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獅的驚醒---來自第三屆中國導演年會的呼聲

1999年度華表獎在亞運村國際名人大酒店頒獎的次日,該酒店又迎來了一群名副其實的影界名人--參加第三屆中國導演協會年會的導演們。用會長吳貽弓的話來說,這些導演們亳無疑問是中國在影視創作中屬中流砥柱的一個群體。本屆導演年會的召開更是在影視界面臨著一種嚴峻的挑戰性的局面下召開的,大家除了對國產電影的生存有些憂心忡忡外,也探討了一些有關創作、製作、發行等諸多方面的問題。據美國一家權威機構調查表面,在下一個世紀,歐美等一些發達國家影片的發展趨勢有上升的可能,票房也將是可觀的,唯中國等一些國家可能繼續出現下滑的狀態。不管這種預測準確不準確,中國的電影界所面臨著「入世」後的瀕危現實則是誰也不能迴避的。吳貽弓說,中國導演協會自1993年成立以來,一直處在「睡獅」的狀態,這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活動經費的拮据。此次多虧派格公司慷慨解囊每年資助該協會10萬元人民幣才將活動搞起來,但既便如此,運作起來仍舊是捉襟見肘,如會後的自助餐,酒水還要會員自付。常務副會長謝飛介紹說該協會
原本是挂靠在廣電總局社會司的,後因其社會團體的屬性改掛在了北京電影製片廠。這屆導演年會首次吸收了一些電視劇導演入會,也逐漸體現出二者合二為一的色彩,同時電視劇的創作也將為前景未卜的電影導演們提供一個施展才能的空間。
如何面對市場,如何繁榮民族影視業的創作,如何合理地進行電影審查,都成了這次年會探討的主要話題。吳貽弓在開場白對此也講得很清楚,找到影視作品和市場的一個交叉點,盡快的使我們的影視業走出低谷,走向復甦。他同時強調指出,中國電影在三十年代是產業化的,因而那個年代電影創作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高潮。後來電影被提高到所謂「重武器」般的教科書的地步,電影創作的道路就出現了一些曲折,雖說這也不能完全怪誰,但電影走到了今天這樣一個轉折點上,必須要進行自我剖析和自我反省,進而進行自我突破。導演協會在這個時候召開第三屆年會,也就是要更多地聽到大家對當前電影和未來電影的看法,進行一下客觀的、明智的對自已工作的評價。

話題之一:如何面對市場
這個話題恐怕是人們探討巳久的了,同時這也是個世界性的電影主題。以這次在北京電影學院舉辦的韓國電影周為例,每場影片結束後,在場的韓國留學生就不失時機地秉承韓國電影代表團的旨意,向每位觀眾發放調查問卷,問卷上寫著:你覺得本部電影有沒有觀看價值--a 非常有價值。 b 比較有價。c 一般。d 沒有價值……。這種不失時機地向人們推銷自已國家影片的作法,或許也能給我們一些借鑒。從大局上看,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受到的衝擊不小,有消息說,韓國人的民族凝聚力由此反而加強了,夫妻間的離婚率也降低了。不知是不是這種同甘共苦、奮發圖強的精神促使韓國的電影業也在世界影壇上異軍突起了。
受命在導演年會上首先發言的馮小剛也提到了韓國電影。而會議組織者首先讓他來發言,也是想讓他從自已影片在商業運作比較成功的角度來介紹一下經驗。馮小剛也毫不掩飾地說,他的影片也就是在某種層面上迎合了觀眾的一些低級趣味,話也許不能這麼直說,但這也就是實際情況。他以最近看的兩部影片舉例道,韓國的《魚》,內容是描寫兩個間諜的故事,拍得非常精彩,在韓國的票房實實在在地超過了《泰坦尼克號》。另從一些材料上得知,像韓國這樣一個亞洲小國,電影人口也非常小,但電影市場卻異乎尋常地好,韓國民眾對國產片的熱愛程度也非常的高。與此相對應的是另一部出自電影超級大國美國拍的小製作的影片《希望集中營》,敘述在集中營中囚犯們在希望和絕望中掙扎的命運,這前後一大一小的片種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那就是抱怨和單純強調客觀條件是不夠的,重要的是要找到適合自已發展的一條道路。談到影片上映的檔期,馮小剛稱今後他不再拍賀歲片了,他已看準了聽說要放十天假的國慶節。但他和隨後發言的胡安都特別指出,如若把投資三、四百萬的小製作當成影片創作的主流那就是違反商業規律的,無論對投資者和創作者來說,還是應集中資金拍一些有規模的影片。
