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佩斯與央視春晚決裂的前前後後(圖)

 黃金搭檔

結束了話劇《陽臺》在江浙一帶的巡迴演出之後，陳佩斯難得給自己放了一個「暑假」—7、8兩月暫停巡演，一邊整理、修改由他主演的《托兒》和《陽臺》的劇本，一邊招募新演員加盟，同時籌備新戲。9月，陳佩斯將再次帶領《托兒》全國巡演。

最近幾年，記者每次採訪陳佩斯都是因為他的話劇。所謂「做戲如做人」，我們從點點滴滴中感受到他的與眾不同。比如挑採訪的地點，陳佩斯從來不去那些豪華的大飯店，而是選擇商場裡比較安靜的咖啡廳，這樣的氛圍似乎更適合說些真話。即使周圍隨時會有人認出他來，他也只是很隨意地打著招呼，一切都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演藝圈的「另類」

在所有人的心目中，演員都是高消費一族。在這個圈子裡，從吃的穿的到房子車子，人人暗中較量、互相攀比。只有每次見到陳佩斯的時候，你會發現，在他樸素的穿著、平和的做派背後，是一顆積極進取的平常心。正因為這樣，他成了演藝圈中的「另類」。

去年底，陳佩斯被中央電視臺春節晚會的種種傳言「折磨」得疲憊不堪，無奈之下，他在自己的公司召開了小范圍的記者會。當時的話題之一是辦公室裡的一幅牡丹圖。當陳佩斯說這是一叢給他帶來幸運的「牡丹」時，有位記者問:「您身上穿的棉線衣的花紋也是牡丹吧?」於是，眾人的視線轉移到了這件略顯松垮的棉線衣上。陳佩斯說:「這件棉線衣有十多年歷史了，還是1990年前後，我愛人給我買的出口轉內銷的，那次剛好趕上大甩賣，就買了一堆。前些日子，老茂(朱時茂)看見我穿這件衣服，他還問我:‘這件棉線衣還穿著呢!’其實我特別愛穿舊衣服，穿著隨便、舒服。這件棉線衣和一條藍色的褲子可是立了大功的，陪我轉戰南北，歷經了好幾部電影呢。」

夏天見到陳佩斯時，他通常穿的是麻上衣，腳蹬一雙黑布鞋，肩上背一個布書包。他曾經以「環保大使」的身份在央視的訪談節目中倡議:「希望每一位公民都不要穿羊絨衫。羊絨出自山羊，大家可能不知道，山羊吃完草以後還要刨出草根吃掉，導致土地沙漠化，而羊絨衫的價格並沒有把破壞資源所付出的成本加進去。」

談到環保，陳佩斯這個「環保大使」的稱號可並非徒有虛名。「1979年，我下鄉到內蒙古。當時，那裡的條件很惡劣，完全是沙漠。我在那裡呆了4年，就從沒吃過飽飯，整天黃沙蔽日，但實際上這塊地方在漢朝時還是水草豐美的樂土。那幾年的經歷使得我對環保的認識太深了。」1988年，陳佩斯在北京西北昌平和延慶之間的山區承包了一座小山搞綠化，「租期」40年，現在他已經在山上住了十多年。他每年都會組織親朋好友去他的鄉居採摘，一去就是四五十人。每到這個時候，他都會讓妻子給大家做飯吃，而且盡量不用一次性的餐具，回城時還會將不可降解的垃圾帶回，絕不丟棄在山上。

「我的錢不多不少剛剛好」

在對待金錢的問題上，陳佩斯有一個觀點:「有些人的苦惱是缺錢，也有一些人的苦惱是錢多了不知道怎麼花，所以會幹一些糊塗事。而我的錢恰好夠用，用來做我想做的事情，不多不少剛剛好。」可能有的人認為陳佩斯不上春晚，去做舞臺喜劇，是因為能獲得更高的收入。但陳佩斯解釋說:「為了做好舞臺喜劇，這幾年我損失了兩千多萬的個人收入，我現在只是一個中下等收入的普通中產階級。」陳佩斯粗略地算道:「我自己走穴一次也能收入十幾萬，但現在我們一場演出一共才賣十幾萬，這其中包括演員的報酬、付給演員單位的錢、演員的保險等等。」

陳佩斯至今開的還是一輛桑塔納2000，已經開了6年，之前他開的是1994年買的一輛普桑。其實，陳佩斯在演藝圈絕對可以稱得上是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他曾是演藝界最早開上車的一批人，當時大家開的幾乎都是夏利，他就開上了拉達，那輛車是在1988年買的。之後，因為一個朋友有了一個進口指標，他才在1994年換了那輛進口的普桑。那時，他就和妻子明確了自家的購車理念：「車這東西永遠也沒有止境，因此，買一輛能夠滿足現有需求和公路條件的車就行了，大排量的車對能源的消耗太大。如果為了公司的門面需要一輛稍好一些的車，就以公司的名義買，咱們自己把車定位在這個檔次就行了。」

很多知名導演和演員住的是別墅，而陳佩斯十幾年前因為沒地方住就搬到山上，和當時懷孕的妻子帶領當地老鄉蓋了一所房子。現在，雖然他在市裡有房子了，但也只是普通的公寓。

對於吃穿住行，陳佩斯奉行的標準就是「夠用不浪費」，但在藝術上，他卻是從不滿足。的確，不是每個演員都能順利實現從影視到舞臺的轉型，這方面失敗的例子不少。近幾年，戲劇舞台上也有越來越多的明星開始玩票，但沒有一個人能像陳佩斯這樣一部接一部，這麼專注投入。大家看到的喜劇《陽臺》，是他花了整整4年的時間在山上潛心創作的。用4年時間坐下來寫一個劇本，對於一個明星演員來說，意味著丟掉幾百萬元的走穴收入!有這份恆心的人在演藝圈裡稱得上鳳毛麟角。

