了農民革命的力量；也正是內訌，才將追求人間平等和天下大同的理想，毀滅在起事英雄鮮血淋漓的互相仇殺之中。洪楊、洪韋的瘋狂內訌過去之後，每逢週末，當洪氏天朝的官員們仍要去天京郊外演講「天下多男人皆是我兄弟，天下多女人皆是我姐妹」的「天條」時，佇而聽之者，已經寥寥無幾了。應該說，正是農民革命內訌的必然性，才為農民造反的英雄們注定了失敗的命運；同樣，也正是成功後蓄意興獄和製造內訌，即採取「飛鳥盡、良弓藏和走狗烹」的手段以維護一姓江山，才保證了新王朝的確立和新真命天子的君主統治地位。


傳統農民天命觀和大同理想的對立和矛盾，還決定了傳統農民革命的另一個基本歷史特徵，就是鮮明的暴民運動性質。這是因為，是天命觀，才給了傳統農民革命造反以要求變革天命的根據，因為「帝王將相寧有種乎？」；是「均貧賤、等富貴」的大同理想，才給了傳統農民造反革命的思想旗幟，因為只有呼喊平等，才能煽動人心和號召造反。但是，一方面雖為追求平等而革命，一方面卻又因革命成功而要毀滅平等，從而必然造成革命結果和革命追求的大相逕庭，和永恆空想不能實現時的瘋狂破壞。加之長期專制統治之下，傳統農民因缺思想、少文化和徒有簡單的專制觀念，再就是對專制統治的一知半解所形成的，對于思想、文化、知識和知識份子的輕視及蔑視，也就於不知不覺之中強化了傳統農民革命造反的非理性因素。如若再加上翻身的快感，內訌的殘酷，流氓無產者的介入及放肆，和農村中失意的小知識份子、即不仕子們，對於時代、社會、官場和達官貴人的嫉恨之情，以及由此一嫉恨之情所形成的種種變態心理及其必然發作，尤其是當他們已經成為那一幫烏合之眾的當然領袖們時，一場場農民革命，也就完全可能演變成一場場「以無思想反思想，以非文化反文化，變貶知識為滅知識，從滅人欲而走向人欲之極度膨脹」的暴民運動。然而，這一切，在那些失意的小知識份子和廣大農民造反者的眼裡，不僅合情合理，甚至理直而氣壯。這無疑是中國歷代農民造反，無不以破壞為能事，殺戮為泄憤，蔑視知識為本色，迫害士人為天職，掃蕩天下為壯舉等種種暴民行為的根本由來。黃巢攻陷長安後，不僅「搏棰居人索財，號淘物」，而且「閱甲第以處。爭取人妻以亂之，捕首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資，宗室候王屠無類」。02 黃死，秦宗權更是「屠老儒，焚屋廬，城府窮為荊萊，唯亂是恃「。03 李自成事起時，「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唯均」，既入京，則「勛戚文武諸臣共八百餘人送牛宗敏營中拷掠，責賕賂，至灼肉折脛，備諸慘毒」。04 與李自成並起的張獻忠，克襄城時曾「擤刖諸生凡百九十人」；入川後竟以開科取士為名，「集殺士人於青陽宮，墾殺成都民於中園……遣四將軍分屠各縣。及至事敗之時，又將億萬數寶物，投入錦江，然後決水放流，使一物無存」。05 太平天國洪楊內訌時，韋昌輝竟能率眾於一夜之間便殺害楊秀清部三萬餘眾，致使江水變色。然而，毛澤東卻說：「農民起來了，好得很，他們衝進地主的家裡，連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要滾上一滾」。06 小地主出身的不仕子、農村失意青年毛澤東的這一段話，不僅精彩地描寫出「農民起來了」的生動情景，而且把農民革命造反的暴民運動特徵，以及他自己作為一個失意的農村小知識份子的心態和變態，都表現得相當地形象和貼切。對於農民來說，主要是對於那些在鄉村中游手好閑的潑皮二流子們 —— 美其名曰「流氓無產者」們來說，07 革命是什麼？革命就是分人家浮財，吃人家浮財；革命就是「直走進人家家裡，將人家的洋紗裳拿將出來，拿到未莊上去賣」；08 革命就是要使一切有財產的人家破財散，將一切敢於反對他們的人批倒批臭，「還要將他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顯然，正是這樣一些被毛澤東認為是「最堅決、最徹底和最勇敢者」所進行的「革命」（參見下卷第二章引文），才將傳統農民造反的暴民運動性質及特徵表現得淋漓盡致，並為毛澤東稱「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的「革命理論」，提供了最為有力的歷史證明和事實證明。

