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素子：揀破爛與學針灸——反右五十週年紀念

從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的文革初期，我們家被抄四次。當時在蘭州市，住市文化局所屬中山路的大雜院裡，十幾戶人家擠擠一院，我們一家五口住在上房左手只十一平方米的一間屋。我們是在一九六零年從北京下放到蘭州的，家中一榻一桌而已，而與眾不同的，也是家中僅有的，就是從北京運來的上千卷書籍。每次抄家，也即是上一次抄家反覆歸還而逐漸散失的多卷書籍。大雜院的十幾戶人家，也只抄我們這一家。

文革一開始，陳朗即被關押，微薄的工資亦被扣發，我和孩子們的生活一時無著。當時老右派袁煒一家住在我所住的中山路對過，與我是對面鄰居。我與他是在街道統戰部門為右派辦的學習班裡認識的。他原是《甘肅日報》總編，年輕時曾留學日本，抗日戰爭開始，因為一腔憂國熱情，毅然離開日本返國，而且直抵延安根據地，結果又被延安方面以「特務」嫌疑，在黑暗的窯洞中關押了半年，多虧他任《申報》總編的舅舅向毛澤東直接抗議，得以僥倖獲釋。四十年代中期他曾赴緬甸，中共建國後返國準備回內蒙古老家，途經蘭州市，被友人挽留，任《甘肅日報》總編，直至五十年代反右時為止。與袁煒多次接觸，給我的印象是博學、堅韌，他又是我的近鄰，在危難中，我登門求教。他所住的大雜院，原是他妻子孟夫人私產，經過房屋充公改造，他家四口現在只住西廂房一大間。那天，我一進門，見到他，泣不成聲。他沒有安慰我，卻說：「現在不是哭的時候，要哭請回吧！」我之能夠在後來的十多年艱難歲月中，能從不氣餒，再不流淚者，是袁煒給我的影響。確實，面對慘淡的人生，眼淚是沒有用的，也是沒有時間流淚的。就在那一天，袁煒為我和孩子們安排生活。袁煒自己在反右後，在處理階段，選擇了「自謀生路」一條規定。這其實是非常了不起的，那時的人們不管是如何被鬥爭、被處置，都不敢脫離組織走「自絕於人民」的死路。他曾經制雪花膏擺過攤，並修補瓷盆、茶壺。現在我去找他的時候，他正串大街走小巷收購破爛，每日出門兩次，將收回來的破衣褲，由孟夫人洗補再賣，不能補者拆成破襯用稀漿水打成褙襯賣給鞋廠，然後將塑料、銅、鐵分類賣給收購站。當日袁煒說，因為我年輕力富，最好也挑個擔子，跟他一起上街，可以多收些破爛。我當然還沒有這個勇氣，他說，那麼，就在家幫助孟夫人拆破襯、糊鞋幫吧！他自己則多上街幾次。至於孩子們，大的已經輟學，也跟他的孩子到鐵路邊拾煤渣吧。為節約開支，兩家就合在一處開夥，如果勞動所得支付生活後還有所剩餘的話，他說「我們不要太君子，也不要太小人」，大家分幾個零用錢吧！安排完畢後，因為兩家都是右派，均屬「專政」對象，袁煒主動到居委會及街道辦事處備案，說明情況，方得安生度日。從此，我開始了以拆破爛為生的生活。白天，袁煒先生上街收破爛，我和孟夫人在木板上以破布糊鞋幫，到鞋廠兜賣鞋幫，到收購站送賣破銅爛鐵、塑料等。忙碌一天。到晚上，吃過孟夫人粗糧細做的飯食後，再在黯淡的燈光下拆當天收來的破衣爛衫。西北地區塵土多，拆時破衣上的灰土飛揚，幾乎模糊了電燈光，空氣嗆人。開始時我曾埋怨土髒。袁煒說「難道只你一人感到」？我聽了很慚愧，從內心裏感到自己的自私。至於孩子們則玩得很高興，她們蒐集各種鈕釦，掏摸破衣服口袋，她們在一件破衣口袋裡摸到兩顆乒乓球大小的綠色石球，這兩個石球她們一直珍藏至今。我們一面勞作，一面講故事以打發長夜與勞苦，凡讀過的中外名著，都拿來複述。我們講《巴黎聖母院》、《亞爾培·薩伐龍》、《聊齋》等，還互相補足遺漏部分。有一次一間手套廠的人來，叫孟夫人去做臨時工，她帶我一起去。在路上，她輕快地與人招呼。我們是站在零下十幾度的露天工作，為手套絮棉胎，不時得跺腳、搓手以取暖，臉都凍成紫色的了，可是孟夫人很高興。孟夫人是山東鄒縣孟子世家小姐，父親在三、四十年代為蘭州富商，她與總編結婚時，父親以一個大院作為陪嫁。她過去使用佣人，其中有白俄佣人。她自己皮膚潔白，人稱「臘美人」。我常常憂慮，擔心將被遣往鄉間務家。但是孟夫人說：「那我們可以種許多韭菜，如果去內蒙古，我們設法弄一條駱駝來騎！」 家中的書抄光了，也沒地方去借書。過了一段拆破爛、糊鞋幫的日子後，我很想看書。我向袁煒提出來，能否收幾本書來看看，如有什麼硯臺、花瓶等古董，也請收購回來，勿錯過機會。袁煒聽了嘆氣說， 「真是積習難改，硯臺等東西太重，收了沒有用反而要惹禍」，他堅決不收，至於書籍，也太重，但他可以收一些，讓我看後，再賣回紙廠，只是多付點勞力而已。但是那時有書的人家早經抄沒，收不到什麼好書，在歷次收來的書中，我留下了三本，其中兩本是三十二大開本的圖文並茂的針灸學經脈穴位大全，及一本精裝的《本草用法》。這三本書，歷經周折，帶回到杭州。其中《本草用法》一書，在我臨來紐西蘭時，贈送給友人蕭山名醫周明道為紀念。兩本針灸學則仍存在杭州芷閣。

