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10月6日，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發生了，文革後期權傾一時的「四人幫」被拘留，繼而受到隔離審查，這一天也成為文革結束的標幟之一。然而在30年後的這一天，在中國大陸的媒體中找不到任何有關這一事件的內容。有分析家指出，這反應了中國領導層缺乏客觀反思這段歷史的意願。
四人幫的成員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都已不在人世。雖然他們中的最後一位姚文元去年才去世，但對於大部分中國人來說，這已經是遙遠的過去。正如與文革有關的所有話題一樣，即使在決定中國歷史命運的紀念性日子裡，大陸媒體中也沒有提到四人幫。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政治問題專家鄭宇碩教授指出：「中國領導層不願談有關文革、四人幫、毛澤東的角色這些問題。以前鄧小平很簡單地將毛澤東的功過七三開。今天的情況依然如此，胡錦濤他們都不願意碰四人幫、毛澤東之類的問題。今年我們也沒有看到官方對這個問題的表示，更沒有相關的重要討論。」
四人幫是文革後期毛澤東貫徹其政治路線的主要助手。中共十大後，四人不斷被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委以重任。張春橋任國務院副總理，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與姚文元為政治局委員。他們的大權獨攬引起其他領導人和群眾的不滿。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其繼任華國鋒以及李先念，葉劍英等人10月6日強行扣留四人，對其隔離審查。
文革史研究專家宋永毅指出，從四人幫的政治信條和路線看，應當是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五人幫。鄭宇碩認為，這一點在普通民眾中也有共識。他說：「在一般老百姓心中四人幫和毛澤東是不能分開的。八十年代初談到文革、四人幫的時候，老百姓會伸出5個指頭，表明他們心目中四人幫與毛澤東的關係。毛澤東應該為四人幫的所作所為負責任，這一點老百姓是很清楚的。」
四人幫被打倒後，官方用各種宣傳渠道揭露四人幫在文革期間的種種罪行，包括攫取權利，迫害黨的幹部，壓制群眾等等。經歷過這一段時期的人都會記得將四人幫妖魔化的的漫畫和打油詩。中共將四人幫定為文革的罪魁禍首，要為這場動亂負主要責任。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四人幫公開審判，認定其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江青和張春橋被判死緩，王洪文被判無期徒刑，姚文元被判有期徒刑25年。這一公審無疑是一次走形式的審判，對四人幫的逮捕也因沒有法律依據被一些人士認為是一次政變。
然而如果在評價毛澤東問題上的禁忌無法突破，四人幫的歷史形象將始終是被扭曲的。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劉曉萌在接受法新社採訪時說，迴避文革話題導致中國民眾對這段歷史的誤讀。四人幫成為了一個極權制度下所有野蠻暴政的代名詞。在這個意義上，雖然四人幫的肉體被消滅了，其影響卻還沒有完全消失。
那麼，中國大陸在怎樣的政治環境下，才有可能客觀公允地還這段歷史以本來面目呢？鄭宇碩教授認為：「第一個條件是中國領導層本身對人民和對維護社會的穩定有充分的信心的時候，才會重新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目前中國的領導層缺乏這種自信。在處理文革紀念和對待紀念趙紫陽等問題上就可以看得出來。第二個條件是民主和法制。在民主和法制的保護下有充分的言論自由、研究自由和出版自由，這樣才能對文革有比較客觀的研究。」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四人幫的成員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都已不在人世。雖然他們中的最後一位姚文元去年才去世，但對於大部分中國人來說，這已經是遙遠的過去。正如與文革有關的所有話題一樣，即使在決定中國歷史命運的紀念性日子裡，大陸媒體中也沒有提到四人幫。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政治問題專家鄭宇碩教授指出：「中國領導層不願談有關文革、四人幫、毛澤東的角色這些問題。以前鄧小平很簡單地將毛澤東的功過七三開。今天的情況依然如此，胡錦濤他們都不願意碰四人幫、毛澤東之類的問題。今年我們也沒有看到官方對這個問題的表示，更沒有相關的重要討論。」
四人幫是文革後期毛澤東貫徹其政治路線的主要助手。中共十大後，四人不斷被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委以重任。張春橋任國務院副總理，王洪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與姚文元為政治局委員。他們的大權獨攬引起其他領導人和群眾的不滿。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其繼任華國鋒以及李先念，葉劍英等人10月6日強行扣留四人，對其隔離審查。
文革史研究專家宋永毅指出，從四人幫的政治信條和路線看，應當是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五人幫。鄭宇碩認為，這一點在普通民眾中也有共識。他說：「在一般老百姓心中四人幫和毛澤東是不能分開的。八十年代初談到文革、四人幫的時候，老百姓會伸出5個指頭，表明他們心目中四人幫與毛澤東的關係。毛澤東應該為四人幫的所作所為負責任，這一點老百姓是很清楚的。」
四人幫被打倒後，官方用各種宣傳渠道揭露四人幫在文革期間的種種罪行，包括攫取權利，迫害黨的幹部，壓制群眾等等。經歷過這一段時期的人都會記得將四人幫妖魔化的的漫畫和打油詩。中共將四人幫定為文革的罪魁禍首，要為這場動亂負主要責任。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四人幫公開審判，認定其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江青和張春橋被判死緩，王洪文被判無期徒刑，姚文元被判有期徒刑25年。這一公審無疑是一次走形式的審判，對四人幫的逮捕也因沒有法律依據被一些人士認為是一次政變。
然而如果在評價毛澤東問題上的禁忌無法突破，四人幫的歷史形象將始終是被扭曲的。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劉曉萌在接受法新社採訪時說，迴避文革話題導致中國民眾對這段歷史的誤讀。四人幫成為了一個極權制度下所有野蠻暴政的代名詞。在這個意義上，雖然四人幫的肉體被消滅了，其影響卻還沒有完全消失。
那麼，中國大陸在怎樣的政治環境下，才有可能客觀公允地還這段歷史以本來面目呢？鄭宇碩教授認為：「第一個條件是中國領導層本身對人民和對維護社會的穩定有充分的信心的時候，才會重新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目前中國的領導層缺乏這種自信。在處理文革紀念和對待紀念趙紫陽等問題上就可以看得出來。第二個條件是民主和法制。在民主和法制的保護下有充分的言論自由、研究自由和出版自由，這樣才能對文革有比較客觀的研究。」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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