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素子:揀破爛與學針灸——反右五十週年紀念

從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的文革初期,我們家被抄四次。當時在蘭州市,住市文化局所屬中山路的大雜院裡,十幾戶人家擠擠一院,我們一家五口住在上房左手只十一平方米的一間屋。我們是在一九六零年從北京下放到蘭州的,家中一榻一桌而已,而與眾不同的,也是家中僅有的,就是從北京運來的上千卷書籍。每次抄家,也即是上一次抄家反覆歸還而逐漸散失的多卷書籍。大雜院的十幾戶人家,也只抄我們這一家。

文革一開始,陳朗即被關押,微薄的工資亦被扣發,我和孩子們的生活一時無著。當時老右派袁煒一家住在我所住的中山路對過,與我是對面鄰居。我與他是在街道統戰部門為右派辦的學習班裡認識的。他原是《甘肅日報》總編,年輕時曾留學日本,抗日戰爭開始,因為一腔憂國熱情,毅然離開日本返國,而且直抵延安根據地,結果又被延安方面以「特務」嫌疑,在黑暗的窯洞中關押了半年,多虧他任《申報》總編的舅舅向毛澤東直接抗議,得以僥倖獲釋。四十年代中期他曾赴緬甸,中共建國後返國準備回內蒙古老家,途經蘭州市,被友人挽留,任《甘肅日報》總編,直至五十年代反右時為止。與袁煒多次接觸,給我的印象是博學、堅韌,他又是我的近鄰,在危難中,我登門求教。他所住的大雜院,原是他妻子孟夫人私產,經過房屋充公改造,他家四口現在只住西廂房一大間。那天,我一進門,見到他,泣不成聲。他沒有安慰我,卻說:「現在不是哭的時候,要哭請回吧!」我之能夠在後來的十多年艱難歲月中,能從不氣餒,再不流淚者,是袁煒給我的影響。確實,面對慘淡的人生,眼淚是沒有用的,也是沒有時間流淚的。就在那一天,袁煒為我和孩子們安排生活。袁煒自己在反右後,在處理階段,選擇了「自謀生路」一條規定。這其實是非常了不起的,那時的人們不管是如何被鬥爭、被處置,都不敢脫離組織走「自絕於人民」的死路。他曾經制雪花膏擺過攤,並修補瓷盆、茶壺。現在我去找他的時候,他正串大街走小巷收購破爛,每日出門兩次,將收回來的破衣褲,由孟夫人洗補再賣,不能補者拆成破襯用稀漿水打成褙襯賣給鞋廠,然後將塑料、銅、鐵分類賣給收購站。當日袁煒說,因為我年輕力富,最好也挑個擔子,跟他一起上街,可以多收些破爛。我當然還沒有這個勇氣,他說,那麼,就在家幫助孟夫人拆破襯、糊鞋幫吧!他自己則多上街幾次。至於孩子們,大的已經輟學,也跟他的孩子到鐵路邊拾煤渣吧。為節約開支,兩家就合在一處開夥,如果勞動所得支付生活後還有所剩餘的話,他說「我們不要太君子,也不要太小人」,大家分幾個零用錢吧!安排完畢後,因為兩家都是右派,均屬「專政」對象,袁煒主動到居委會及街道辦事處備案,說明情況,方得安生度日。從此,我開始了以拆破爛為生的生活。白天,袁煒先生上街收破爛,我和孟夫人在木板上以破布糊鞋幫,到鞋廠兜賣鞋幫,到收購站送賣破銅爛鐵、塑料等。忙碌一天。到晚上,吃過孟夫人粗糧細做的飯食後,再在黯淡的燈光下拆當天收來的破衣爛衫。西北地區塵土多,拆時破衣上的灰土飛揚,幾乎模糊了電燈光,空氣嗆人。開始時我曾埋怨土髒。袁煒說「難道只你一人感到」?我聽了很慚愧,從內心裏感到自己的自私。至於孩子們則玩得很高興,她們蒐集各種鈕釦,掏摸破衣服口袋,她們在一件破衣口袋裡摸到兩顆乒乓球大小的綠色石球,這兩個石球她們一直珍藏至今。我們一面勞作,一面講故事以打發長夜與勞苦,凡讀過的中外名著,都拿來複述。我們講《巴黎聖母院》、《亞爾培·薩伐龍》、《聊齋》等,還互相補足遺漏部分。有一次一間手套廠的人來,叫孟夫人去做臨時工,她帶我一起去。在路上,她輕快地與人招呼。我們是站在零下十幾度的露天工作,為手套絮棉胎,不時得跺腳、搓手以取暖,臉都凍成紫色的了,可是孟夫人很高興。孟夫人是山東鄒縣孟子世家小姐,父親在三、四十年代為蘭州富商,她與總編結婚時,父親以一個大院作為陪嫁。她過去使用佣人,其中有白俄佣人。她自己皮膚潔白,人稱「臘美人」。我常常憂慮,擔心將被遣往鄉間務家。但是孟夫人說:「那我們可以種許多韭菜,如果去內蒙古,我們設法弄一條駱駝來騎!」 家中的書抄光了,也沒地方去借書。過了一段拆破爛、糊鞋幫的日子後,我很想看書。我向袁煒提出來,能否收幾本書來看看,如有什麼硯臺、花瓶等古董,也請收購回來,勿錯過機會。袁煒聽了嘆氣說, 「真是積習難改,硯臺等東西太重,收了沒有用反而要惹禍」,他堅決不收,至於書籍,也太重,但他可以收一些,讓我看後,再賣回紙廠,只是多付點勞力而已。但是那時有書的人家早經抄沒,收不到什麼好書,在歷次收來的書中,我留下了三本,其中兩本是三十二大開本的圖文並茂的針灸學經脈穴位大全,及一本精裝的《本草用法》。這三本書,歷經周折,帶回到杭州。其中《本草用法》一書,在我臨來紐西蘭時,贈送給友人蕭山名醫周明道為紀念。兩本針灸學則仍存在杭州芷閣。

