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傑地靈】魏京生：我活下來了(三)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大家說：「你們誰願意做這樣的犧牲？」當時只有3個人有這個膽量，說：「我們不要怕，咱們就往下做。」最後 楊光、陸林、劉京生和我一共4個人，決定繼續做下去。

下定決心以後，我們就準備開始出版一本小雜誌。雖然是小雜誌，但依然困難重重。首先，紙就很難找，也很難買到，因為是國家控制的。我們只好去買人家禮品包裝用的紙，再多花一些錢，一張一張請人家幫我們裁！然後再師傅長、師傅短的，送個煙之類的表示謝意。

當時，油墨也沒地方買，我們滿北京找，終於找到了郊區的一個賣油墨的小商店。我們高興萬分，一下子買了好多瓶！紙和油墨有了，現在需要想方設法去借印刷機，當然是找學校去借。一般而言，這種東西，哪怕是手推的油印機，在學校都屬於控制物資。現在的人根本無法想像！我們借了一段時間還了，另外再借一個，印一次得借一回，括刻臘版都是自己想辦法等等。

雖然一切做起來都很困難，但是，我覺得那個時候人很快樂！他們幾個人我發現也都是這樣，心情非常舒暢！我覺得自己這輩子還有機會幹這麼一件事，居然共產黨沒有在第一天就把我抓起來，還給我時間干了，所以特別高興！

那時候經常一天連軸轉，特別是油印的時候，要印完後一張一張對，因為有好多頁！然後拿普通的裝訂機、訂書機給訂上。訂好後，也不拆邊，就這樣印了幾期拿出去發放。第一期當然主要登載的是我寫的「第五現代化」、「續第五現代化」、「再續第五現代化」3篇，此外，還有人權平等與民主和以人權評論為主的文章。後面幾期也都差不多，只不過加入了更多別人的一些文章。

辦雜誌的錢從哪裡來？那時他們3個人很窮，都是普通老百姓，沒有什麼錢。劉京生那時是工人。說實話，工資雖不很高但還是要交給家裡，他基本沒掏什麼錢；揚光是學生也不可能有錢；陸林也是個小工人，還要養活他好幾個正在讀書的弟弟，他是家裡的頂樑柱。所以他也不可能拿出錢來。當中就只有我最有錢了，我賣了一支手錶和一輛自行車，得了100塊錢。劉京生和揚光一人各出了10塊錢，然後籌集了一共不到150塊錢吧。陸林是我們的財政大臣。第一期雜誌出來後，陸林馬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咱們第一期已經花了110多塊錢，第二期的錢從哪來？」我們開了個小會，然後決定去賣雜誌。

在民主牆賣雜誌我們是第一個。當時決定賣的雜誌價格還不低，一塊五一份。而那時的「紅旗雜誌」好像只賣兩毛錢一份，當然共產黨有的是錢，可以半買半送，厚一點的歷史研究雜誌也才一塊錢一份。為什麼我們賣一塊五呢？根據我的計算，印了不到五百份，除了送人可賣的並不很多。而賣回來的錢，剛好用來印下一期的。

當時我們來到民主牆，宣布我們第五現代化不用每天貼一次，印出來了大家可以拿回去慢慢看。但是人群圍上來就搶，搶了就沒法賣了。好幾個人甚至把錢遞過來，甚至是十塊大票遞過來，可找錢時卻找不到人了。後來我們爬到牆頭上賣，但很多人還是這樣，他遞給你十塊錢，拿了雜誌就走了，找給他們錢，他們卻說：「別找，別找，你們收著。」當時十塊錢不得了的，很多人就是用這種方式支援我們。結果收入大大超出預料。所以第二期我們就印了一千多本，後來就是二千本三千本這樣印下去。最後當我們逃跑時，每人居然還都分到了二百多塊錢。

我們不妨從歷史的角度來觀察一個政治家的作為。鄧小平打敗華國峰，上臺第一件事就是讓老百姓閉嘴，因為他要搞獨裁；第二件事就是打越南，儘管毫無意義。越南並沒有侵略中國，自衛只是在找找藉口！中、越邊界從來就沒有劃定過。邊境產生一些糾紛甚至武裝糾紛也是一種非常正常的事，那也不過是邊界糾紛，越南也沒有什麼計畫要把你中國給打下來。

為什麼要打越南？真正的解釋只有一條，即是暴君行為。第一、通過這場戰爭讓愛國主義消滅於正常位置，擴大自己權力。第二、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打完越南後，鄧小平絕對權威樹立，修理誰就不像打敗華國峰那樣需要費勁才贏。