三、傳統農民革命對民主革命的危害


於傳統農民革命具有「建立新王朝、復辟舊制度」的歷史本質，因而，它才在世界專制歷史，尤其是在中國君主專制制度的發展史上，成為傳統農業社會實行自我調節的一種歷史方式。由是，傳統農民革命才不但不可能成為一場推翻舊專制制度和建立新民主制度的民主革命，卻在革命的結果上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反面。更何況，自由主義的生產經營方式，如前所說，其作為傳統小生產和傳統型小生產者的「天敵」，既帶著工業革命與自由經濟所散發的新鮮歷史氣息，又帶著足以撼動人心的民主和自由信念，因而，它不僅在政治思想領域，是對專制意識形態的一場大進攻，而且，更是對傳統小生產方式，乃至傳統農民生活方式的一場徹底的大破壞，所以必然要遭到傳統農民的反對。因此，在一個以傳統農業社會為基礎，以傳統農民為主體的國家裡，當民主革命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和條件去及時地摧毀和改變這個基礎，甚至還期望著被壓迫和被剝削的農民也能成為民主革命的同盟軍時，民主革命或可因此而獲得力量的暫時強大，卻又因此而完全可能為自己埋下可怕的禍根。除掉民主力量能夠在革命初造成功之後及時地解決土地和農民問題。因為農民的革命家們，他們確有可能在民主革命剛剛爆發時即取代了民主革命，或在民主革命勝利伊始即背叛了民主革命，或在民主制度剛剛建立之初便立即反轉來進攻民主政權，並在革命的名義之下重建專制制度。從而在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反覆較量的艱難歷程上，又增加了一個以革命名義實現專制復辟的強大社會力量。如果這個國家裡的傳統型農民革命，又接受了為近代西方科學所包裝好了的「共產主義革命理論」，那麼，其所能煥發出來的更加瘋狂的「革命」激情，即在本質上要求復辟的慾望，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就不僅足以「破壞一個舊世界」，而且足以「打垮一個新世界」了。俄國長達七十餘年的悲劇歷史，中國自一九四九年以後禍延至今的專制復辟現狀，以及東歐和亞洲一些落後的農業國家，在二戰之後因「革命」而重蹈專制厄運的悲劇歷程，實已證明了這一歷史的真理性。

二　　世界共產革命是在革命名義下重建專制制度的復辟
—— 論馬克思主義是鼓吹專制復辟的哲學

提要：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由來、本質和方向 —— 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國家基礎、社會條件和個人環境 —— 馬克思的理論來源、理論歧途和理論要害 —— 馬克思鼓吹和發動共產主義革命的理論錯誤、社會根基和歷史本質 —— 當代共產主義制度是專制制度的最高階段

自從一八四八年馬克思、恩格斯聯合發表《共產黨宣言》以來，世界不僅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變遷，更產生了巨大的發展和進步。由馬克思所預言的「資本主義必將滅亡、共產主義必將勝利」的「歷史規律」，非但沒有如其所願地，在他進步的歐洲故鄉得以實現，即便是在世界的東方，主要是在東歐和東亞的一些落後農業國家或地區，在按照他們的「革命」理論進行過一番殘酷的倒行逆施之後，亦終於走向了自我崩潰和全面崩潰的失敗境地。一百五十年來，世界從專制走向民主的歷史大趨勢，不僅證明民主已經一再地戰勝了專制，而且證明馬克思主義作為對民主進步的一種歷史反動，它不單單在世界從專制走向民主的歷史發展中，製造了巨大的混亂，尤其製造了以共產革命名義瘋狂推動專制復辟的歷史慘禍，更將奪權和奪權的手段，專制和專制的範圍，暴力革命和暴力專政的方式，推向了人類歷史從未有過的「水平」之上。以製造了十五憶人災難和死難的「革命實績」，建造了一座座滴血的「紅色紀念碑」。

第一、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由來、本質和方向

歷史的事實是，十五世紀的歐洲既出現了文藝復興，又出現了科學的巨大發展。前者使得人性和人道的尊嚴要求衝破中世紀宗教專制思想的桎梏，重新返回人間；後者則因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而給予歐洲天主教會以致命一擊。由是，十六世紀便成了宗教改革和科學發展的時代：作為中世紀絕對至尊的天主教教義，因自身份裂而形成了路德、加爾文和安立甘三大教派；科學因日漸地擺脫了宗教思想的枷鎖，而日新月異地獲得了進步和發展。從而不僅使中世紀教皇要統一人類宗教教義的努力歸於失敗，並且就此而走向了宗教思想統治和宗教專制統治的下坡路。十七世紀不單是科學興盛的時代，也是笛卡爾懷疑哲學產生的時代。因為笛卡爾要用理性 —— 神，來判定科學的真偽，表面上是要為難科學，實際上卻要為科學的發展打開一條通途。因為只有神才能以其天上的權威，來排斥地上的宗教對於科學發展的束縛。其後的斯賓諾莎，就更是用「泛神」的思想，把科學也推到了「神」的地位。由是而出現了教會的威權逐步衰落，科學的權威卻日漸上升的新時代。
正是在這樣一個嶄新的時代條件下，自由經濟才要求突破封建行會的限制和封建權力的壓迫，人文科學則要求走向思想和文化的解放，社會政治更要求政體和制度上的革新。這一切無疑都在預示著，傳統農業社會正在走向解體和衰亡，現代工業社會正在走向形成和發展。於是，十七世紀爆發了英國民主革命，十八世紀爆發了法國民主革命。前者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民主的新政體，後者產生了世界上第一個民主的新國家。新政體是英國人民歷經革命與復辟的反覆較量之後，才逼迫君主政體讓步，並與君主政體實行調和的產物。其後更在不流血的民主革命中，和在科學發展的推動下，走上了「虛君共和」的道路，激發了工業革命，從而獲得了人類歷史發展上的空前成就。誠為「革命之所賜」（孫中山語）。新國家則因革命與復辟的反覆較量，幾乎貫穿了整個十九世紀，從而以其「直接了當之共和」（孫中山語），而成為歐洲以致整個世界呼喚民主、反對專制的旗幟。
如果說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國家的民主革命，乃與英、法民主革命類似，均先後歷經了「革命與復辟」反覆較量的艱難歷程，那麼，以十九世紀法國革命為標誌的民主革命風暴，不僅激發了義大利志在推翻專制、建立共和的民主革命，而且推動了匈牙利要求擺脫奧匈帝國奴役和要求解放農奴的民族、民主革命。由是，封建落後的德國才迫於歐洲的民主進步和經濟發展，而急於建立一個統一、並且是強大的專制帝國；俄國則為了維護沙皇君主專制制度，才一邊要繼續強化專制統治，一邊又要用專制改良的手段，以預防革命的爆發。