針灸醫學,我過去從未涉足,有了這三本書,出於對文字的飢渴,暇時我即手不釋卷,精讀細研,於是將十二經絡,各種穴位,補瀉效能,都記得爛熟,只是沒有機會親手針治而已。到了一九六九年春,我們真的無可避免地要下放農村了。當時農村盛行赤腳醫生,我當然沒有資格當醫生。但是我想,若能掌握針灸,有實踐機會,多一種技能也是謀生之道。我將這一想法告訴了我的一個右派醫生朋友,他是蘭州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的放射科醫生,原為該科主任,技術精湛,名叫郭景岳。第二醫院離我家僅幾分鐘路程,郭醫生在反右後,遭妻子拋棄,一個人住在醫院宿舍。我們是通過老友陳文乃的關係結識他的。後來二幼患病住院,深得他照看,遂成深交。他常在放射科值夜班,我們全家就步行前去陪他談天,夜間放射科沒有病人,他時為我們檢查身體,為陳朗照射肺部,觀察病情。當郭大夫知道我有學習針灸的想法後,他為我出了個主意。第二醫院有中醫科,有一位針灸名醫劉大夫,因為曾經被北京方面接去為劉少奇、王光美治過病,文革開始即挨整。當時劉大夫被貶,在門珍部被監督行醫,時在冬日,他必須比其他醫生早到,為門珍部的鐵爐子生火取暖。因為郭大夫與劉大夫同是右派,同病相憐。郭大夫讓我在早晨無人時親自找劉大夫說明真情,請求賜教。他鼓勵我說,劉大夫是很好的人,必然樂於相助。果然在一個早晨,我到第二醫院中醫門珍部找劉大夫。劉大夫已在打掃房間,生爐子,我向他作了誠懇的毫不保留的自我介紹,並相幫他生爐子,我即將去農村落戶的處境,和我自學針灸的情況受到劉大夫的同情。劉大夫沒有猶豫,他是如此善意,如此愛護後輩,將我視為共患難者,他不但教導我,還找了件白大褂,讓我穿著,為他在施治時幫他拿那個裝針、艾的白瓷盤,讓我緊隨他身邊,看他操作。他向來上班的同科醫生介紹我是鄉下醫生,是來見習一段時間的。

我在劉大夫身邊時間不長。我被街道辦事處限定日期離開蘭州市,以完成他們的政治任務。我在這短時間內,得到了我國最優秀的針灸大夫的無私親灸,他還傳授給我治牙疼的特技,我還是值得慶幸的。臨別時,劉大夫說,如果以後我有機會能回到蘭州,千萬再到他這裡繼續學習。他還有許多心得技能可以傳授給我。但我終於再沒有機會返回蘭州,再無機會聆聽劉大夫的教誨。至於我所學到的針灸醫術,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竟能懸壺濟世,得以謀生。