當時人人都會想到下一步馬上就是要鎮壓國內要求民主的人了，事實也果真如此。鄧小平從越南回來第二天就決定撤軍，第二天就決定鎮壓。根據當時我得到的內部消息，包括西方的情報機構都悄悄透過外國記者告訴我，他們得到的情報是鄧小平馬上要開始鎮壓了。

當時我們探索雜誌幾個人開了個小會，我說：「咱們四個人，肯定要進去的，先把情報跟大家通報一下，鄧小平已經有這個計畫，公安部也正準備討論這計畫，說不定哪一天就開始了。」所以我們要做好應變的準備。

我當時提了個建議讓大家討論：「因為家庭的關係，我比較瞭解鄧小平的性格。鄧小平這個人性格比較急躁，所以我們能不能來個引蛇出洞？當年，毛澤東對付右派也用了引蛇出洞，確實把中國的知識份子整得七葷八素的！反過來，咱們也來個引蛇出洞，首先批評鄧小平在當時的中國絕對是個非常大的事件。鄧小平一怒之下會首先把這個人抓起來，而且肯定把我們4個人全抓進去。咱們4個人被抓以後，當時的國際社會肯定會有反響，包括跟我們一些友好的外國記者，包括當時的瑪利亞，白天祥，還有很有名的法國記者德隆，以及英國的一些記者，他們都會比較關心。還有一些沒出面的外國記者在彷邊悄悄的觀察，因為他們害怕中國政府。比如美國記者就害怕中國政府，當時中美剛剛開始蜜月期，他們不願得罪中國政府，所以沒有一個美國記者敢來跟我們談話。但是不管怎麼說整個外國記者會有呼籲的行動，因為他們都是幫助民運人士的。」

後來跟我當時估計的一樣，我們被捕後，北京的外國記者馬上成立一個外國記者俱樂部，表示抗議。當然這個俱樂部現在已經沒有了。我當時跟同伴們說，有了這種反應，鄧小平肯定膽子要小一點，就不敢再抓其他的。因為一看外國記者反應這麼強烈，國際社會反應這麼強烈，他可能會停手。因為他需要得到外國的支援，如果沒有國際社會支持，特別是美國的支持，西方的支持，他往下也沒法搞！所以我估計他會收手，這樣我們民主牆整體可能多活很長時間。所以我們的第一個決定就是引火上身。

事實上，民主牆確實最後茍延殘喘的活到81年，因為遞捕我的時候是79的三月。然後我們又作出第二個決定。在我最後的一篇文章《要民主還是新的獨裁》貼出來之前，大家把錢分了。我告訴他們，我的東西一貼出來，雜誌一出，你們就趕快撤，都跑到外地去，能躲就躲。如果你們還是被捕了，所有責任都往我一個人身上推。

開始，大家不同意，我就強行通過。我說道理非常簡單，幹嘛4個人一起去死呢？至少你們有活著機會，我記得當時揚光還問了一句：「那我們要推到什麼程度？」我說：「全推乾淨，推到能把你們放出去的程度。你就放口說，我不會怪你，你留著你的命，出去還是要搞民主。」

後來這幾個人也都在做，89年以後澳大利亞的民運是揚光一手搞起來的。澳大利亞老民運都承認，我們的第一個目的救民主牆達到了，第二個目的救了他們3個人的命，甚至沒有敢想的第三個目的也達到了——救我自己本身。

當時，在我貼最後那篇文章的時候，做了這麼個決定，做好了以後我就貼出最後那篇文章，指出鄧小平就是要搞獨裁，而且強調他就是要搞個人獨裁—毛澤東式的獨裁。我想那幾句話對剛從監獄裡出來的老幹部還是很有影響，這些人一聽可能嚇一跳。所以，後來我這條命保下來了。

說句玩笑話，真得感謝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那些委員們，當時大家立刻就想到：不能讓老鄧搞獨裁，老毛的人性格已經比老鄧的性格好多了，不像老鄧是殘忍的性格，那整起人來都整的七葷八素，把人往死裡整。要換了老鄧這種性格，坐到毛澤東那個位子，大家還有活路嗎？所以很多老幹部一下子沒有任何理由，就從我的案子開始反對，這樣我才能活命，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當時審判過程挺有意思，他們指控的罪名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我在法庭上進行自我辯護，逐條批駁他們提出的罪名。我從反革命概念開始講，我說：「誰是反革命，順歷史潮流而動的是革命，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是反革命。你們現在要搞的是專制，不是搞民主，自己也承認民主是歷史大潮，你們共產黨也說過，你們所有領袖包括毛澤東也說過，世界大潮是民主，你們現在在逆世界潮流，你說我反革命不成立。」