一言以蔽之，在歐洲，自十五世紀始，在科學與宗教，民主與專制，自由經濟與封建經濟歷經了長期和反覆較量之後，終於在十九世紀逐步地迎來了民主主義戰勝專制主義和自由經濟戰勝封建經濟的決勝期。這才是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由來、本質和方向，正是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發展的希望所在。

第二、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國家基礎、社會條件和個人環境

一、國家基礎和社會條件


雖然十九世紀是歐洲民主主義之對專制主義、自由經濟之對封建經濟的決勝期，但這並不等於說，十九世紀已經成為民主制度和自由經濟在全歐洲戰勝專制制度和封建經濟的全勝期。西歐的一些主要國家，有的尚處在民主與專制的艱難反覆較量之中；有的則處在「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複雜多變過程裡面；東歐的一些落後國家，特別是馬克思成長中的德國就仍然處在鄉陋和愚昧之中，封建制度和封建經濟還在苟延殘喘 —— 當代英國學者戴維·麥克萊倫就在她對一八四八年前後德國的研究中指出：


「德國在那時，還只是一個地理概念，通常是指那些講著一個共同語言，以前同是神聖羅馬帝國成員的小邦國。德國基本上仍是一個農業國，它的二千三百萬人口中，有四分之三靠種地過活。


「那些按照法則經營著自己種植園的大地主所有者，仍然擁有某些封建特權：他們被免除了財產稅，有自己的警察和小法庭，享有教會的聖職授予權，而且控制了省議會。他們通常都將投機所取得的財產和靠傳統所積累的特權集於一身，甚至佔有最高公職並且控制著軍隊。


「普魯士有六十七道關稅卡，西部各省流通著七十一種不同的貨幣。 「從拿破崙失敗到一八四八年革命這三十年左右的時間裏，德國經濟的特點是迅速向工業強國的地位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是通過自上而下地把市場經濟強加於農業社會來實現的……但是，自治機關和容克地主對社會仍握有相當大的控制權，德國的工業還沒有真正發展。雖然農業的三度改革，人口的迅速增長，被暴發戶和手工匠人所打亂的城市社會，人口急劇流動，階級對立不斷增長，這些都為各種政治思想的傳播，提供了廣闊的天地……手工業者大量遷移，有的去了國外，有的進了工廠，那些留下來的人，則敵視資本主義發展造成的後果。工匠師傅和他們站在同一個立場，往往更為保守……工廠工人的生活每況愈下，得不償失……


「德國的中產階級不同於一七八九年革命前的法國資產階級。他們是非常虔誠的教徒，一個典型的地區就是恩格斯長大的烏培河谷。在那裡，加爾文教派的信仰具有一種嚴格的僧侶統治觀，並認為有義務為了上帝更偉大的光榮而不斷增加上帝賜予的財富。」09


這便是一八四八年前後德國的國家基礎。它幾乎是直言不隱地指出了當代德國的封建性，和封建統治下的德國人，特別是工人、農民對所謂資本主義的敵視。而馬克思、恩格斯便在這個環境中長大。

二、個人環境


戴維·麥克萊倫還在她對「馬克思主義誕生前的馬克思」、即青年時代馬克思的家庭和個人的研究中說道：


「像卡爾·馬克思這樣純粹的猶太血統是非常少有的……卡爾·馬克思的祖父說他的祖先中有很多拉比（猶太教的教職），而他的妻子查蓋的祖先更有名氣，她是特利爾的拉比莫澤斯·裡沃夫的女兒，莫澤斯·裡沃夫的父親和祖父也都是特利爾的拉比。而在卡而·馬克思母親的祖先中，曾作過拉比的先人一點也不比她丈夫家的少。