為什麼離開春晚

去年年底，網上一度流傳陳佩斯和朱時茂會重返央視春晚演小品，更邪乎的是連小品的名字都起好了公布出來。還有人說，陳佩斯會輔導一個小品上春晚，當然這可能也是很多觀眾的願望。但這些傳言整天困擾著他，最後陳佩斯不得不聲明:「我每年一到年底就總會被問到這個問題。今天我正式說明，我和春晚不再有任何聯繫。春晚辦了20多年了，還拿我們這些人來炒作，似乎只有這樣才能受人關注。我覺得很無奈，也很可悲，挺沒勁的。」

說起和春晚「掰」的舊話，陳佩斯到現在還有很多話要說:「最早是1988年演《狗娃與黑妞》的時候，我就和央視春晚的導演說過要求單機拍攝，運用電影蒙太奇的手段，這樣小品就可以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喜劇效果會更好，結果沒人聽。後來到了《警察與小偷》，我又提出這樣的要求，其實那時已經有電視牆了，單機拍攝營造的氣氛更好，結果還是被他們刪去前面特別精彩的一段過場戲。結果觀眾看到我們的小品不滿意，連我們自己也不滿意。經他們一弄，我們的創作至少縮水50%。一年一年的，我們提出的意見總是遭到拒絕，所以矛盾就變成針鋒相對了。現在我和春晚相距很遠。」陳佩斯說，他還曾建議春晚考慮增加高科技魔術等節目，但這些點子都沒能被採用。

「我已經8年沒有上過春晚了，這對電視觀眾來說也許是個傷害。從我內心來說，希望春晚好，可春晚還是和以前一個面孔，當然他們有他們的難處。我認為，第一，春晚應該每年吸取新的藝術形式，開拓出新路，培養觀眾新的欣賞習慣；另外，應該大力推出新人，可春晚都做不到。春晚總是那些大型歌舞，大規模的華麗場面，在我看來那都是最簡單的，沒技術。好的節目，內容和高科技要結合起來，這才是最難的。」

推廣中國人自己的喜劇

從5年前開始，陳佩斯由《托兒》走上戲劇舞臺，當時因為很多觀眾以前沒有親眼見過陳佩斯，所以票房一下子特別火，在全國各地的46個城市巡演都很受歡迎。至今，《托兒》演出118場，創造票房3700萬元，收入超過1000萬元。接下來的音樂劇《日出》、喜劇《親戚朋友好算賬》和《陽臺》也取得了不錯的票房成績。《陽臺》至今巡演了70多場。這些數字，就是專業的話劇院團也未必能做到。

從《托兒》之後，陳佩斯成立了自己的大道文化公司，專心做戲劇。促使陳佩斯一直做話劇的動力，除了他的公司已經實現良性運轉，還由於他做的話劇都承載了一些社會責任，對社會上司空見慣的荒唐現象加以諷刺，使陳佩斯找到了和觀眾交流的途徑。

陳佩斯的成功看似偶然，其實有必然的因素。他在戲劇背後花的工夫是很多人難以想像的。他在創作《陽臺》劇本、體驗生活的時候，就乾脆和包工頭一起「滾」在工地上。《陽臺》描寫一個小包工頭所遭遇的荒誕故事，其中涉及到了很敏感的貪污腐敗和「三農」問題。對於農民的生活，他說自己一點都不陌生，因為18年前調動工作，有一陣子他是「無房戶」，索性就到北京郊區的山上買了塊地。「我原來下過鄉，蓋房子泥瓦匠的活我全會，而且我有底層生活的情結，所以就建了幾間瓦房。在農村生活這18年，我親眼目睹了農民從窮到富的過程，也體會到農民的切膚之痛。」

談到創作喜劇，陳佩斯毫不忌諱地談起了自己曾經失敗的經歷。他在春節晚會上演喜劇小品，很早就開始出名，但他說真正摸著喜劇的門檻，明白喜劇是什麼，還是在6年以前。「以前我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拍影片《太后吉祥》的時候，做完了，我知道全錯了；拍影片《編外丈夫》的時候拍到一半，我知道錯了，恍然大悟但改不了了；這些電影都是我痛心疾首的教訓。」當時，陳佩斯非常苦惱，因為評論界對喜劇的研究一直是缺失的，甚至連喜劇的基本定義都沒有，更不要說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後來，陳佩斯研究了卓別林所說的「喜劇就是窘境」，他認識到「錯位產生喜劇的效果，比如《警察與小偷》就是一個典型的錯位喜劇」。在慢慢發現門道之後，陳佩斯說:「終於豁然開朗，那真是別有一番天地!搞《陽臺》的時候，我拋開意識形態的東西弄純喜劇，一下把每個人物都找準了，那真叫漂亮!」

現在，只要是上演的戲劇，陳佩斯幾乎每臺都看，看過之後就回家總結琢磨。看到有不少國外的喜劇作品出現在我們身邊，比如《憨豆先生》，陳佩斯認為是「流水線」作品，創意不大。他表示，雖然引進、移植國外經典的喜劇也是一條不錯的路，但更希望有人來研究我們自己的喜劇，推廣中國的喜劇，最終讓中國的喜劇成為世界喜劇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