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拐點的愚蠢-- 紀念辛亥革命95週年

1929年6月1日,蔣介石帶領以國民黨為基礎的南京國民政府,恭恭敬敬為1925年病逝於北京的孫中山,舉行了備極隆重的「奉安大典」。在此之前,國民黨軍隊成功的實施了北伐,驅逐了各系軍閥,並鎮壓了「革命兄弟」中國共產黨,完成了袁世凱去世後中國名義上的統一,於1927年還都南京。

所謂的「三民主義」的創立者,篤信「天下為公」的孫中山,就這樣,被其所謂的「三民主義」的信徒們,推上了祭壇:南京中山陵。

此後70年,在國、共內戰與台海兩岸紅、白色恐怖統治下上億死難民眾的陪葬之下,北京和臺北,分別聳立了毛澤東紀念堂和中正紀念堂。

這三個不是皇陵卻宏偉浩大勝過皇陵的墳頭,是二十世紀苦難中國歷史,永遠不可磨滅的諷刺和恥辱。

從共和到獨裁

1898年,中日甲午戰爭清廷戰敗之後,驚訝於日本近代化的快速進程,中國的有識之士開始關注日本的政治改革歷程;源於地緣關係,日本也迅速成為清朝各種流亡政治精英的寄居之地。在這裡,康有為、梁啟超的君主立憲、虛君共和政治理念,遭遇到孫中山革命黨人的有力阻擊。

這場發生在異國的「改良與革命」(或曰「保皇與革命」)治國理念之爭,被1911年辛亥革命的槍聲所打斷,伴隨著三個多月後的「清帝遜位」,君主立憲、虛君共和成為泡影,未來中國喪失了合理政治設計的機遇,歷史的河流以革命和槍聲,愚蠢地駛向了拐點。

急急如過江之鯽的革命家們匆忙趕回國內,以佔領清後中國政治的制高點。孫中山通過各派政治勢力的折中被「偽選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並於1912年1月1日就職,被國、共兩黨成功愚民過的後人眼中,代表著正義與進步的所謂「共和」,在槍刺和炮聲中走入歷史。

自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到1912年1月1日的民國成立、臨時大總統就職,短短的81天,在當年極其有限的交通和通訊條件之下,那些搶功心切而星夜回國的革命黨人,為未來中國建造了一個基礎嚴重缺陷的「豆腐渣」政體工程。他們既忽略了千年帝制所形成的社會保守因素,又輕視了「共和」及其選舉中的程序正義;惟有革命黨人的個人前途和政治野心可以形容。

這個「豆腐渣」式的政治體制,不斷的被沒有了皇帝卻湧現了一大批皇帝夢的野心家所挑戰,為清後的中國社會製造了無盡的災難。

1924年1月,在尋找到了合適的外國金主——蘇聯之後,孫中山迅速的背叛了他所創立的「三民主義」理論的第一大主義——民族主義,延續了帝國主義干預中國政治的「歷史傳統」。同時,在改組國民黨的過程中,孫中山摹仿布爾什維克的建黨原理,背叛共和與民主,提出了「以黨建國」的黨獨裁理論,並利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完成了其個人黨內獨裁的過程。

歷史清楚地記錄了這個愚蠢的拐點,當然它並不像後世「勝者王候」的歷史學家們粉飾的「軍政、訓政、憲政」那樣美妙和正確。「奉安大典」之後的南京中山陵,告訴了歷史這樣一個事實:沒有皇帝的中國,皇帝的替代品叫「獨裁者」。而銘刻著「天下為公」的南京中山陵山門牌坊,如同北京中南海大門內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牌坊一樣,成為了中國歷史長河中最著名的「妓女的貞節」牌坊。

革命和反革命

以孫中山為共同領袖和「黨爸爸」,以蘇聯盧布為共同金援和「黨奶媽」,年輕的國、共黨兄弟,以北伐為肇始,開始了「革中國人命」的歷史競賽。「革命」也在國、共兩黨宣傳部發奮圖強的愚民之下,演變成了20世紀中國官方語境中正義的、積極的、不證自明的人間正道。

1927年,歷史拐點中展現了它愚蠢地一面:軍方強人蔣介石採取軍事行動,無情的鎮壓了他北伐途中所曾經倚重的工農民眾、國民黨左派及其革命黨弟弟——襁褓中的中國共產黨。因應於滅頂之災,共產黨內溫和的左派知識份子領袖迅速受到清洗,劉邦式無賴的新領導層把共產黨改造成為了堅強的、極具戰鬥力的「洪門組織」。革命打斷改良所造成的軍閥混戰(1918年—1927年),被讓位於「革命與反革命」的國、共內戰,徐蚌會戰(淮海戰役)的屍橫遍野,1951年 「鎮反運動」的百萬落地人頭,臺北西門町刑場的無數槍斃,都是1927年那場鎮壓的報應,不過,他們(國、共)借用了這個民族的青春、生命、軀體和人頭。

帶著北伐勝利光環還都南京的蔣介石,迅速的實踐了孫中山「以黨建國」的理論:國民黨代替了前清皇族專制了中國,蔣介石本人則既實現了黨內獨裁,也完成了國家獨裁。這個號稱「三民主義」信徒的新領袖,用「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理論,明白無誤的坦白自己於世界:獨裁者。

互為革命與反革命的國共黨兄弟,都非常善於高舉著正義的羊頭、販賣著獨裁與專制的狗肉:前有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後有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