「在卡爾·馬克思的同學中，有五分之四是天主教徒，大多數出身於中下層家庭 —— 是農民和工匠的兒子。


「中學時代的馬克思就已經決心選擇一種能夠給我們提供廣闊場所來為人類進行活動的職業。他說，那些主要不是干預生活本身，而是從事抽象真理研究的職業，對於還沒有堅定的原則和牢固、不可動搖的信念的青年是危險的。同時，如果這些職業在我們的心中深深地紮下了根，如果我們能夠為它們支配思想、犧牲生命、竭盡全力，這些職業看起來似乎還是高尚的……。這些職業能夠使才能適當的人幸福，但也必定使那些不經考慮、憑一時衝動就傖促從事的人毀滅。


「他還說，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讚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誨我們，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為人類犧牲了自己 ——有誰敢否定這樣的教誨呢？


「走進了大學的馬克思已經能夠寫出這樣的詩歌：

 面對著整個的奸詐世界，
 我會毫不留情地把戰挑；
 讓世界這龐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滅不了這火苗。
　　
 那時，我就會像上帝一樣，
 在這宇宙的廢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話都是行動，
 我是塵世生活的造物主……」10

更多的研究還指出，大學階段的馬克思開始轉向了黑格爾哲學，他認為，正是黑格爾的哲學已經在現存的事物和應有的事物之間的鴻溝上，架起了一座橋樑。這時的馬克思無疑已經受到柏林大學法學教授愛德華·甘斯的強烈影響。而甘斯已經在他一八三六年出版的著作中寫道：「聖西門主義正確地觀察到，奴隸制還沒有消失，它只是在形式上已不復存在，而實際上它卻實實在在地存在下來。正如一度是奴隸和奴隸主的相互對立，接著是貴族階級和平民、國王與臣僕的對立一樣，今天則是游手好閑的人同勞動者的對立。人們只需到工廠去一趟，就會看到那數以百計的形容憔悴、痛苦不堪的男人們和女人們，他們犧牲了健康去為一個人提供服務和利潤，為了一點點微薄的收入放棄了生活的全部樂趣。當被剝削的人像動物一樣只有餓死的自由時，這難道不是真正純粹的奴隸制剝削嗎？難道沒有必要在這些無產者身上喚醒公民意識，引導他們積極地參加他們現在自發地幹著的這些工作嗎？國家應向為數最多的最貧窮階級提供必需品，這一觀點乃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有深遠意義的觀點……未來的歷史將不只一次地要求無產階級起來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在中世紀的各個行會中，有一種社會勞動組織形式，如今這些行會已被摧毀了，也不能重建了。然而，現在那些被解放了的勞動者，難道不是從行會專制制度下和師傅的絕對統治下逃脫出來，又受到工廠主同樣的統治嗎？難道就沒有一種能改善這種狀況的方式嗎？當然有的，這就是自由的行會，即社會化。」11


沒有疑問的是，我們在這裡聽到了一個空想社會主義者悲天憫人的呼喚。但是，這類「呼喚」，無非是傳統農業社會的「大同」理想，在社會轉型期對於正在消亡的舊社會的痛苦呼救，和對於正要誕生的新社會的憤怒指責。是新生命在誕生前所必然要引起的陣痛，才逼迫其母體所發出的痛苦嘶叫。


然而，正是這一類的「憤怒指責和痛苦嘶叫」，才又對年輕時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們起到了震聾發饋的作用。更何況，這類指責和嘶叫，又是顫響在一八四八年前的德意志呢。彼時，英國的新政體，法國的新國家，啟蒙運動之「自由、平等、博愛」的呼聲，民主革命在歐洲日漸勝利的消息，和革命與復辟的艱難、複雜及反覆較量，對德意志來說，不啻是「天方夜譚」。並且，即便是生活在萊因河谷的德國人，雖因拿破崙曾經佔領過，他們也只是對法國的思想和風氣僅僅抱有同情而已。更何況，縱然是那些受到了法國自由風尚影響的封建王公大臣們，當他們談論起法國的新思想和新風氣時，大不了如同俄國的宮廷貴族們一樣，也只將它當作一種時髦和裝飾，甚至只將它當作腐爛生活的一塊入時的遮羞布罷了。相反，青年時代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卻正是從這個等級森嚴的封建國家裡，領會到了階級和階級對抗的意識，看到了專制和專制末路的現實，特別是從宗教的天堂精神和中世紀教政合一的殘餘政治形式中，汲取了奪取權力以拯救人類和重新建立人間天堂的宗教狂熱，更在已經瀰漫了整個德意志的黑格爾理性哲學的氛圍裡，接過並篡改了黑格爾理性哲學的武器。然後，他們才帶著對德國封建主和德國小市民、即所謂德國資產階級的種種嘲弄，帶著德國宗法制加小生產式的「真正社會主義草圖」，被迫離開故鄉，前往巴黎和英國。


