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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再見的時候了——紀念甘培根先生和他的妻子康力

作者:杜欣欣  2006-08-30 04:05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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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夜雨淅淅,我獨自坐在黑暗裡,手邊放著一瓶Abosulote伏特加。酒杯中的冰塊似乎也醉了,它們晃蕩著、碰撞著,不時發出輕輕的噼叭聲。烈酒迷住了黑夜的眼睛,黑夜的淚紡成了暗色的絲線,它們編織起的歲月之網,網住了記憶的重影。

黑暗中,再次傳來安德烈波切利(Andrea Bocelli)和莎拉布萊曼(Sarah Brightman)的歌聲:「是說再見的時候了,那個地方,我從未見過,也未曾與你一起體驗…。」

甘姑父,力姑媽,你們不會責怪我吧?在大洋彼岸,在伏特加酒中,在一首為告別德國拳王而作的歌曲裡,我向你們作最後的道別。

1999年,康力姑媽因癌症去世。表哥說,「媽媽去世之後,爸爸精神崩潰了。他痛不欲生。整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默默流淚,學生們24小時地守候著他。半個多月過去了,他還是不吃不喝,沉默流淚。為了避免他睹物傷情,最後他必須離開北京。……」大表姐也對我說過:「在成都,姑父見到我,大哭起來。那是姑媽去世後,他第一次哭出來。他泣不成聲。他說,他的命是姑媽給的,他真想和她一起去了……。」

「是說再見的時候了。」——這可是姑父寬慰的嘆息?

六月在北京,我和姑父告別。他擁抱我,親吻我的額頭。在我的記憶中,雖然他早年留學美國,過去卻從未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感情。他的舉動令我吃驚,也讓我感到不祥。半月之後,就傳來了他去世的消息。

姑父,你走過的「那個地方,我從未見過,也從未與你一起體驗。」

那是黑龍江虎饒的一片無名之地,沉睡千年,人跡罕至,飛鴻似雪如雲。1958年,幾百個人來到這裡,開始農耕。他們不是闖關東的漢子,而是被流放的「罪人」,姑父就是其中之一。從此,這裡有了兩個名字,官名為853農場,「罪人」們稱它雁窩島。

當時,在那一片黑土地上,以數字編號的農場不止一處。我父親和姑父同「罪」,他所在的農場編號為850。聽父親說,那時他們都住在地窩子裡,天寒地凍還挖地修水渠。一次父親發高燒,他掙紮著爬出地窩棚,吃雪解渴。到達農場的當天,父親就看見一個人上吊自殺。那人掛在樹上,已經僵硬了。

我和父親談起《夾邊溝記事》:「那些人餓死前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裡邊包著一包水。眼睛睜不大,就像用刀片劃了一道口子那麼細的縫隙。他們走路時仰著臉,因為眼睛的視線窄得看不清路了,把頭抬高一點才能看遠…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就像是咧著嘴笑。他們的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說到這裡,我難過得流淚。父親聽著,沒有淚,他輕輕地說,」我們那裡也是那樣的,死前的人都浮腫。那時候,大家都想法設法找東西吃。附近有農民釣泥鰍魚。大家都去買。我餓得走不動,去晚了,都賣光了。我看地上還有兩條死的,拿起來就吃。可是還是餓得走不動。我倒在路邊,想到反正也沒吃的,死就死吧。天快黑了,走過來一個老農民,他說‘兄弟呀,我看你真遭罪。我那還有點東西,拿來給你吃。’ 他拿來半碗高粱碴子,已經餿了,那點東西救了我一命。」

在那一片黑土地上,除了病死,事故死亡,凍死。最多的還是餓死的。當時能幹活兒的人每天定量是7兩糧食,病得干不動活兒的只有3兩。每天清晨起床,那些起不來的,又無聲無息的就已經是死人了。1960年秋天,我父親去一個分場,看見一個空屋子裡堆滿死屍。

有人餓死,也有人撐死。1960年初,一些人聽說有可能回家。他們想,見到家人,起碼氣色要好一點兒。於是他們拿出最後一點錢和糧票,想方設法地換東西吃,有人吃得太猛,太急,太多,就這樣撐死了。那些終於可以回家的也並非人人幸運。有人本來就病著,在火車上嚥下了最後一口氣。到了北京,他家裡人來接,才知道親人已死,屍體就在半路給火化了。那家人只得去火化的地方尋找骨灰。