針灸醫學，我過去從未涉足，有了這三本書，出於對文字的飢渴，暇時我即手不釋卷，精讀細研，於是將十二經絡，各種穴位，補瀉效能，都記得爛熟，只是沒有機會親手針治而已。到了一九六九年春，我們真的無可避免地要下放農村了。當時農村盛行赤腳醫生，我當然沒有資格當醫生。但是我想，若能掌握針灸，有實踐機會，多一種技能也是謀生之道。我將這一想法告訴了我的一個右派醫生朋友，他是蘭州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的放射科醫生，原為該科主任，技術精湛，名叫郭景岳。第二醫院離我家僅幾分鐘路程，郭醫生在反右後，遭妻子拋棄，一個人住在醫院宿舍。我們是通過老友陳文乃的關係結識他的。後來二幼患病住院，深得他照看，遂成深交。他常在放射科值夜班，我們全家就步行前去陪他談天，夜間放射科沒有病人，他時為我們檢查身體，為陳朗照射肺部，觀察病情。當郭大夫知道我有學習針灸的想法後，他為我出了個主意。第二醫院有中醫科，有一位針灸名醫劉大夫，因為曾經被北京方面接去為劉少奇、王光美治過病，文革開始即挨整。當時劉大夫被貶，在門珍部被監督行醫，時在冬日，他必須比其他醫生早到，為門珍部的鐵爐子生火取暖。因為郭大夫與劉大夫同是右派，同病相憐。郭大夫讓我在早晨無人時親自找劉大夫說明真情，請求賜教。他鼓勵我說，劉大夫是很好的人，必然樂於相助。果然在一個早晨，我到第二醫院中醫門珍部找劉大夫。劉大夫已在打掃房間，生爐子，我向他作了誠懇的毫不保留的自我介紹，並相幫他生爐子，我即將去農村落戶的處境，和我自學針灸的情況受到劉大夫的同情。劉大夫沒有猶豫，他是如此善意，如此愛護後輩，將我視為共患難者，他不但教導我，還找了件白大褂，讓我穿著，為他在施治時幫他拿那個裝針、艾的白瓷盤，讓我緊隨他身邊，看他操作。他向來上班的同科醫生介紹我是鄉下醫生，是來見習一段時間的。

我在劉大夫身邊時間不長。我被街道辦事處限定日期離開蘭州市，以完成他們的政治任務。我在這短時間內，得到了我國最優秀的針灸大夫的無私親灸，他還傳授給我治牙疼的特技，我還是值得慶幸的。臨別時，劉大夫說，如果以後我有機會能回到蘭州，千萬再到他這裡繼續學習。他還有許多心得技能可以傳授給我。但我終於再沒有機會返回蘭州，再無機會聆聽劉大夫的教誨。至於我所學到的針灸醫術，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內，竟能懸壺濟世，得以謀生。