然而，正處在革命與復辟艱難較量歷程中的法國，不僅使他猛然目睹了專制制度所留下的「廢墟」，目擊了革命與復辟較量的「混亂」，看見了新社會和新制度所承繼的破產、失業、貧窮、勞累等歷史「遺產」，以及種種足以令人「傷感」的社會現象，而且看到了民主制度和自由經濟在其艱難創業發展中，所完全可能出現的種種新問題。因此，當他聽到法、德工人三次罷工以反抗資本家的剝削時，他從宗教裡得來的要拯救全人類的強烈願望，便與他在青年時代早已受到影響、此刻正在歐洲流行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一拍即合。這就不僅使他自然而然地站到了歐洲現實發展的反面 —— 既要批判落後的封建德國，藉以肯定「資產階級」對於封建統治和封建制度的革命；又要站在新興無產者即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批判新生的「資本主義」制度 —— 實際上則是批判新興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經濟，以對「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左右開弓。換言之，就是他不但要建立一個批判的理論體系，即共產主義的理論體系，以從思想、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方面，開始一場對於人類歷史、特別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大清算和大批判，而且更因他所建立的一整套理論體系乃是「行動的哲學」，他才會與「正義者同盟」—— 正流浪在巴黎的德國手工業工人幫會 —— 這些被「資本主義」逼迫破了產的德國傳統農民結合起來，成立了歐洲第一個「共產主義者同盟」，雖然改變了對背叛者必須「處死」的幫規，卻將它「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幫語，改變成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響亮口號。


誠然，正是這樣的國家基礎、社會條件以及馬克思本人的成長環境，才終於構成了馬克思主義之所以產生的歷史來源，並為造就一位專制主義的新宗教領袖 —— 馬克思，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礎。

第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源、理論歧途和理論要害

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信徒們，為了標榜其理論的科學性，及其對於人類文化的傳承性，曾一再地宣稱該理論有著三個正宗的來源。這就是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德國的古典哲學，和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同時宣稱，第一個來源產生了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第二個來源產生了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第三個來源產生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然而，問題不在於馬克思主義產生的理論來源，而在於馬克思是怎樣曲解了這些理論來源，然後又是怎樣地將它們推向了理論的歧途，並使之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之下」，成為一家專事鼓吹專制復辟的哲學。從而為那個正在艱難進步的時代，製造了可怕的流血和混亂，直至成為對於歐洲十九世紀歷史發展的真正反動。

一、馬克思將空想社會主義變成了暴力共產主義


應該說，一個理想的大同世界，一個永恆的共產主義天堂，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平等社會，它不但使人類永存嚮往之心，而且作為傳統農業社會的一個永恆空想和一種意識形態，不僅是我們的「國粹」，亦同樣是歐洲傳統農業社會的「精華」。因此，共產主義一語，如果沒有經過馬克思主義者們的橫加糟蹋，而僅僅作為人類的一種心願，一種理想，一種文化和一個夢幻，即使永存人間，也並無所妨礙。猶如失去了權力的宗教一樣。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們的錯誤，甚至是罪惡，並不在於他們懷有共產主義的理念和追求，而是在於由他們所提出來的，如何實現共產主義的一整套理論和手段，即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及其實踐，對人類所造成的荼毒和戕害。因為，這既是馬克思主義的精義所在，即理論要害，更是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製造了人間罪惡的根由。


由是，我們才能區別馬克思的「暴力共產主義」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的區別，才能判斷究竟誰才是善良的空想，誰才是罪惡的空想。即：誰為這一空想的實現提出了善意的追求方式，誰又為實現這一空想製造了人類歷史上的空前罪惡。


雖然，馬克思對「共產主義天堂」的一切構想，原就來自於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但是，馬克思之所以要指責聖·西門和傅·立業的社會主義乃是「空想」的社會主義，其根本的分野點，便是在如何實現社會主義天堂的方法上。聖·西門主張通過和平手段進入社會主義，傅立葉則希望勞動者應與資本家聯手共同建設理想的社會，而馬克思卻是一再批判地強調，無產階級只有通過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才能獲得徹底的解放。同時，他還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12 其後，列寧因用暴力手段奪取了政權，又用暴力手段鞏固了政權，才會更其強調地說：「只承認階級鬥爭，而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絕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13 毛澤東鑒於有失去這個「天堂」的危險，乃「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和專政的理論，強調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其目的，自然是要進一步「以革命的名義」，將他們的專政推向極端，直至對那些敢於在內部同他們爭奪權力的同夥，也要實行殘酷的專政。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就是以這樣一串革命與專政的理論鏈條，建立和發展了這個「暴力共產主義」的理論體系。然而，歷史的發展已經證明，由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等共產革命領袖，所一再宣稱要用革命暴力和革命專政的方法來建立和保護的，無非是他們自己的「一姓天堂」而已。這個天堂，對於人民來說，不過是一個史無前例的人間地獄罷了。