表哥說,「從1959年下半年起,能吃的東西越來越少。我爸爸當時在伙房工作,看著人來偷吃,來偷吃的人以前都是教授專家,餓成那樣還管什麼臉面。我爸也幸虧在伙房才沒有餓死。」「我們那裡,很多人餓死。好多餓死的都是大個子。越是強壯的人,越容易餓死,也許他們需要的比較多,我個子小,反倒挺過來了。」父親告訴我。

我父親總算挺了過來。甘姑父也挺了過來,可是他卻成了殘疾人。

小時候大人們說起姑父,總會提到他的那條腿。他們小聲說,「那是被打成右派時弄殘的。」1980年代,姑父任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生部主任。因為同學報考研究生,我受托去見他。那是我成年之後第一次見到他。他坐在一張木椅上,瘦瘦的,有點兒過於嚴肅,讓晚輩感到拘束。我們說著話,他的話很少,我也不知再說些什麼,挺尷尬地對坐著。他送我出門,拿起放在椅子旁的枴杖。此時,我才看見他的一條腿短了一節。為了就和那條殘腿,他的身子總向左傾,如果不是那條腿,他至少有180公分高啊!

在雁窩島,甘姑父半夜挑著擔子,走幾十里地,給連夜工作的拖拉機手送飯。他走著走著,感到關節疼。他不以為意。忍著疼繼續走。沒想到,連續幾天,他的關節一直疼,而且越來越厲害。先是疼得無法走路,然後無法站立,最後無論怎樣都感到疼痛。他開始發高燒,躺下之後就爬不起來了。當時他不知道自己患上了急性化膿性髖關節炎,他也不知道如果打一兩針青黴素,這病就可以治癒,至少不會惡化到那樣的程度,可是當時853農場根本無藥。

農場通知力姑媽:「人已經不行了。你要來就趕快,但不能保證他還活著。」力姑媽當機立斷,將孩子托付出去,孤身一人乘火車趕往北大荒。當晚,伴著時近時遠的狼嚎聲,她隻身走在荒野上,一邊走一邊想,「離家時還好好的一個人,怎麼突然就不行了?」幾十里路之後,她終於看到了一點燈火。

力姑媽見到丈夫,發現他還活著。同住的人說,沒人能靠近他。一陣微風,一點兒震動,都會使他疼得直打哆嗦,都會讓他疼得低聲呻吟。這幾天他連呻吟的力氣都沒有了,無聲無息,猶如一具石像。可是當人走近,這石像的嘴角就會抽搐。疼啊!

「我必須帶他離開這裡,我必須救他!那大概是媽媽當時唯一的想法和盡力去做的事情,」表哥說,「我看見爸爸從火車窗口抬出來。抬的時候,大人們一直說’輕一點兒,慢一點兒。’我不能走近爸爸,怕震動讓他更疼,我真想和他說話,哪怕遠遠地叫聲爸爸,可是他已經完全不省人事。」

#p#將丈夫帶回北京之後,力姑媽四處奔波,輾轉找到協和醫院的周大夫。這位大夫是梁啟超的女婿,也是留學歸來的,應該是當時最好的骨科醫生。周大夫為姑父切除了壞死的關節。因為當時沒有人工關節,大夫只能用鋼釘將腿固定連接起來。姑父的左腿是保住了,但卻短了一截。

那年,姑父35歲,從此他再也離不開枴杖,而且要穿一種特製的鞋。他的殘腿只能做一定角度的彎曲,下蹲十分困難。在中國,蹲式廁所佔絕大多數,箇中之艱難,旁人難以想像。雖然姑父殘疾了,但是如果沒有姑母的話,他早已成為北大荒的一攤白骨。

1942年,17歲的姑父同時考上了武漢、重慶、燕京等五所大學。後來他去了燕京大學。當時的四川相對閉塞,特別是在英語教育方面。姑父不僅很快就適應了燕京的英文教學,並在鄭林莊、趙守愚、唐炳亮、陳志等人的授課中,學習西方經濟學,他也選學了陳寅恪和吳宓的課。