一九六九年春三月，我隨上海人難友徐乃靜同抵陝西富平白村。我們是去投奔徐乃靜過去在張掖技校的一位老同事白玉欣的。白玉欣是孝子，因為父親以歷史反革命罪自張掖某單位遣返原籍勞動，他是獨生子，即辭去公職回鄉務農奉侍父母。娶了一個賢淑的農婦為妻，生有二子一女。他亦曾自學西醫，是村裡真正的赤腳醫生。我和徐乃靜加上彼此尚在幼年的孩子們，一行七、八個人，經天水、甘谷、寶雞、西安，在西安坐上廉價的裝豬仔的悶子車經咸陽，在閻良站下車，然後步行到白村。這一幫人像乞丐一樣，穿村出村、群犬亂吠，我們就在犬吠聲中千辛萬苦抵達白村。第一晚即住在白玉欣家（以後我們另有別院居住）。白村都是土房，所謂村街即是兩排房子中間的泥路。房子結構，臨街一面均為前院，是織布機房與畜牲飼養處，進二門為中院，兩廂臥室，一廂帶廚房，中間天井，為主要活動場所。出後門為後院，是菜圃、露天廁所所在地。有些人家在後院裡開有窯洞，作為別居。我們七、八個人就和白玉欣父母同住一邊廂房，同睡一個大炕。炕佔廂房的三分之二大，他們讓我們睡在窗戶邊，靠近炕洞口，明亮溫暖。吃飯時，大家盤坐炕上，賢惠的媳婦在地下上湯上茶。晚上，點著棉籽燈，賓主仍盤坐炕上閒談，媳婦們則坐在地上的蒲團上用手搖木紡車紡棉線。關中原是產棉地，農戶都自紡自織。女人們都穿著茹色、墨綠色的粗布衣，紡車吱吱作聲。這裡的世界與城市的鬥爭硝煙截然不同。雖然白村正是春荒時節，雖然也有農村的鬥爭，但這裡落後，當時還沒有電燈、電線，還沒有廣播，更沒有報紙，使人感到遠離恐怖……

就在白村落腳的第一晚，我正處在身心的勞頓中沉沉睡去，聽到白玉欣隔著紙窗輕呼我起床，他讓我帶上針灸醫包跟他出診。我們去的地方離白玉欣家不遠，病人是個青年，剛從銅川拉煤回來，腹脹難忍，家中已擠滿了人，連大隊書記、公社幹部都到場了。因為前不久，白村已有人從銅川拉煤回來時，可能飲水不當，也患腹脹，不治而亡，有此前例，人們都很緊張。富平是黃土高原，一直缺乏燃料，農民們必須於農閑時，帶上在炕洞中煨出的或由芝麻葉摻面的乾烙餅，沿途喝河溝井水，拉著板車，走上幾百公里，來回十天半月的到銅川露天煤礦撿拾煤塊，方能補足燃料的不足。眼前這個農民，名叫白廣地，父親早死，是家中的一脈單傳，祖母八十多歲了，他的忽然腹脹，令大家非常擔憂。白村偏僻，半夜裡，能請到的醫生也只有白玉欣和我！人們對我們滿懷希望。白玉欣招呼我先行針灸。我這是離開劉大夫後的第一次單獨為人治療，但我沒有驚慌。我讓病人挪至炕邊，我先針兩手的內關穴，再針兩小腿的足三里穴，然後針腹部穴位上脘，準備再針中脘、下脘。沒有想到剛針入上脘，病人的腹痛立即緩解，當時人們高興的場面可以想見。那晚白廣地家為大家做了只有春節才能吃到的白麵條，擺了只有貴客臨門時才擺的四碟子：一碟蒜、一碟蔥、一碟醃菜、一碟黃豆芽。大家對我說著感謝的話，表示了真誠的歡迎。第二天上午，白廣地親自到白玉欣家向我致謝。然後白村的幾十戶住家在糧食欠缺的季節，家家請我吃麵條吃水餃。不久，名聲遠揚，鄰近米脂、耀縣的農戶也來白村請我醫病，為此我跑了富平鄰近各縣。白玉欣原來有個計畫，他說我和他的中西醫結合，可以到缺醫的隴西山區行醫，可以掙點錢。但是這個計畫未及實施，我即離開了富平。當時白村還沒有小學，白玉欣和村幹部都挽留我說，只要我們兩人願意留在白村，他們一定設法打深井，架電線，辦小學。可是我那時還那麼嚮往文明，還不肯認命，還想在城市中發展。那時我和徐乃靜都只有三十多歲，兩人都戴一副近視眼鏡，用白村農婦的話說是「走路走在街心（白村婦女靠邊走路），坐在炕上跟男人說話」的兩個女人。是呀，我們在蘭州被人驅趕，一無是處，而在白村卻受到尊敬和重視，可是還要離開，人是多麼無奈與矛盾。不久，我還是帶了孩子比徐乃靜先離開了白村。我的朋友白玉欣、白廣地用獨輪車送我們到閻良乘夜間火車。傍晚獨輪車停在涸干的石川河底休息。兩位朋友對我說：「不管你去到何地，若遇到困難，千萬回到白村，我們永遠期待你的歸來。」我的前途真是非常渺茫，我將回到杭州郊區，沒有戶口未知能被接納否？我覺得我可能還會返回富平，還會住在白玉欣準備為我開的冬暖夏涼的窯洞裡。那晚，天上星星閃耀，這一段朋友的真情，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那晚的情景，我永生不忘。離開富平回南方，我確實又經歷了許多艱難困苦，時常使我對善良的富平人們思念不已，但我終究沒有回去。我在南方農村，除了行醫外，又學習了裁剪成衣，又多了一個謀生的技能。教我學習成衣的師父，後來也成了我的終生好友，我也會記錄她的往事與熱誠，作為我對善良人性的報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