相反，由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們所設想的，用「和平方式，和由資本家與無產者聯手以建設人間天堂」的設想，雖然在建造人間天堂上至今仍為空想，但是，卻在建設人類的基本平等、基本自由、以及促使世界的經濟發展上，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因為民主和自由的政治追求，進步和繁榮的經濟發展，已經在一些國家和地區得以實現。至於在那些因誘發了馬克思的共產革命，而重蹈專制復辟統治的國家和地區，則一再地證明了馬克思的暴力共產主義乃是血腥空想的歷史本質。這一因人類進步而獲得的血的教訓，才真正是當代共產主義專制極權統治已經和必然要走向滅亡的根本原因。

二、馬克思主義是費爾巴哈唯物哲學的唯心化


馬克思主義者們宣稱自己吸取了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哲學合理的基本內核。所謂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基本內核，無非是指費爾巴哈在否定了黑格爾的「絕對理念」，並指出這一「絕對理念」無非是上帝的「同意語」之後，乃堅持不是上帝創造了人，而是人類按照塵世的現實創造了上帝，即堅持物質是第一性的，意識是物質在人腦中的一種「反映」這樣一種哲學認識。


然而，馬克思又是怎樣接受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基本內核的呢？


首先，馬克思要鼓吹的既然是人間的革命，因而，他就不能不承認費爾巴哈所肯定的物質世界，乃是真實的世界。這便導致了他對於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哲學之基本內核的肯定和接受。
其次，因馬克思深受黑格爾哲學的影響，所以，為了證明他發動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乃為歷史的必然要求，他也要像黑格爾一樣，建立一整套對於人類發展的認識體系，以肯定無產階級革命及其對共產主義追求的「歷史科學性和歷史必然性」。所以，他才要脫掉黑格爾的帽子，換上費爾巴哈的靴子。雖然把黑格爾的「帽子」從天上扔到了地上，卻又把黑格爾帽子裡的「絕對理念」，硬塞進費爾巴哈唯物論的「靴子」之中，從而將黑格爾所認定的「天上絕對理念在人間有秩序的辯證運動」—— 這個旨在指出人類發展本質的客觀唯心主義理論，改造成為符合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立場的「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即由馬克思所臆定的「人類五大歷史發展階段理論」。正是這個所謂的歷史規律，不僅將為他所號召和發動的世界共產主義革命，裁定為實現人類歷史發展的最高階段、即實現大同階段的革命，而加以肯定和頌揚；更為他將新興的民主主義制度和自由經濟形態論定為必須推倒的「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形態」，提供了明確的理論前提。


這個以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理論為基礎所製造出來的歷史發展理論，在本質上，無非是要將黑格爾在他絕對理念的帽子裡所規定的世界及其必然發展，變成了馬克思在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的靴子裡所臆造的歷史及其必然發展罷了。其在本質上無非是費爾巴哈唯物論的唯心化、即黑格爾化。猶如「黑格爾把民族看成是傳遞辯證運動的媒介，馬克思卻將民族換成了階級一樣」。14
　　

同時，亦如羅素所直言批評的那樣：「馬克思是黑格爾的後繼者，而且也像黑格爾一樣，是相信可以用一個公式來概括人類的進化的……馬克思與黑格爾一樣地認為他們所描述的宇宙性歷程，竟全部發生在我們這個星球上，而且大部分是在地中海附近。」然而，「自哥白尼以來，已經很顯然，人類並沒有從前自許的那種宇宙重要地位。凡是沒有徹底領會這個事實的人，誰也無資格把自己的哲學稱做科學的哲學」。15

三、馬克思將黑格爾的辯證哲學發展為共產黨的鬥爭哲學


馬克思主義者們曾不厭其煩地宣稱：馬克思吸取了黑格爾哲學合理的辯證內核。所謂合理的辯證內核，即是指黑格爾在其哲學中所闡述的對立統一思想。這個思想指出，在任何事物內部都存在著對立和統一這樣兩種狀態，並存在著一個互相轉化的過程，一個從漸變走向突變的過程，一個從量變走向質變的過程。同時這個轉化的過程，還需要一定的條件才能完成。馬克思無保留地接受了這個「合理的辯證內核」，卻又將這一「合理的辯證內核」，極端錯誤地發展成了單純以「對抗」，即只能以鬥爭的方式求轉化和求發展的絕對理論。


這個因馬克思的絕對化而充滿了絕對精神的理論，雖然是馬克思深受傳統暴力造反形式和當代暴力革命方式影響的一個結果，但是這個理論卻又因它的絕對性，而導致了既要用暴力鬥爭形式以求轉化與發展，又要用暴力鬥爭形式以保護已經獲得的轉化與發展這樣一個極端理論的產生。從而帶來了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理論的形成。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產黨宣言》才會宣稱：迄今為止人類發展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特別是列寧在俄國利用這個理論進行奪權的成功，及其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就更是把這一鬥爭與專政的理論抬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為了實現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化，並鞏固這一轉化的成果，暴力革命不僅在理論上成了革命的唯一手段，而且成為他們實行革命專制的唯一途徑。革命既成為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革命暴力則同樣成為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實行專政的最有效手段。由是，革命暴力和革命專政 —— 這個革命理論的「新體系」，便終於成為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並在實際上將共產黨的哲學變成了純粹是鬥爭和專政的哲學。