在燕京大學,甘姑父遇到了力姑媽。當時他們的戀愛震驚了整個校園。

力姑媽家世顯赫。她的父輩共有兄弟四人:大伯康心孚(人稱中國第一位社會學家),二伯康心如,父親康心之,叔父康心遠。力姑媽的兩位伯父早年留學日本,並參加了同盟會。康心如曾與張季鸞一起辦報。1913年-1916年,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於北京錢糧胡同,康二爺心如「每從上海至京,必去請益。」(注1)。

1920年代,康心如開辦美豐銀行,後來這家銀行成為四川首屈一指的民營大銀行,而且「我們黨在困難的時候,康家美豐銀行在經濟上幫助過我們。」(注2)除了康心孚早逝,康氏兄弟還投資民生輪船公司、四川水泥廠、重慶電力公司、重慶自來水公司等。在中國金融企業史上,康氏家族寫下過濃重的一筆。

康氏四兄弟各有4-8個子女。因我的親姑母嫁與力姑媽的長兄,於是我就隨表姐稱呼這一家人。因為這個家是大排行,姑姨叔舅連同配偶就有幾十人。我年幼時,總搞不清他們的關係。表姐就教我在稱呼之前加上姓名,「康三爺爺」,「岱沙姑媽」,「力姑媽」等等。

康心之育有三女,康彰,康岱沙和康力。與康家聯姻的人當中,不少人出身世家。女婿中也有些名人,康心之的長女婿張平群曾任國民黨政府駐紐約的總領事,次女婿陳叔亮曾任中共駐柬埔寨大使。而甘姑父並非世家子弟,一聽「培根」這個名字就知道是來自鄉下,那是生了一堆女兒之後,好不容易得來的「根兒」。在許多人眼裡,他與力姑媽之間真是門不當戶不對。

然而,門第從未成為姑父母愛情的障礙,政權更迭和嚴酷的生存環境也從未讓他們的婚姻變色。

1948年,甘姑父通過國民黨政府的出國留學考試,到美國攻讀金融專業的碩士學位。1949年10月,姑父完成碩士論文答辯。那時的留學生也不富裕。畢業時,姑父欠學校17美金。當時中國政權易手,他因惦念妻女踏上了開往香港的客輪,據說那是最後一艘免費運送留學生的船。離開美國時,姑父手裡只有幾十塊錢,為了留在路上用,他無力償還那17美金的欠款,他也因欠款而無法拿到學位證書。

甘姑父是一個家庭責任感很重的男人。當時他從海外歸來,主要擔心的是政權更迭中家人的命運,並非像一些人當時或事後美化的那樣——要報效新中國。回來之後,他看到妻女均安,也看到老家正在土改。他一直在看中國的變化,並未明確地考慮過「去」或「留」的問題。後來丈人因故北上,他決定帶妻女跟隨。1950年他被分配到中國人民銀行工作。

1950年至1957年,是甘姑父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候。那段時間,他學有所用。畢業於燕京新聞系的力姑媽在《北京日報》做記者。表哥於1953年出生,家庭生活十分幸福美滿。

表哥說,「反右之前,爸爸在中國人民銀行國外業務局工作,當時還是工會組長。他負責組織職工的業餘生活,寫版報,舉辦舞會。爸爸被打成右派不是因為他有什麼言論,而是他把一些人發表的文章貼到牆報上。後來那些文章的作者成了右派,他也因此被打成右派,還被子虛烏有地說成是‘甘歸集團’(甘培根和歸淇章右派小集團)」。我說,「那叫無聲右派。」「你怎麼知道?」表哥問我,」「因為我父親也是無聲右派。他只是轉述了費孝通的言論。」

「當時,當局說右派是人民內部矛盾,和地富反壞不一樣。爸爸雖然感到委屈,但還是真心地相信黨,認為自己有錯,應該好好接受改造。等改造好了,摘了右派的帽子,他還可以為國家好好工作。所以爸爸在東北時,非常努力地工作,爭取盡早摘掉右派的帽子。他是第一批摘帽子的。可是後來爸爸發現,即使摘了帽子,他也不在人民內部,而和‘地富反壞’同等對待。」表哥的這番話,父親也對我說過的。姑父為爭取早日「摘帽」而努力改造的故事,也是多數右派的故事。

