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城市在城市化進程中，幾年間迅速修建了大量公路。所有幾年不到中國的海外人士都會對嶄新的、四通八達的公路網嘖嘖稱讚，視之為中國經濟奇蹟的一個部分。確實，單純從公路以及其他交通設施的建設成就來看，在速度和數量上，中國也許堪稱世界第一。但是取得這個成就的過程，值得去作一番探究。從現在的運作效果來看，出現了建設之初不曾料想的問題。
評價一個家庭撫養孩子的成就，不能只看考試成績。不管孩子分數再高，如果父母以犧牲孩子的身心健康為代價來獲得高中榜首的分數，這對父母都是應該受到批評的。評價政府在公路建設上的功過，也好比對孩子的評價。公路修的多了，中了狀元。但在過程中不加論證的進行決策，而導致的問題，卻長久的留給了後代。
在各地方政府還沒有什麼資金積累的情況下，怎麼跟富裕的城市比公路建設？這是數年前擺在幾乎每一個城市市長面前的問題。隨著社會對商品經濟的認識的發展，人們找到了捷徑：讓商人來修路。市長們不用籌集資金，不用掏財政腰包，就看到黑油油的公路一條條出來，真是找到了好辦法。於是，市長們大力推薦此政策，歡迎商人們門庭若市的來要求投資公路；同時商人們認為難得有機會攔下一條路，坐地收錢，同時還可以低價得到公路旁邊的大量土地（地方政府往往願意滿足這些要求，反正是向農民徵收，商人出錢，政府沒有成本），於是一拍即合，公路計畫就如雨後春筍一般樹立起來，各項後續操作也就隨之就緒。簡單的說，公路網就是這麼出來的。不管當地富裕程度如何，這個辦法都見效。
也有很多地方政府把自己變成商人，設立公司向銀行貸款來修路。這與商人來修公路並沒有什麼兩樣。這家公司照樣只顧本位利益，不顧全大局。同時也與商人一樣，有個回報的需要，因為銀行的貸款是不能不還的，特別是在現在國有銀行也發行股票的情況下（在改革開放初期，銀行和財政還是一家；即使分家後的初期，國營企業還是不習慣還貸款）。
商人的宗旨在牟利。所以在與政府談條件的過程中，就竭盡全力的爭取代價最低、收穫最大的條件，比如，本來需要給農民每畝5萬元的補償 ，爭取談到每畝2萬元，而且還不要一次付清，一次付清不是好條件，最好是拖一、兩年再付完。在這場談判中，處處涉及農民的利益，但是農民是不到場的。不僅是農民，就是管農民的官，也不一定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後來，農民受欺負多了，反抗了，政府就要求不要拖延時間支付了。那麼商人就開始想其他辦法得到補償，比如讓政府為貸款擔保，免稅期延長，或者要求得到政府控制著審批權的一些商業機會，如開礦，特許經營等等。當然，最直接、也最主要的回報方式是收費。所以隨著路網的建成，一個個收費站就出現了。
在公路上行駛的車輛，在少數富裕地區，與多數的貧窮地區是不同的。富裕地區好車多，車主有較好支付能力。貧窮地區，支付能力很低。以前雖然路少，又不好走，但是畢竟不用交錢。現在要交錢了，對於低收入階層來說（尤其是跑運輸的，大多都是低收入者），這筆錢天天交，可不是小數。於是人們開始想辦法減少支付。在一個個收費站的旁邊，就出現了一條條小路。當地人給司機帶路，收2元錢人民幣。而過收費站，要交十元人民幣，那當然要省這筆錢了。於是收費站就收不到多少錢。
還有的收費站影響了太多人的利益。當然這都出現在低收入地區，這筆收費當地人不能忽視。如310國道河南滎陽段的趙家莊收費站，司機們都不用繞路就可以省錢了－－爭論持續5年了，數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連續在每年的當地「兩會」上提案「撤銷310國道滎陽段趙家莊收費站」。這樣一來，當地收費管理人員就不再認真收費，交費可以憑自願，當然也就收不到費了。
現在河南省的公路收費收入，不夠還銀行的利息，所有公路都抵押給了銀行。但是長期不產生回報的資產，落在銀行手上，也並不好過。所以這個事件中，各個方面的捲入者都成了輸家－－農民、政府、商人、銀行，甚至行車者也不覺的自己因為新公路的出現，享受到多少好處。
那麼當初地方政府在立項的時候，為什麼就沒有想到本地群眾收入低，可能交不起錢呢？為什麼不對本地公路建設進行論證，不根據本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制定循序漸進的發展戰略呢？地方官員的思維邏輯是這樣的：我在這一任上，想辦法把公路修起來，這是最好看的政績；所以要快點修起來，越快越好；論證什麼？一論證就搞兩年，我怎麼能等兩年呢？別人都升上去了，我還在這裡論證？而且，有幾個老闆給我不少好處，我要照顧他們，讓他們修路，他們還會繼續回報我。就這樣的邏輯，群眾不在考慮之中。
交通部門是出了最多貪污受賄的官員的部門之一。所以官員們在這場投資熱潮中也不是贏家。那麼那些拿了大把不乾淨的錢，而又至今逍遙法外的官員，是不是贏家呢？也不是，人間的法律沒管到他們，還有佛法！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只要不是憑良心做人做事，沒有能夠不償還的。
地方官員的思維邏輯是這樣的：我在這一任上，想辦法把公路修起來，這是最好看的政績；所以要快點修起來，越快越好。（來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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