認為自巳不太會找錢的陳國星言,他之所以選擇一些被稱為「主旋律」的影片來拍,除了資金比較充裕外,再就是在這類片種中可充分施展自已的才能,但使他苦惱的是,怎樣讓觀眾學會欣賞這類影片則是他所面臨的一個難題。首次加入導演協會的尤小剛從電視劇的角度講道,《還珠格格》五十五萬賣了天價,但它一晚上廣告費收入就達960萬,這和一些影片的窘境是不可比擬的。他並向許多沒片可拍的電影導演們施放了一個誘人的前景,他所屬的中北影視公司,每年就要投拍900多集的電視劇,導演們又何愁沒戲可拍呢?確實,電影和電視劇如此強烈的反差現狀,引起了與會者的許多感慨。
說起影片的商業運作,大家談得最多的是,怎樣把握好影片製作和宣傳費用的分配是需要重新定位的。對此,陳國星似乎就更深有體會了,一部還比較感人的《橫空出世》何以宣傳費用連區區5萬元都不到,而國外一些影片的宣傳費用起碼要達到影片製作費用的40\0左右,甚至一半,何況像《橫空出世》這類片子本身就是一部最應該「宣傳」的宣傳片。當然,導演們還提出了宣傳發行中的壟斷和不公平競爭的因素,弦外之音聽得出是對於「新影聯」那種只顧自巳利益的運作方式有些不滿,但「新影聯」自已也是有一肚子苦水不知怎麼到,用他們的話來說,每部影片都是一視同仁的,影片發行的好壞是和影片自身的質量及觀眾的口味有關,不可否認的是「新影聯」投拍的一些影片除了自巳的發行渠道暢通外,都是反覆經過市場因素論證才投入的,「誰解盤中餐,自知其中味。」也許這和微軟公司的「壟斷」還不太一樣,製作和發行的雙方都還有可調整的餘地。

話題之二:影片為什麼人拍
這似乎是一個無可爭議的命題:影片是為廣大人民群眾拍的,說得再遠一點是像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得那樣--文藝為工農兵服務。但許多導演指出現在許多影片彷彿是專門為一些領導人拍的,取悅領導人而得到一些獎賞,這一點連主持會議的吳貽弓和謝飛也都不置可否。據有關材料披露,那些「重點影片」投資上億元,結果收回的票房還不到100萬。這並非是說這些影片在藝術質量上有什麼不過關,其中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這些影片裡尚有《橫空出世》《緊急迫降》《衝天飛豹》等諸部藝術質量和觀賞效果都不錯的片子,可由於錯位的宣傳尺度沒有掌握好,也就出現了陳國星上面所說的那種現象。據說廣電總局局長田聰明曾在一次會議上質問過北京市電影公司負責人,《橫空出世》這類片子為什麼沒宣傳發行好?田部長的話也許沒錯,但由於影片的宣傳發行和製作的脫節,杯水車薪,難為無米之炊。也許有些人按傳統的觀念認為中宣部或是有關方面發一個文,開兩個會,佈置一下就可以了,宣傳攻勢也就展開了。但孰不知電影本身不管你承認不承認它產業化的屬性,市場商業的調節化功能是不可違背的,這就如同黨的基本路線所指出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那樣,電影的投資額度也應該是國家的一個重點經濟項目,努力讓影片達到思想性、藝術性和觀賞性的高度統一,那是創作者的一個目標,其關鍵的一點是你怎樣讓觀眾走進影院,怎樣讓受眾心悅誠服地擺脫掉受說教的模式,而自然的融入影片本身的感召裡面。陳國星以自巳為例不無感慨地說,那種僵化的影片運作方式實在是沒救了。這問題說的更明白一點就是,影片是要拍給廣大的老百姓看的。觀眾和市場是不