同樣，也正是這個將黑格爾對立統一思想引向了歧途的鬥爭哲學，才在十九至二十世紀人類正在迅速地從愚昧走向文明，和從專制走向民主的偉大歷史轉變期內，在實現了共產革命、實際上是實現了專制復辟的國土上，才促使著狂熱的馬克思主義「信徒」們，在革命的名義之下，既用暴力來奪取政權，又用屠殺來維護政權。不僅徹底地消滅了民主，絞殺了自由，而且連人類起碼的理性和文明也被他們屠戮得干乾淨淨。列寧因其身上的那一顆知識份子的子彈，而為俄國的知識份子建立了眾多龐大的勞改營，藉以對俄國知識份子的思想和肉體施以徹底的「革命專制」。斯大林更是以革命的名義製造了狂抓濫殺的「大瘋狂」，從而成為舉世聞名的暴君。毛澤東為維護其個人的獨裁統治，繼迫害了千千萬萬的無辜人民，尤其是數以百萬計的知識份子之後，又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幌子下，發動了那一場慘絕人寰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億萬人民推向了血海之中。就不用說波而布特的柬浦寨共產黨在攻陷金邊之後，一夜之間就能屠殺數十萬生靈的獸行。還有，就是在柏林牆下，那些僅僅是因為渴望自由，而在共產黨的槍口下變成的纍纍白骨了。

第四、馬克思鼓吹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錯誤、社會根基和歷史本質

一、錯誤的剩餘價值觀


應該說，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歐洲，在政治上，正處於民主革命日漸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復辟的新時代；在經濟上，自由主義的生產經營方式，亦使得歐洲的社會生產力獲得了極大的發展。但是，仍處在反覆較量中的嶄新民主制度或民主政體，還遠未走向被確認和確立的歷史階段；自由主義的經濟形態在其形成和發展中，非但來不及將歷史所遺留下來的種種社會問題，諸如貧窮、愚昧等等，加以解決，而且，其自身在發展中所必然要出現的種種新問題，又日漸成為國家、社會、人民、尤其是思想理論界所注意的焦點。於是，較早獲得發展的英國便產生了當代的政治經濟學。因為，正是這個政治經濟學，才真正是英國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發生和發展時期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者們之所以要稱它為「古典的」，無非是要為自己留下一個「現代的和批判的」地盤而已。


然而，自十七至十九世紀，雖然是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發生和發展的新時代，卻也是所謂社會主義思想 —— 即一切空想的和自稱科學的社會主義，試圖從傳統農業社會的廢墟上重新站立起來的「新時期」。其時，在思想上，既產生過英國的羅伯特·歐文和他的「共產主義新村」、即「新和諧村實驗」，16 又出現了法國的聖·西門與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在經濟領域，尤其是在英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中，雖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又產生了對勞動價值的錯誤認識。一八一七年，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已主張「商品的交換價值完全出於生產該產品所花費的勞動」。17 一八二五年，海軍軍官托馬斯·霍治司金又發表了第一個「社會主義的答辯」，即「反對資本要求，而為勞方辯護」。該辯護認為：如果像李嘉圖所主張的那樣，全部勞動價值都是勞動所賦予的，則全部報酬都應歸勞動者所得；眼下，地主和資本家所得到的那一份必定是純粹的榨取物。
　　托馬斯·霍治司金企圖用李嘉圖極端偏頗的「勞動價值論」，來為空想的社會主義思想服務。同時代的英國哲學家詹姆士·穆勒，不僅指斥霍治司金的辯護乃是一種「瘋狂的胡說」，而且，還在他批評哲學上的激進主義者、即企圖為社會主義學說鋪平道路的那些人時，18 又說道：「這種見解假使傳播開去，會使文明社會覆滅，比匈奴人和韃靼人排山倒海的氾濫還壞」。19

二、馬克思發展並異化了錯誤的剩餘價值理論


不幸的是，這種見解不僅被傳播開去，而且還作成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馬克思正是從英國少數經濟學家所侈言的勞動價值論，及對剩餘價值理論的錯誤猜想出發，不但建立了剩餘價值的絕對理論，即只肯定工人體力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而排斥其它任何勞動價值，將除工人以外的每一個社會成員對於社會所已擔負的勞動一筆勾銷。更有甚者，則是從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之「物與物」的關係中，挖掘到了「隱藏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中的「人與人」的關係。這個關係，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資本的每一個毛孔裡都流著無產階級的鮮血」。20
　　由是，馬克思以資本家榨取了工人剩餘勞動價值為理由，武斷地宣稱「不論資本主義的經濟如何繁榮，都不能消除勞動群眾的貧困」。21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無疑就是勞動群眾日益貧窮化的代名詞。然後，馬克思又從所謂「社會化大生產和私人佔有之間的絕對矛盾」，即資本主義越是發展、勞動群眾就越是貧困出發，反對社會化大生產，反對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因為「生產力的提高，只能不可避免地加深社會的階級矛盾」。所以，他才宣言要「消滅私有制」，提倡「公有制」，並宣稱「奪取政權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偉大使命。」22