一九六九年春三月,我隨上海人難友徐乃靜同抵陝西富平白村。我們是去投奔徐乃靜過去在張掖技校的一位老同事白玉欣的。白玉欣是孝子,因為父親以歷史反革命罪自張掖某單位遣返原籍勞動,他是獨生子,即辭去公職回鄉務農奉侍父母。娶了一個賢淑的農婦為妻,生有二子一女。他亦曾自學西醫,是村裡真正的赤腳醫生。我和徐乃靜加上彼此尚在幼年的孩子們,一行七、八個人,經天水、甘谷、寶雞、西安,在西安坐上廉價的裝豬仔的悶子車經咸陽,在閻良站下車,然後步行到白村。這一幫人像乞丐一樣,穿村出村、群犬亂吠,我們就在犬吠聲中千辛萬苦抵達白村。第一晚即住在白玉欣家(以後我們另有別院居住)。白村都是土房,所謂村街即是兩排房子中間的泥路。房子結構,臨街一面均為前院,是織布機房與畜牲飼養處,進二門為中院,兩廂臥室,一廂帶廚房,中間天井,為主要活動場所。出後門為後院,是菜圃、露天廁所所在地。有些人家在後院裡開有窯洞,作為別居。我們七、八個人就和白玉欣父母同住一邊廂房,同睡一個大炕。炕佔廂房的三分之二大,他們讓我們睡在窗戶邊,靠近炕洞口,明亮溫暖。吃飯時,大家盤坐炕上,賢惠的媳婦在地下上湯上茶。晚上,點著棉籽燈,賓主仍盤坐炕上閒談,媳婦們則坐在地上的蒲團上用手搖木紡車紡棉線。關中原是產棉地,農戶都自紡自織。女人們都穿著茹色、墨綠色的粗布衣,紡車吱吱作聲。這裡的世界與城市的鬥爭硝煙截然不同。雖然白村正是春荒時節,雖然也有農村的鬥爭,但這裡落後,當時還沒有電燈、電線,還沒有廣播,更沒有報紙,使人感到遠離恐怖……

就在白村落腳的第一晚,我正處在身心的勞頓中沉沉睡去,聽到白玉欣隔著紙窗輕呼我起床,他讓我帶上針灸醫包跟他出診。我們去的地方離白玉欣家不遠,病人是個青年,剛從銅川拉煤回來,腹脹難忍,家中已擠滿了人,連大隊書記、公社幹部都到場了。因為前不久,白村已有人從銅川拉煤回來時,可能飲水不當,也患腹脹,不治而亡,有此前例,人們都很緊張。富平是黃土高原,一直缺乏燃料,農民們必須於農閑時,帶上在炕洞中煨出的或由芝麻葉摻面的乾烙餅,沿途喝河溝井水,拉著板車,走上幾百公里,來回十天半月的到銅川露天煤礦撿拾煤塊,方能補足燃料的不足。眼前這個農民,名叫白廣地,父親早死,是家中的一脈單傳,祖母八十多歲了,他的忽然腹脹,令大家非常擔憂。白村偏僻,半夜裡,能請到的醫生也只有白玉欣和我!人們對我們滿懷希望。白玉欣招呼我先行針灸。我這是離開劉大夫後的第一次單獨為人治療,但我沒有驚慌。我讓病人挪至炕邊,我先針兩手的內關穴,再針兩小腿的足三里穴,然後針腹部穴位上脘,準備再針中脘、下脘。沒有想到剛針入上脘,病人的腹痛立即緩解,當時人們高興的場面可以想見。那晚白廣地家為大家做了只有春節才能吃到的白麵條,擺了只有貴客臨門時才擺的四碟子:一碟蒜、一碟蔥、一碟醃菜、一碟黃豆芽。大家對我說著感謝的話,表示了真誠的歡迎。第二天上午,白廣地親自到白玉欣家向我致謝。然後白村的幾十戶住家在糧食欠缺的季節,家家請我吃麵條吃水餃。不久,名聲遠揚,鄰近米脂、耀縣的農戶也來白村請我醫病,為此我跑了富平鄰近各縣。白玉欣原來有個計畫,他說我和他的中西醫結合,可以到缺醫的隴西山區行醫,可以掙點錢。但是這個計畫未及實施,我即離開了富平。當時白村還沒有小學,白玉欣和村幹部都挽留我說,只要我們兩人願意留在白村,他們一定設法打深井,架電線,辦小學。可是我那時還那麼嚮往文明,還不肯認命,還想在城市中發展。那時我和徐乃靜都只有三十多歲,兩人都戴一副近視眼鏡,用白村農婦的話說是「走路走在街心(白村婦女靠邊走路),坐在炕上跟男人說話」的兩個女人。是呀,我們在蘭州被人驅趕,一無是處,而在白村卻受到尊敬和重視,可是還要離開,人是多麼無奈與矛盾。不久,我還是帶了孩子比徐乃靜先離開了白村。我的朋友白玉欣、白廣地用獨輪車送我們到閻良乘夜間火車。傍晚獨輪車停在涸干的石川河底休息。兩位朋友對我說:「不管你去到何地,若遇到困難,千萬回到白村,我們永遠期待你的歸來。」我的前途真是非常渺茫,我將回到杭州郊區,沒有戶口未知能被接納否?我覺得我可能還會返回富平,還會住在白玉欣準備為我開的冬暖夏涼的窯洞裡。那晚,天上星星閃耀,這一段朋友的真情,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那晚的情景,我永生不忘。離開富平回南方,我確實又經歷了許多艱難困苦,時常使我對善良的富平人們思念不已,但我終究沒有回去。我在南方農村,除了行醫外,又學習了裁剪成衣,又多了一個謀生的技能。教我學習成衣的師父,後來也成了我的終生好友,我也會記錄她的往事與熱誠,作為我對善良人性的報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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