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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傑地靈】魏京生:我活下來了(三)

 2006-12-09 06:48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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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那時候我就跟大家說:「你們誰願意做這樣的犧牲?」當時只有3個人有這個膽量,說:「我們不要怕,咱們就往下做。」最後 楊光、陸林、劉京生和我一共4個人,決定繼續做下去。

下定決心以後,我們就準備開始出版一本小雜誌。雖然是小雜誌,但依然困難重重。首先,紙就很難找,也很難買到,因為是國家控制的。我們只好去買人家禮品包裝用的紙,再多花一些錢,一張一張請人家幫我們裁!然後再師傅長、師傅短的,送個煙之類的表示謝意。

當時,油墨也沒地方買,我們滿北京找,終於找到了郊區的一個賣油墨的小商店。我們高興萬分,一下子買了好多瓶!紙和油墨有了,現在需要想方設法去借印刷機,當然是找學校去借。一般而言,這種東西,哪怕是手推的油印機,在學校都屬於控制物資。現在的人根本無法想像!我們借了一段時間還了,另外再借一個,印一次得借一回,括刻臘版都是自己想辦法等等。

雖然一切做起來都很困難,但是,我覺得那個時候人很快樂!他們幾個人我發現也都是這樣,心情非常舒暢!我覺得自己這輩子還有機會幹這麼一件事,居然共產黨沒有在第一天就把我抓起來,還給我時間干了,所以特別高興!

那時候經常一天連軸轉,特別是油印的時候,要印完後一張一張對,因為有好多頁!然後拿普通的裝訂機、訂書機給訂上。訂好後,也不拆邊,就這樣印了幾期拿出去發放。第一期當然主要登載的是我寫的「第五現代化」、「續第五現代化」、「再續第五現代化」3篇,此外,還有人權平等與民主和以人權評論為主的文章。後面幾期也都差不多,只不過加入了更多別人的一些文章。

辦雜誌的錢從哪裡來?那時他們3個人很窮,都是普通老百姓,沒有什麼錢。劉京生那時是工人。說實話,工資雖不很高但還是要交給家裡,他基本沒掏什麼錢;揚光是學生也不可能有錢;陸林也是個小工人,還要養活他好幾個正在讀書的弟弟,他是家裡的頂樑柱。所以他也不可能拿出錢來。當中就只有我最有錢了,我賣了一支手錶和一輛自行車,得了100塊錢。劉京生和揚光一人各出了10塊錢,然後籌集了一共不到150塊錢吧。陸林是我們的財政大臣。第一期雜誌出來後,陸林馬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咱們第一期已經花了110多塊錢,第二期的錢從哪來?」我們開了個小會,然後決定去賣雜誌。

在民主牆賣雜誌我們是第一個。當時決定賣的雜誌價格還不低,一塊五一份。而那時的「紅旗雜誌」好像只賣兩毛錢一份,當然共產黨有的是錢,可以半買半送,厚一點的歷史研究雜誌也才一塊錢一份。為什麼我們賣一塊五呢?根據我的計算,印了不到五百份,除了送人可賣的並不很多。而賣回來的錢,剛好用來印下一期的。

當時我們來到民主牆,宣布我們第五現代化不用每天貼一次,印出來了大家可以拿回去慢慢看。但是人群圍上來就搶,搶了就沒法賣了。好幾個人甚至把錢遞過來,甚至是十塊大票遞過來,可找錢時卻找不到人了。後來我們爬到牆頭上賣,但很多人還是這樣,他遞給你十塊錢,拿了雜誌就走了,找給他們錢,他們卻說:「別找,別找,你們收著。」當時十塊錢不得了的,很多人就是用這種方式支援我們。結果收入大大超出預料。所以第二期我們就印了一千多本,後來就是二千本三千本這樣印下去。最後當我們逃跑時,每人居然還都分到了二百多塊錢。

我們不妨從歷史的角度來觀察一個政治家的作為。鄧小平打敗華國峰,上臺第一件事就是讓老百姓閉嘴,因為他要搞獨裁;第二件事就是打越南,儘管毫無意義。越南並沒有侵略中國,自衛只是在找找藉口!中、越邊界從來就沒有劃定過。邊境產生一些糾紛甚至武裝糾紛也是一種非常正常的事,那也不過是邊界糾紛,越南也沒有什麼計畫要把你中國給打下來。

為什麼要打越南?真正的解釋只有一條,即是暴君行為。第一、通過這場戰爭讓愛國主義消滅於正常位置,擴大自己權力。第二、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打完越南後,鄧小平絕對權威樹立,修理誰就不像打敗華國峰那樣需要費勁才贏。