管你有沒「紅頭文件」的。

話題之三;電影審查的依據
以法管理影視業,依法審查影視作品,增加透明度,接受輿論監督。是這次與會導演們提出的最強烈的要求。也許許多導演都深切體會到了影片審查的隨意和不規範性。對此,謝飛導演以他的《益西卓瑪》過五關、斬六將為例說,本來片子在劇本審查和拍攝階段都通過了,但拍成之後許多有關人士全都指責起他來了,問他何以拍了這麼一部帶有敏感性的影片,好像他犯了什麼大錯似的。實際上這部尊重西藏歷史現實,並撥開一些歷史迷霧的影片,應該說是填補了少數民族題材(特別是西藏題材)的一個空白。而且不只謝飛,夏鋼、張藝謀、孫周、黃建中、姜文等也都有這方面的意見。姜文此次戛納之行也許是被逼上粱山。然而,許多導演都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電影主管部門按照管理條例審查影片自然是應該的,但除了管理、設卡之外,是不是更應該加強服務功能,特別是當一些優秀影片像毛澤東看《創業》時所針對江青的批示:此片無大礙……。具有國際競爭力並被國際電影節選中時,應簡化審查手續,盡量讓這些影片及時送到電影節上為中國人爭光,那怕暫時對個別鏡頭和情節有些異議,也應本著不求全責備的態度。因如若一部影片在有影響的國際電影節得獎,會拉動國內的電影市場的。這一點包括馮小剛在內在發言中也都是首肯的。以《鬼子來了》為例,北京市電影公司原本下半年還指望這部影片哪!現在看來全都泡湯了。而儘管人們對張藝謀眾說紛紜,北京電影市場去年國產片票房最高的影片仍舊是《我的父親母親》。馮小寧說身為政協委員的他和姜文原本在本次政協會上提出了一個電影立法的提案,後來蹊蹺的是這提案竟不翼而飛,找不見了。導演揚光遠以自身的經歷更是提出審查影片中的「人治」現象,他拍得影片《血戰崑崙關》,各個部門原本審查都巳通過了,巳準備公開上映。後就因為某位領導人一句話,便將整個審查條例的法理依據全都推翻了,幾百萬的投資也就虧在了那裡。這意見中的一條就是,指揮崑崙關戰役的杜律明將軍在解放戰爭中是我軍的手下敗將,何以影片會表現得他如此的英勇?但此一時、彼一時,抗日同仇敵愾、英勇頑強,打內戰就兵敗如山倒,這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而且誰又能否認他是諾貝爾獎得主揚振寧的岳父呢,而且還當過政協常委。
還有一些導演提出一些不解的疑問,電影主管部門對一些有藝術造詣的影片百般挑剔,卻強行提起某部藝術上有許多漏洞和毛病的影片。如影片《黃河絕戀》無疑是一部有些特點,也有些票房的影片,但其中藝術質量上的不成熟之處比比皆是,別的不說,單就是寧靜在黃河岸邊張開雙臂模仿《泰坦尼克號》中的鏡頭,也就足以讓人難以接受了。但就是這樣一部影片卻強行被送到奧斯卡去競爭去了。美國的華文報紙《僑報》由此就發表評論說誰也不知道有這麼一部影片送到了奧斯卡,而且美國人,甚至包括華人在內怎麼又會接受這樣一部模仿之作呢?而據說一開始對方選中去的是張藝謀的《我的父親母親》。後來當有輿論尋問,為何要送這部影片去時,答曰竟是:我們認為好就送了。這就讓人不免產生疑問,難道主管電影的部門真不知道什麼影片好嗎?就算是主旋律的影片,《橫空出世》和《緊急迫降》也是在藝術上破綻比較少的佳作。
此次戛納電影節,原本是華人影片的一次空前的勝利,內地和港臺都有佳作折冠,《鬼子來了》應該是這輝煌的一個頂點,特別是在森喜朗叫囂日本是一個天皇至上的神道國家;武漢又發現日軍侵華時發行的債卷,影片對日軍暴行的控訴就更有了實際意義。姜文說他要寫信給江總書記。但人們不禁要問,挺好的一件事何必要弄得大家都不高興呢?我們拭想一下,如若謝飛的《益西卓瑪》也如期去了戛納並也得了個獎,對我來說該是一件多麼揚眉吐氣的事,而且在進入wto之際對疲軟的電影市場多麼有益呀!