李嘉圖和霍治司京的錯誤剩餘價值論，終於在馬克思的手裡被異化、並被發展成了資本主義社會裏人與人關係的理論，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個階級對立與對抗的理論，無產階級必須對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予以「永久性懷疑」，和無產階級必須用暴力鬥爭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並用暴力專政的手段建立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論。顯而易見的是，正是李嘉圖和霍治司京的荒謬剩餘價值理論，才為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理論發展和全部理論證明，奠定了錯誤的前提和基礎。而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家不僅來自荒謬理論，而且來自他自身對於這個荒謬理論進行了絕對繼承和極端發展的「本相」，自然已經證明了其全部理論和全部理論證明的荒誕不經。


必須指出的是，馬克思以人與人的關係去代替物與物的關係，就必然要走向以政治鬥爭的原則去取代甚至取消經濟發展規律的歧途。其結果，無非是既以政治代替了經濟，又以政治消滅了經濟。馬克思無幸在他那個時代作成一個共產專制君主，但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以及其他一切大大小小的共產專制君主們，在他們用暴力奪取了政權、又用暴力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過程中，只從權力政治出發，不按經濟規律辦事的種種作為，已不知給他們的國家、民族和人民帶去了多少的災難，造就了怎樣貧窮的局面。相反，被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判了死刑的「資本主義制度」 —— 實際上的民主主義政治制度和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卻在其後的百餘年間，不僅獲得了蓬蓬勃勃的發展，而且已在日益地改變著我們這個世界貧窮和落後的面貌，更為解決被馬克思所斷定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不可調和的矛盾」，即解決「勞資衝突」，逐漸地打開了歷史的新局面。

三、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認識的錯誤及其性質


顯然，馬克思因混淆了兩個重大理論問題的界限，才導致他把「資本主義」這個完全不恰當的概念，既當作經濟形態的概念來加以批判，又當作政治制度的概念來加以反對。從而為消滅自由主義的經濟形態和推翻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找到了一個完全錯誤的根據。


首先，用「資本主義」這個概念來取代「自由經濟」的概念，便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大錯失。因為資本主義說到底，它的三個基本內容，不過是本錢、投資和利潤而已。它的一個基本程式，亦無非是「投資、獲利和再投資、再獲利」 直至循環往復罷了。如果是在無市場風險的情形之下，這一循環往復便可以持續下去，利潤可能越賺越多，投資也可能會越來越大；反之，如果是在遭遇市場風險的情形下，出現銷售危機，使製造或買進的商品無以銷售或造成得不償本的情形，則利潤的減少，本錢的虧損，甚至是借貸能力的喪失，就完全有可能造成投資的減少，直至投資行為的結束，即「擁有本錢進行投資以賺取利潤行為」的被迫終止。由是可知，一個有本錢者，就有投資的可能；一個投資者，便有可能賺取利潤。而由投資者即資本擁有者的經濟活動所形成的，社會商品生產和社會商品買賣的現象，不僅被馬克思所指責的「資本主義」社會有之，而且自人類有了生產和交換，它就開始了發生和發展。歐洲在中世紀前就有了商品的製造和買賣，即有了投資者；阿拉伯遠在公元前就有了製造和買賣商品的繁榮都市，也就是出現了「資本主義的繁榮景象」；中國在秦始皇以前就有了個體戶，明清兩代的大商賈更是資本甚巨，令人稱羨。若依馬克思的理論竟是有了「大資本家」了。因此，如果僅僅把由本錢、投資和利潤等自由的，即不希望被權力控制、而只由市場來調節和制約的經濟活動，所構成的社會經濟行為，當作被馬克思所指責的「資本主義社會」所獨有的經濟行為，甚至是經濟罪惡，就無論如何在道理上和情理上都說不通了。


其次，在被馬克思所指責的時代和社會，上述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確實得到了空前的自由發展。但這個發展之所以能夠空前自由的原因，一是它能夠逐漸地衝破專制制度的壓迫，掙脫封建權力的枷鎖，打破封建商業行會的限制，而逐漸地獲得了自由競爭和自由發展的機會和條件。二是因它的發展，而日漸地推動了整個社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巨大變革要求，從而推動了民主革命的爆發和勝利。三是民主革命的爆發和勝利，尤其是政治上自由民主制度的艱難建立，又反轉來推動了自由主義經濟形態的形成和發展。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這種互動的發展關係，不僅為世界帶來了政治上的光明和進步，而且給世界帶來了經濟上的繁榮和昌盛，更因人類基本權利在世界一些進步國家的逐步實現和基本實現，和自由主義經濟形態本身的成形和成熟，才又從根本上改變了早期的勞資關係，把馬克思所謂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不可調和的矛盾，漸漸地推向了能夠解決和已經解決的新時代。這才是近代歐洲和世界歷史發展的政治本質和經濟本質。馬克思非但沒有理解這一本質，而且從一開始就曲解了這一本質，更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