當時人人都會想到下一步馬上就是要鎮壓國內要求民主的人了,事實也果真如此。鄧小平從越南回來第二天就決定撤軍,第二天就決定鎮壓。根據當時我得到的內部消息,包括西方的情報機構都悄悄透過外國記者告訴我,他們得到的情報是鄧小平馬上要開始鎮壓了。

當時我們探索雜誌幾個人開了個小會,我說:「咱們四個人,肯定要進去的,先把情報跟大家通報一下,鄧小平已經有這個計畫,公安部也正準備討論這計畫,說不定哪一天就開始了。」所以我們要做好應變的準備。

我當時提了個建議讓大家討論:「因為家庭的關係,我比較瞭解鄧小平的性格。鄧小平這個人性格比較急躁,所以我們能不能來個引蛇出洞?當年,毛澤東對付右派也用了引蛇出洞,確實把中國的知識份子整得七葷八素的!反過來,咱們也來個引蛇出洞,首先批評鄧小平在當時的中國絕對是個非常大的事件。鄧小平一怒之下會首先把這個人抓起來,而且肯定把我們4個人全抓進去。咱們4個人被抓以後,當時的國際社會肯定會有反響,包括跟我們一些友好的外國記者,包括當時的瑪利亞,白天祥,還有很有名的法國記者德隆,以及英國的一些記者,他們都會比較關心。還有一些沒出面的外國記者在彷邊悄悄的觀察,因為他們害怕中國政府。比如美國記者就害怕中國政府,當時中美剛剛開始蜜月期,他們不願得罪中國政府,所以沒有一個美國記者敢來跟我們談話。但是不管怎麼說整個外國記者會有呼籲的行動,因為他們都是幫助民運人士的。」

後來跟我當時估計的一樣,我們被捕後,北京的外國記者馬上成立一個外國記者俱樂部,表示抗議。當然這個俱樂部現在已經沒有了。我當時跟同伴們說,有了這種反應,鄧小平肯定膽子要小一點,就不敢再抓其他的。因為一看外國記者反應這麼強烈,國際社會反應這麼強烈,他可能會停手。因為他需要得到外國的支援,如果沒有國際社會支持,特別是美國的支持,西方的支持,他往下也沒法搞!所以我估計他會收手,這樣我們民主牆整體可能多活很長時間。所以我們的第一個決定就是引火上身。

事實上,民主牆確實最後茍延殘喘的活到81年,因為遞捕我的時候是79的三月。然後我們又作出第二個決定。在我最後的一篇文章《要民主還是新的獨裁》貼出來之前,大家把錢分了。我告訴他們,我的東西一貼出來,雜誌一出,你們就趕快撤,都跑到外地去,能躲就躲。如果你們還是被捕了,所有責任都往我一個人身上推。

開始,大家不同意,我就強行通過。我說道理非常簡單,幹嘛4個人一起去死呢?至少你們有活著機會,我記得當時揚光還問了一句:「那我們要推到什麼程度?」我說:「全推乾淨,推到能把你們放出去的程度。你就放口說,我不會怪你,你留著你的命,出去還是要搞民主。」

後來這幾個人也都在做,89年以後澳大利亞的民運是揚光一手搞起來的。澳大利亞老民運都承認,我們的第一個目的救民主牆達到了,第二個目的救了他們3個人的命,甚至沒有敢想的第三個目的也達到了——救我自己本身。

當時,在我貼最後那篇文章的時候,做了這麼個決定,做好了以後我就貼出最後那篇文章,指出鄧小平就是要搞獨裁,而且強調他就是要搞個人獨裁—毛澤東式的獨裁。我想那幾句話對剛從監獄裡出來的老幹部還是很有影響,這些人一聽可能嚇一跳。所以,後來我這條命保下來了。

說句玩笑話,真得感謝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那些委員們,當時大家立刻就想到:不能讓老鄧搞獨裁,老毛的人性格已經比老鄧的性格好多了,不像老鄧是殘忍的性格,那整起人來都整的七葷八素,把人往死裡整。要換了老鄧這種性格,坐到毛澤東那個位子,大家還有活路嗎?所以很多老幹部一下子沒有任何理由,就從我的案子開始反對,這樣我才能活命,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當時審判過程挺有意思,他們指控的罪名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我在法庭上進行自我辯護,逐條批駁他們提出的罪名。我從反革命概念開始講,我說:「誰是反革命,順歷史潮流而動的是革命,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是反革命。你們現在要搞的是專制,不是搞民主,自己也承認民主是歷史大潮,你們共產黨也說過,你們所有領袖包括毛澤東也說過,世界大潮是民主,你們現在在逆世界潮流,你說我反革命不成立。」

