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四合院形形色色既有那種高門樓、朱漆大門、雕磚畫梁、抄手迴廊、幾進院的大宅門，也有大大小小的大雜院。隨著時代的變遷，獨門獨戶的院落越來越少了，在北京更多的是居住著各色人等的大雜院，除了亂、擠、幾戶甚至十幾戶共用一個廁所外，已經看不出任何建築特點。但它造就了獨特的鄰里關係。只要你身居其中，人與人、家和家的關係就由不得你不想知道，也由不得你不想摻和進去。
宣武區新帘子胡同83號（1961-1962）
這裡是我姨姥姥家。因父母長期在駐外使館工作，我和妹妹無人照顧，我母親委託我的姨姥姥作為我們姐妹倆的監護人，負責在週末和寒暑假把我和妹妹從寄宿學校接回她家住，我在這裡度過了小學一、二年級的節假日。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院子，裡外兩個小院沒有一間北房。這裡一共住著三戶人家。姨姥姥家住裡院，當時家裡有四口人，姨姥爺和兩個還未結婚的表姨。裡院有一間不到20平方米的南房和一間只有幾平方米的西屋。西屋進門就是一個大炕，窗子下是一個窄窄的長桌，桌下一個紙箱裡有一隻花貓和幾隻小貓。我和妹妹去了就和表姨擠在大炕上。南屋裡除了一張雙人床，我記不起還有什麼像樣的傢俱，只是牆上一張姨姥姥和姨姥爺年輕時的上色照片給我印象很深，姨姥爺穿著白色西服打著領帶，姨姥姥燙著頭穿著淡綠色的旗袍。這張照片和這個家極不協調。
姨姥姥家雖然很窮，但姨姥爺和姨姥姥從未讓我和妹妹虧過嘴，吃飯總是我們倆先吃。記得有一次家裡包餃子，我和妹妹比著看誰吃的多，那次我吃了40個餃子，也不管別人還夠不夠吃。那天晚上小表姨哭了……每個星期六下午，姨姥爺從育才學校接我們回家時總要帶我們逛一下天橋，我和妹妹在這裡看了當時還有的天橋玩意兒，什麼撂跤的、拉洋片兒的、耍大刀的、變戲法兒的、說相聲的……
暑假裡，外院東屋有一個叫黑子的男孩常常和我們在胡同空場上玩逮人，黑子光著膀子，晒得像個黑泥鰍，跑出一身臭汗，滑溜溜的叫你摸的著抓不住。
姨姥姥南屋窄窄的窗台上總是擺著一排西紅柿，我們在外邊玩累了，隨手拿到外院水龍頭下衝沖就吃。那個窗臺好像有魔法，西紅柿就像永遠取不盡似的。要知道，那個年代西紅柿就是最好的水果了。
西城區辟才胡同12號（1963-1967）
這裡是我姑姥姥家。我的姑姥姥是小學教員，她解放前就來到北京在宏廟小學教書。我父親認為把我們姐妹放在她家對我們的教育更有益。我在這裡度過了「文革」中最難過的時期。
這個大院解放前是前後兩個院，前院大門像大部分的四合院一樣開在東南角，後院還有個門開在西北角。
在前門南牆外，斑駁的牆皮中依稀可見某某眼科診所的大字廣告。前院的北房有著高高的台階和寬寬的已經看不出什麼顏色的木廊子。這個北房住著同仁堂樂家一個七十來歲乾瘦的老太太和她胖胖的五十多歲一輩子未嫁的女兒。我的姑姥姥住的是解放後在前院中間蓋的一排平房，這樣就把樂家隔成中院了。姑姥姥在門前種了一棵從來不結果實的葡萄，葡萄架下搭了一個大大的雞窩，裡面養了五六隻母雞，她家的雞蛋基本上自給自足了。
樂家的母女從來不工作，冬夏經常穿著和那個時代極不相稱的厚厚的棉袍或薄薄的長衫。聽說她們吃的餃子都是螃蟹肉包的。姑姥姥說她們有吃不完的利息。她們很少和院裡的鄰居來往，沒人進過她們的家，每次我去廁所都要好奇地看著這兩個奇怪的女人，她們過的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永遠是我想知道的謎。
樂家兒子的一家住在後院，和他母親與姐姐的生活狀況完全不同，他們靠自己的勞動生活。而正是這強烈的反差造成的心理上的不平衡，在「文化大革命」中給這家及這個大院帶來了悲劇。
「文革」初期那個夏天，在中學讀書的樂家的孫子，不滿奶奶對他爸爸的不公待遇，從他就讀的中學叫來了一隊紅衛兵，駐進了我們這個院子。
紅衛兵進院後從我們家拉了根電線到院子中間安了個燈泡開起了長明燈。我們家的門因為這個電線就關不上了，幾天晚上我們都不敢睡覺。姑姥姥嚇得剪掉了腦後漂亮的纂兒，砸了我父親放在她家的一個青花香爐，殺掉了所有正在下蛋的母雞。因為這些在那個年代都被認為是封建的。記得我和妹妹一連吃了好幾天的雞，姑姥姥卻一點都沒吃，她不忍心吃這些為她下過那麼多蛋的雞。
在那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年代裡，樂家孫子的父母也沒能逃脫厄運。紅衛兵整完他的奶奶、姑姑，就開始抄他的家。在他家裡發現了一張撕破了的偉大領袖的畫像，這個不恭敬的罪名使他父親為此而棒下喪命。「文革」後期我在胡同裡見過他的母親，她真是命大，躲過了一劫，而她的兒子又如何卻不得而知了。
被牽連的還有我們對門南屋的池家。這一天池家二兒子一個二十左右的小夥子下班回家，剛進院發現情況不好轉身就往大門外跑，被紅衛兵擋住，老二掙紮著終因寡不敵眾被抓了回來。這回池家可是大禍臨頭了，紅衛兵說他竟然敢打革命小將，紅衛兵命令他們全家跪在院子中間，老二也在其中。他們就這樣跪到天明。沒多久，我看見老二身子一歪倒在地上再也不動了。幾天後池家搬出了這個大院被趕回了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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