話題之四:國產電影的前景與展望
好壞並存,喜憂參半,機遇與挑戰並存是這屆導演年會上導演們的共同心聲,但大家對國產電影的前景仍然持樂觀的態度。以下便拮取了部分導演的呼聲。

王坪(山東電影製片廠廠長、導演):電影的現狀是比較嚴峻的,從現在整個的電影體制來看,還是計畫經濟的體制,一旦進入wto,對方是純粹的商業運作,兩者必然產生碰撞,弄不好中國電影就會進入最低潮。
吳貽弓(電影導演協會會長、導演):中國電影現在有好的一面,也有令人擔憂的一面。我剛才在發言中也說到了,從總的發展趨勢還是看好,因為科技的發展肯定會促使整個電影業的發展。現在一個可喜的現象是科技己經引入了一些影片的製作中,而這也必將給電影的發展帶來一個飛躍。
張建亞(電影導演):我們只希望把每部片子作得有些特點,主要是能贏得觀眾,再有就是能拉住投資人。現在電影的不景氣我到覺得未必就是一件壞事,雙方的遊戲規則越來就越接近了,我們要適應這個規則。
賽夫(電影導演);我覺得目前電影的現狀比較嚴峻。電影市場也比較亂,萎縮。另外現在電影體制上也有些問題。但也可能否極泰來,在這兩年中會有一個復興。入關以後各種關係調理順了是會好一些。
馮小剛(影視導演):導演協會的範圍擴大了,涵蓋進了電視劇,這是對的。影視的前景應該說還是有戲吧!你看韓國和日本;尤其是韓國電影市場特別好,中國和這兩國家差別不是太大,大家多用點心還是有戲的。
許同鈞(影視導演、教授):導演協會這兩年做了許多工作,特別是在兩岸三地導演的聚會一系列活動中,起到了非常有益的交流作用。此次導演年會的召開,可以毫不客氣地說,是在中國電影面臨危機的情況下,進行有益的研討。現在是應該認清電影作為一個大的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位置了。
李少紅(影視導演):前些日子,我和黃建新、滕文驥、夏鋼作為代理製片人為電影集團策劃一些片子,一深入進去確實覺得現狀是非常非常的嚴峻。業內的人要團結一致,把電影復甦起來,確實是關係到每一個影人的現實。
夏鋼(電影導演):從大趨勢上來看,中國電影還是有希望的,但現在還看不出來,現在大家普遍都有一種危機感,也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建議。我覺得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電影立法的步子要加快,電影有法可依了就會步入比較正常的軌道。
黃建新(電影導演):前些日子我在為我的影片《說出你的密秘》,帶著演員四處走,雖說很辛苦,但收效還是不錯的。這好像也形象地說明瞭電影所要付出的努力。
何群(電影導演):剛從日本回來;高倉健主演的《鐵道員》投資很小,卻賺回了10倍的價錢。
滕文驥(電影協會副會長、導演):我是對中國電影持非常樂觀的態度,不管經歷了什麼風波,中國電影還是起死回生的。在這次挑戰中我們有些落伍,但我想我們是會奮起趕上的。
謝飛(電影協會常務副會長、教授、導演):導演協會今年的主要任務就是呼籲加快電影立法的步子,呼籲在進入wto之際改善一切不適應電影發展的舊有體制。
(5日26日凌晨美眾議院通過了給予中國正常貿易的提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就提案中的附加條款給予了駁斥。路透社評述說,這就意味著中國在進入wto的路上又掃除了一個障礙。)(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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