當然，真正的焦點是在出賣情報上面，他們認為已經拿到證據：「你跟國外記者談話，談到中、越邊境的戰爭。」我說：「當然，我談到了！」我說：「那你拿到的證據能說明什麼？」他說：「那就說明你出賣軍事機密。」我說：「不對！出賣軍事機密，有兩個要件：第一、你得證實我說的確實是軍事機密。那你告訴我說的哪一條是軍事機密？是哪一份秘密文件裡頭拿來的？你沒法證明！這不是一份秘密檔，你沒有認定它是保密檔，你就是政府也不能隨意認定！」

爭論的很激烈，這就是為什麼到八二年初很快就制定了保密法。結果辯到最後，法官發現沒辦法辯論下去，他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不斷的把話題扯開。我每次都把話題扯回來：「你講清楚，你不要扯別的！」

辯論中間停了十五分鐘。合議庭要去討論，法警還特地、偷偷從食堂買吃的給我，說：「老魏很棒！過癮！」那幾個小法警說了很多這種話，挺有意思的，然後就聽到隔壁在吵，就問他們：「在吵什麼呢？」也聽不清楚，好像在吵刑期，吵定活還是定死。當然小法警鼓勵我，說可定活老魏，可定死不了。

當時我以為他們是安慰我，但後來聽說那邊爭論了兩個小時，吵的非常激烈，實際上爭什麼呢？和議庭的人都認為判五年左右就可以啦，而且反革命煽動罪最高刑期也十年，十年以下也可以了；而出賣情報的罪名，不能做實，他罵中央領導也不是那麼嚴重，五年左右也可以了。但上面堅持說要十五年，一定要判十五年，所以大家在爭、在吵。

在他們爭吵的時候，我睡了會覺。吵了兩個多小時後，他們把我叫起來準備宣判。站在那等待宣判的時候，看那法官、審判員面無表情，而且法官非常不情願的念著判決書，念完了說：「有期徒刑十五年。」我當時一聽樂壞了，我樂得腦子都有點兒暈、身子一晃，旁邊兩法警趕快扶我：「老魏！鎮定點！」他們以為很多犯人一聽判自己刑就嚇癱了，所以他們有規矩的，要在旁邊撐一下，別讓他癱了。他們也以為我是嚇著了，後來我退下來才告訴他們。我說： 「你們不知道，我高興呢，我活下來了！我以為我活不下來了，我高興！留得著青山在嘛，還可以再干他一把民主。」

當時劉青他們確實不錯，想辦法把審判我的情況弄出來，當時唯一的一臺錄音機還是馬麗送給我的，我留了下來，然後又轉到劉青手裡，當時交給了一個朋友，他是中央電視臺攝製組的領隊，他就把這臺錄音機帶到場內。後來，劉青找了幾個膽子比較大的朋友連夜的把錄音轉成文字。改成文字以後，就是審判之後沒幾天，也就在十月下旬的時候，這東西已經在民主牆公開了，而且印了出來，貼了出來，有大字報的、有印刷的，馬上發到人手裡。

劉青拿著那個當場去散發，劉青呆了一會兒還是走了，另外兩個朋友在那散發。公安局馬上就來抄了，把這兩個人抓了起來，劉青就跑到公安局去把那兩個人換了出來：「這事是我做的，跟那兩個人沒關係，只是委託他們幫我散發而已。」這樣劉青給抓了起來了。

這個時候國際社會的反應開始慢慢出來了，通過這些外國記者特別是西方記者，把這問題搞得很大，因為中國開始抓人。鄧小平剛開始上臺還很好，可一上來就抓人了，所以這形象就一下子弄得很糟糕。

我一進監獄就被送到了死牢，連警察都覺得奇怪，你本來不是在死牢啊？當然，這是鄧小平親自下的命令，這是我後來知道的。就這麼一關就關了八個月。死牢！當時那個中隊長都覺得很不公平，他來找我：「你怎麼老蹲在我這！」「我什麼叫做你老蹲這，是你把我關在這的！」「時間也太久啦！你違反我們的規定啦！我們司法界從解放以後就是監獄管理制度有明文規定：死牢關人不能超過兩個月，兩個月之內如果不結案，你就要送去別的牢子。去吧！你不能老在死牢。死牢環境，不是人待的地方，人在那個地方就關也把你關死啦！」

當時管政法的是彭真，我就給彭真寫了一封信。我講你們做的不合乎道理，第一、不合法；第二、不合理；第三、你們也太膽怯了！我寫道，你們那麼大的一個政權幾千萬的黨員，掌握著中國的所有權利；我這麼一個小小的年青人，你已經把我關在監獄裡，你還要採取一種非法的措施來對付我，你們也太膽怯了吧！?