當然,真正的焦點是在出賣情報上面,他們認為已經拿到證據:「你跟國外記者談話,談到中、越邊境的戰爭。」我說:「當然,我談到了!」我說:「那你拿到的證據能說明什麼?」他說:「那就說明你出賣軍事機密。」我說:「不對!出賣軍事機密,有兩個要件:第一、你得證實我說的確實是軍事機密。那你告訴我說的哪一條是軍事機密?是哪一份秘密文件裡頭拿來的?你沒法證明!這不是一份秘密檔,你沒有認定它是保密檔,你就是政府也不能隨意認定!」

爭論的很激烈,這就是為什麼到八二年初很快就制定了保密法。結果辯到最後,法官發現沒辦法辯論下去,他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不斷的把話題扯開。我每次都把話題扯回來:「你講清楚,你不要扯別的!」

辯論中間停了十五分鐘。合議庭要去討論,法警還特地、偷偷從食堂買吃的給我,說:「老魏很棒!過癮!」那幾個小法警說了很多這種話,挺有意思的,然後就聽到隔壁在吵,就問他們:「在吵什麼呢?」也聽不清楚,好像在吵刑期,吵定活還是定死。當然小法警鼓勵我,說可定活老魏,可定死不了。

當時我以為他們是安慰我,但後來聽說那邊爭論了兩個小時,吵的非常激烈,實際上爭什麼呢?和議庭的人都認為判五年左右就可以啦,而且反革命煽動罪最高刑期也十年,十年以下也可以了;而出賣情報的罪名,不能做實,他罵中央領導也不是那麼嚴重,五年左右也可以了。但上面堅持說要十五年,一定要判十五年,所以大家在爭、在吵。

在他們爭吵的時候,我睡了會覺。吵了兩個多小時後,他們把我叫起來準備宣判。站在那等待宣判的時候,看那法官、審判員面無表情,而且法官非常不情願的念著判決書,念完了說:「有期徒刑十五年。」我當時一聽樂壞了,我樂得腦子都有點兒暈、身子一晃,旁邊兩法警趕快扶我:「老魏!鎮定點!」他們以為很多犯人一聽判自己刑就嚇癱了,所以他們有規矩的,要在旁邊撐一下,別讓他癱了。他們也以為我是嚇著了,後來我退下來才告訴他們。我說: 「你們不知道,我高興呢,我活下來了!我以為我活不下來了,我高興!留得著青山在嘛,還可以再干他一把民主。」

當時劉青他們確實不錯,想辦法把審判我的情況弄出來,當時唯一的一臺錄音機還是馬麗送給我的,我留了下來,然後又轉到劉青手裡,當時交給了一個朋友,他是中央電視臺攝製組的領隊,他就把這臺錄音機帶到場內。後來,劉青找了幾個膽子比較大的朋友連夜的把錄音轉成文字。改成文字以後,就是審判之後沒幾天,也就在十月下旬的時候,這東西已經在民主牆公開了,而且印了出來,貼了出來,有大字報的、有印刷的,馬上發到人手裡。

劉青拿著那個當場去散發,劉青呆了一會兒還是走了,另外兩個朋友在那散發。公安局馬上就來抄了,把這兩個人抓了起來,劉青就跑到公安局去把那兩個人換了出來:「這事是我做的,跟那兩個人沒關係,只是委託他們幫我散發而已。」這樣劉青給抓了起來了。

這個時候國際社會的反應開始慢慢出來了,通過這些外國記者特別是西方記者,把這問題搞得很大,因為中國開始抓人。鄧小平剛開始上臺還很好,可一上來就抓人了,所以這形象就一下子弄得很糟糕。

我一進監獄就被送到了死牢,連警察都覺得奇怪,你本來不是在死牢啊?當然,這是鄧小平親自下的命令,這是我後來知道的。就這麼一關就關了八個月。死牢!當時那個中隊長都覺得很不公平,他來找我:「你怎麼老蹲在我這!」「我什麼叫做你老蹲這,是你把我關在這的!」「時間也太久啦!你違反我們的規定啦!我們司法界從解放以後就是監獄管理制度有明文規定:死牢關人不能超過兩個月,兩個月之內如果不結案,你就要送去別的牢子。去吧!你不能老在死牢。死牢環境,不是人待的地方,人在那個地方就關也把你關死啦!」

當時管政法的是彭真,我就給彭真寫了一封信。我講你們做的不合乎道理,第一、不合法;第二、不合理;第三、你們也太膽怯了!我寫道,你們那麼大的一個政權幾千萬的黨員,掌握著中國的所有權利;我這麼一個小小的年青人,你已經把我關在監獄裡,你還要採取一種非法的措施來對付我,你們也太膽怯了吧!?