1945年日本投降,被後人極度非議「游而不擊」的中國共產黨軍隊,因戰時體制,已膨脹至百萬之眾;而蔣介石,則從1928年北伐勝利統一全國的弱勢元首,一舉成為威望隆重、民族英雄式的強勢領袖,國民黨軍隊則由戰前的二百多萬增長到四百多萬。盛譽和強勢軍隊,加上一定的國際認可,既遮掩了蔣介石國內統治獨裁專制的一面(與中國相反,英國首相丘吉爾在二戰即將結束之際被取代,從而留一世英名),又加重了獨裁者的自我膨脹心理。

在勝利製造的眩暈而至愚蠢中,歷史拐到了1946年,兩個孫中山的門徒,1924年國民黨一大的同事,現任的獨裁者和後任的獨裁者,蔣介石和毛澤東,走到了一起,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這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走向現代民主政治體制的良機,卻因兩個獨裁者的自私而告流產:中國歷史上傷亡最為慘重的內戰(國共內戰)和中國歷史上統治最為殘酷的暴政(毛澤東統治),印證了辛亥之後20世紀中國史一次又一次拐點的愚蠢。

從「黨天下」到「家天下」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是一個溫水煮青蛙的道理,沒有任何某一度的提升可以致命,但是每一度都有其對最終產生致命結果的貢獻。辛亥之前,革命家對改良理論的批判和打擊,他們是否都不必對後世產生新的「革命獨裁者」或「革命暴君」負責?孫中山為達成個人政治理想,而開展黨內獨裁,並著手建設黨軍,難道他就不該為後世中國的內戰和極權專制負責?蔣介石以黨治國,以「納粹」理論為師,背棄共和和「三民主義」,難道他就不該為後來毛氏「家天下」極權荼毒下的民族和民眾負責?歷史進程中的每一個台階,都是下一個歷史台階的前提和預備。

獨裁的接力棒終於交到了毛澤東的手上,他的政治對手,前一棒的主人蔣介石,愚蠢的把抗戰中結識的金主——美國,當成了內戰中可以矇騙的凱子;可見,獨裁者顯然不能夠理解民主政體:不理解美國國會為什麼不能原諒蔣介石政府多年來的貪污腐敗,包括對美國經濟援助的貪腐行徑;不理解抗戰中對自己大力支持的美國政府,內戰時卻相當謹慎。

當獨裁者數年驕奢,耗空了自己的所有信用(軍隊、民心),又突然喪失了意念中後臺老闆支持的時候,蔣介石唯有交出接力棒了。一代獨裁者,從抗戰勝利後的巔峰時刻,僅僅四年,就拋下4萬萬不幸的民眾,供新興的獨裁者荼毒蹂躪。

中國,也就從「黨天下」墮落到了「家天下」。

從抗戰而始,高舉著「民主」大旗,欲與蔣介石分庭抗禮,並討得抗戰盟友美國一杯羹的毛澤東,1950年後,分別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和「民主」,繼承了 「恩師」孫中山 「黨內獨裁」 的遺志和「師兄」蔣介石「黨天下」的手段,並將其發揚光大到「家天下」的極權專制階段,把20世紀中國民眾這隻「青蛙」生生的煮熟:數千萬的非正常死亡、數十年甚至百年的文明大倒退。

隔海對峙的兩個獨裁者分別以「終身總統」和「終身主席」去世:「黨天下」的蔣介石於1975年4月去世於第五任總統任上,實際執政47年(1928- 1975),隔代傳位於兒子蔣經國,世紀末臺灣回歸到共和民主政體:「家天下」的毛澤東1976年9月去世於中國共產黨主席任上,實際掌黨41年(1935-1976),實際執政27年(1949-1976),政權經一個月後的「宮廷軍事政變」被鄧小平獲得,1980年代後大陸回歸到「黨天下」。

百年輪迴

將近百年之後,歷史拐入了21世紀,由蔣經國先生主導的中華民國新生的民主政體正在經歷考驗,而由鄧小平先生推動「改革開放」的「黨天下」,也回到了辛亥革命之前滿清「皇天下」的局面。百年來,仁人志士或鼠狼政客的理想抱負或野心,在製造了慘痛至極的民族災難之後,正在重新走回歷史的原點:憲政、民主和共和。

歷經苦難百年輪迴的民族,是否還會經歷輪迴百年的苦難?血痕史書中一次次拐點的愚蠢,是否足夠警醒今日為政者避免下一次愚蠢的拐點?

在新世紀「辛亥革命」紀念之日,辛亥之後苦難民眾的在天之靈和他們的後人們正在靜靜地觀望著。

摘錄《獨裁者》(見注1)扉頁引言:

人類結成群體的主要目的是保障每一個人與眾不同的個性,用自己的方式思考、感受和生活的權利。人們聚集在一起是為了贏得或保衛這一權利。但是,可怕和致命的錯誤也在這裡產生:相信這些以種族、上帝、黨派或國家的名義存在的群體是生活的終極目的,而不是實現目的的手段。不!人生奮鬥的唯一真實持久的目的在於個人,在他謙恭的獨特性和追求獨特性的權利之中。(見注2)

寫作並修改於2006年「國慶節」和「雙十節」期間。

注1:《獨裁者》指《The Dictators: Hitler's Germany and Stalin's Russia》by Richard Overy

注2:本段文字英文源於《Life and Fate》P.230,作者: Vasily Grossman ,中文譯者:貝蘇尼(特別緻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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