那封信寫出以後不久就把我調到K子樓正常號那邊。在死牢的時候發生了好幾件很重要的事情。有一個年青的死刑犯，至於他的案子到底怎麼樣咱們不敢肯定，但是在我看來他有點冤，就是他們兩幫人打架，石頭扔到那邊，死了人，他們這邊的人被抓起來了。在那之前已經聽說過，在監獄裡頭是要把犯人的內臟割去做實驗或是器官移植試驗等等，當時我也是將信將疑。

這小夥子臨死了，腦子一下子很冷靜了。臨死前兩天，他不鬧了。他第一天說我對不起我媽，守著寡把我養這麼大，好不容易活到十八歲了，稀裡糊塗的讓人一槍砰了，感覺對不起自己的媽媽。第二天，他覺得對不起他的女朋友，他說：「你看我們都已經一起睡了，這樣我一死將來她怎麼嫁人呢? 唉呀！很對不起她！女朋友對我這麼好，這麼好，我對不起她！」等等等等，想想，突然說：「老魏，我這個人怎麼死得這麼冤枉！我說老魏啊！我早認識你該有多好！我要跟你一起干，殺了頭，我死了也值啊！」我突然想：「你現在想幫我干，也可以啊」「可以!?你說什麼事？」我說聽說有這麼回事，割器官，到你被拉出去那一天，你能不能幫我證實一下是不是有把人器官割掉的事。他說：「怎麼證實呢?」我說：「一般人到那個情況都會大喊大叫，如果你看到有把你拉到中間那個大廳，就是死牢那個大廳，如果看到有穿白拉挂、拿手術盒子的這個人，你就喊一句話，反正就是那種情況下你不能喊的一句話，很奇怪的一句話。如果你看到有這個就喊那個，沒看到你喊別的。你要被殺的時候你肯定會喊的，你能不能做？」他說：「你放心，我肯定給你做到！反正也是死了。」

我發現其實人到快死的時候，他反倒非常冷靜，腦子變得非常清楚了，因為整個事情變得非常簡單了，他不需要思前想後了。這樣他被人家拉出去到那個大廳的時候，他就在那喊，喊我們那個暗號，也就是說確實是從那個時候，至少從那個時候就已經是在割人體器官了，就是死刑犯的器官拿去做實驗或者拿去給中央首長移植。現在改革開放後就更進一步了，拿到國外來賣錢。

既使這樣我還不是非常放心。我趁著有一次放風，跟一個比較年輕的小警察聊天，有一次我突然就問他，我說：「你們把死刑犯的內臟割了以後去給中央首長移植是不是太慘忍了點？」 那個小警察沒防備脫口而出，：「那個死的都是壞人，把他們的內臟拿去給中央首長，如果能救活中央首長不是還有價值嗎?」我說：「但是你們沒經過人家的同意啊?沒經過人家的允許啊?」他說：「反正是壞人，死人，幹嘛要經過他允許？允許也是一個死人，不允許也是一個死人！」我說：「那你在大廳裡就給人割了，人血糊拉查的，你還拉不拉去刑場給斃了？」「要，要斃呀，要過一道手續啊，不然檢察院不答應啊。」我說：「那你怎麼弄去啊？」他說：「那簡單！拿塑膠布裹起來呀。你沒注意嗎？中國槍斃的死刑犯都是兩個人架著過去的，那個人其實已經死了，架著那補一槍裝個樣子而已！」我：「你怎麼知道？」他說：「我參加過啊！我去參加過執行啊。」

應該說這個警察本身是個好人不是個壞人，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下你都不會覺得你在做一件壞事。這個警察從頭到尾可以說是個好人，因為我第二次被送到監獄的時候，他已經是這個監獄的監獄長了，他一看見我，老遠的就跟我打招呼，還囑咐其他警察照顧我，說：「這老魏是我哥們。」 所以，可以說這個人是個有良心的人，不是壞人。但是，當時他說的那些話，你聽著，你現在聽起來是不是覺得很糝哪，完全沒有人性的一種理論。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每個人都會變得沒有人性，這也是我們覺得共產黨是非常值得痛恨的，必須徹底清除的，把它當作一種毒素去清除的種因，這是很多理由之一吧！這個故事也可以說明人會在那種東西下變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