那封信寫出以後不久就把我調到K子樓正常號那邊。在死牢的時候發生了好幾件很重要的事情。有一個年青的死刑犯,至於他的案子到底怎麼樣咱們不敢肯定,但是在我看來他有點冤,就是他們兩幫人打架,石頭扔到那邊,死了人,他們這邊的人被抓起來了。在那之前已經聽說過,在監獄裡頭是要把犯人的內臟割去做實驗或是器官移植試驗等等,當時我也是將信將疑。

這小夥子臨死了,腦子一下子很冷靜了。臨死前兩天,他不鬧了。他第一天說我對不起我媽,守著寡把我養這麼大,好不容易活到十八歲了,稀裡糊塗的讓人一槍砰了,感覺對不起自己的媽媽。第二天,他覺得對不起他的女朋友,他說:「你看我們都已經一起睡了,這樣我一死將來她怎麼嫁人呢? 唉呀!很對不起她!女朋友對我這麼好,這麼好,我對不起她!」等等等等,想想,突然說:「老魏,我這個人怎麼死得這麼冤枉!我說老魏啊!我早認識你該有多好!我要跟你一起干,殺了頭,我死了也值啊!」我突然想:「你現在想幫我干,也可以啊」「可以!?你說什麼事?」我說聽說有這麼回事,割器官,到你被拉出去那一天,你能不能幫我證實一下是不是有把人器官割掉的事。他說:「怎麼證實呢?」我說:「一般人到那個情況都會大喊大叫,如果你看到有把你拉到中間那個大廳,就是死牢那個大廳,如果看到有穿白拉挂、拿手術盒子的這個人,你就喊一句話,反正就是那種情況下你不能喊的一句話,很奇怪的一句話。如果你看到有這個就喊那個,沒看到你喊別的。你要被殺的時候你肯定會喊的,你能不能做?」他說:「你放心,我肯定給你做到!反正也是死了。」

我發現其實人到快死的時候,他反倒非常冷靜,腦子變得非常清楚了,因為整個事情變得非常簡單了,他不需要思前想後了。這樣他被人家拉出去到那個大廳的時候,他就在那喊,喊我們那個暗號,也就是說確實是從那個時候,至少從那個時候就已經是在割人體器官了,就是死刑犯的器官拿去做實驗或者拿去給中央首長移植。現在改革開放後就更進一步了,拿到國外來賣錢。

既使這樣我還不是非常放心。我趁著有一次放風,跟一個比較年輕的小警察聊天,有一次我突然就問他,我說:「你們把死刑犯的內臟割了以後去給中央首長移植是不是太慘忍了點?」 那個小警察沒防備脫口而出,:「那個死的都是壞人,把他們的內臟拿去給中央首長,如果能救活中央首長不是還有價值嗎?」我說:「但是你們沒經過人家的同意啊?沒經過人家的允許啊?」他說:「反正是壞人,死人,幹嘛要經過他允許?允許也是一個死人,不允許也是一個死人!」我說:「那你在大廳裡就給人割了,人血糊拉查的,你還拉不拉去刑場給斃了?」「要,要斃呀,要過一道手續啊,不然檢察院不答應啊。」我說:「那你怎麼弄去啊?」他說:「那簡單!拿塑膠布裹起來呀。你沒注意嗎?中國槍斃的死刑犯都是兩個人架著過去的,那個人其實已經死了,架著那補一槍裝個樣子而已!」我:「你怎麼知道?」他說:「我參加過啊!我去參加過執行啊。」

應該說這個警察本身是個好人不是個壞人,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下你都不會覺得你在做一件壞事。這個警察從頭到尾可以說是個好人,因為我第二次被送到監獄的時候,他已經是這個監獄的監獄長了,他一看見我,老遠的就跟我打招呼,還囑咐其他警察照顧我,說:「這老魏是我哥們。」 所以,可以說這個人是個有良心的人,不是壞人。但是,當時他說的那些話,你聽著,你現在聽起來是不是覺得很糝哪,完全沒有人性的一種理論。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每個人都會變得沒有人性,這也是我們覺得共產黨是非常值得痛恨的,必須徹底清除的,把它當作一種毒素去清除的種因,這是很多理由之一吧!這個故事也可以說明人會在那種東西下變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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