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國標:人在歐洲想臺灣

現在我住在德國科隆鄉下,直線距離離荷蘭、比利時70公里,離盧森堡100公里,離法國160公里。無論是生活在故鄉河南,還是後來居住在北京,都沒有體驗過這麼切身的邊境感。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疆土上只有一個國,而歐洲1,000萬平方公里卻有40餘國,因而無論人在歐洲何處,邊境感都要比在中國強烈得多。

當然這種邊境感也只是大一統背景下我這個中國人的邊境感,而不是一個科隆人的邊境感,一個科隆人的邊境感大約與一個住在省界的中國人的省境感差不多。德國面積35萬多平方公里,雲南38萬多平方公里,比德國還大30,000平方公里。如果是一個盧森堡人,他的邊境感可能就跟一個中國人的縣境感差不多。聖馬利諾只有61平方公里,一個聖馬利諾人,他的邊境感大約就跟一個北京昌平區居民的區境感相彷。面積1.9平方公里的摩納哥,其人的邊境感約等於一個中國農民的村境感,而一個面積只有0.44平方公里,比北京故宮(0.72平方公里)還小得多的梵蒂岡,其人邊境感則無異於一個中國城市居民社區的區境感。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出國比登天還難以想像,可是想必一個摩納哥人出國就像出村子,而一個梵蒂岡人出國如同去社區外買菜。

三、四百年前,啟蒙主義思想家看了利瑪竇、金尼閣等宣教士關於中國的著述之後,大腦轉了個彎:根本就是無神論的中國,也能把國家治理得這麼好,而我們篤信上帝的歐洲卻爛得如同《十日談》,那麼試問信上帝究竟有什麼好?

中國從清末被迫開國到現在,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無數的中國人或駐使歐洲,或到歐洲經商、出差、留學,看到與中國面積相當的歐洲居然有幾十個國家,為什麼沒人像當年歐洲啟蒙主義思想家那樣,腦子也轉個彎,頂真地問一句:幾千年裡大一統彷彿就是我們的宗教、我們的上帝,甚至比宗教還宗教,比上帝還上帝,可是大一統究竟給我們帶來了什麼好處?像歐洲這洋的小國寡民那一點比大一統的中國人過得差?

最近龍應臺女士在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發表演講,題為《被孤立、被包圍、被邊緣化卻又極端重要的臺灣──臺灣民主實驗對華文世界的影響》。當時有大陸客問龍是否仍視中國為祖國,龍答道:中國的文化是我的祖國,但目前這種政權所統治的中國絕對不是我的祖國。一個不尊重我所珍視的核心價值的國家,我不能接受為祖國。

她還說:臺灣是新興民主國家的模範生。作為華人世界的民主實驗室,臺灣經驗不僅對全球華人社群影響重大,而且也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借鏡,並且實際上已對中國社會發生極為關鍵的影響。因而她呼籲國際社會不能再忽視臺灣,孤立臺灣,不公正地對待臺灣,否則將大大加重臺灣的挫折感,阻礙臺灣民主成長,甚至導致更嚴重的衝突和後果。

顯然龍應臺不認可大一統的價值觀,只認可普世的自由民主理念。在她心目中,國家一桶、兩桶、或桶的大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在什麼樣的桶裡能夠獲得更多的自由和幸福。龍旋風又開始旋。如果她把這個旗幟旋更早一些,更高一些,就更好了。

對此大陸有人會氣急敗壞,指斥為台獨言論。大陸人孤陋寡聞,不知道現在臺灣的言論行情。主張臺灣獨立屬於言論自由的範圍,台獨言論治罪的時代早結束了。一提臺灣獨立,文人如喪考妣,武人咬碎槽牙,政客捶胸頓足,民眾血脈賁張,在大陸至今仍然是常態,簡直愚昧死了,滑稽死了。

在「祖國」問題上,大陸人現在急需過兩個觀念坎兒。一個是要給「分裂祖國」脫敏,別讓它那麼嚇人。瞧人家歐洲人,早把祖國都分成指甲蓋兒了,不活得好好的嗎?另一個是給 「祖國統一」磨砂,別讓它那麼刺眼,叫人正視不得,要磨成毛玻璃,然後才好就近看它到底什麼質地、什麼貨色。

網上看到,西藏黨委書記張慶黎同志快成專職罵達賴喇嘛的書記了──達賴是「兩面派」,達賴「欺騙了他的祖國」,達賴「沒有一天不在企圖分裂祖國」,「對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的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這場鬥爭要「至死方休」,等等。在張同志口中,達賴喇嘛哪裡是享有國際盛譽的智慧老人,他是十惡不赦的分裂祖國的罪犯。

摩納哥位於法國東南,瀕臨地中海,1338年就成為獨立的公國,先後受西班牙、法國保護。現有人口34,000,信天主教,講法語。1919年與法國簽約,一旦國家元首逝世而無男性後裔,將自然並入法國。2002年又立新約,即使沒有男性子嗣,也可以繼續獨立。摩納哥的大公要碰見張書記這號的,那還不跟虱子似的被擠死?等他無男性後裔,天哪他什麼時候絕戶啊?擠死他算了。

看看現在加拿大怎樣待魁北克,看看歐洲人怎樣待存在了幾百年的彈丸之國,張書記不為自己面對媒體像齧齒動物一樣的言行感到害羞嗎?要獨立必有獨立的理由,為什麼俺河南人不吵著要獨立?即便河南鄉親有人喊獨立,只要沒使用武力,只停在口頭,那也屬於言論自由,不是罪,是憲法權利。別總是那麼一談及台獨、藏獨就那麼惡腔惡調的,邪惡得要爆炸,跟恐怖份子似的。

(2006年12月09日科隆)(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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