姑父被打成右派之後,力姑媽也受到了牽連。她被調到中學做語文老師。當時,許多右派的妻子被迫或自願與丈夫離婚,力姑媽非但不棄不離,還將奄奄一息的丈夫帶回北京就醫。

回到北京,首先就是住處問題。當時表哥一家住在二樓,擔架抬不上去。力姑媽的弟弟也被打成右派,也被發配到東北。他有一小間平房,甘姑父就被送到了那裡。據我所知,僅康心之這一家,子婿六人中的一半是「右派」,連時年67歲的康心如老先生也未能逃過這一劫。

手術之後,甘姑父需要營養。當時正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因為力姑媽的姐姐岱莎姑媽是老幹部,可以定牛奶。表哥每天走1個小時,去為父親取牛奶。姑父被打成右派之後,工資減少了許多,家裡的經濟來源主要靠姑媽,家中諸事也多靠姑媽打點。當時力姑媽的其他兄弟姐妹也盡力賙濟和幫助。

1978年,甘姑父組建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所研究生部。從那以後,他經常出差,走遍了大半個中國,並出國訪問。每次外出,他的行裝都由力姑媽打點。行李中總有一個小盒子,裡面裝著香菸。力姑媽反對他抽煙,但是外出開會有時又不能不抽。根據他外出的天數,力姑媽為他準備香菸,「這裡面一共有20支煙,每天兩支。這裡面一共有……每天……」,力姑媽的叮囑彷彿還在耳邊。

聽我父親說,年輕時的甘姑父十分活躍。他和力姑媽談戀愛時,經常騎車去野外郊遊,因為身材高大,他打排球籃球也打網球。他還喜歡跳舞,在50年代初風靡一時的交誼舞會上,他的舞姿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從甘姑父的外貌上,我能想像他當年的翩翩風采。可在接觸中,卻怎麼也不能將沉默寡言的他和「活躍」連在一起。

記得前幾年回北京,我去看望甘姑父。我對他說,我想把康家的事情寫一寫。他點著我鼻子,「你真是一個小傻瓜,人家都讓我們忘記,你還要寫一寫。」說完就不再開口。當時岱莎姑媽也在場,我就問她,她說,「那年你爺爺把我從監獄裡保出來,我就去了延安。參加革命就算背叛家庭了。解放後,又長年駐外,實在不知道家裡的事。培根,你比我清楚,你就給欣欣說說吧。」甘姑父還是沉默著。

#p#直到我離開之前,他才開口,「爹爹(指丈人康心之老先生)為人好客,仗義疏財。他與於又任,邵力子都有深交,和周恩來接觸也比較多。你二表姐的名字‘康協’就是為紀念政協成立,邵力子先生給取的。解放前,在重慶領事巷10號的家裡,經常有許多人來吃飯。於右任,邵力子,張季孿還有其他人都或長或短地住過領事巷或汪山的別墅。人稱爹爹是‘孟嘗君’,‘家有食客三千’。解放後,他沒什麼錢了,但依然慷慨。我姐姐有6個兒子, ‘三年自然災害’時都正吃長飯。爹爹每隔一段時間,就帶著這幾個孩子去吃飯。當時他是全國政協委員,有些優惠,可以去政協禮堂或四川飯店吃飯。爹爹自己不吃,就看這幾個小子吃。」說完又是沉默。

因為「右派」而牽連家人,又因為殘疾而需要照顧,姑父一直覺得沒有盡到丈夫和父親的責任,愧對家人。姑父常說,「1957年的教訓太大了,真是太大了!」我覺得這言外之意就是禍從口出,雖然他並無言論。

我父親曾講過一個「右派」同伴,直到他死的時候,父親都沒聽過他說一句話。這個人就是因為說了「錯」話而當了「右派」,從此他發誓再也不說話。今年5月我去印度。一個夜晚,在喜馬拉雅山中的Badrinath神殿附近,人們指給我看山上的一盞燈,那是一位24歲的修行者,在那裡已經修行了6年。修行期間,這個青年從不說話,自願沉默在大自然的神靈之中,人們稱他靜聖。

自35歲之後,在大多數時間裏,唯有和妻子在一起,姑父才會說些話,他的話似乎也只說給妻子聽。姑母去世後,雖有表姐照顧,但因殘疾行動不便,姑父大多困坐家中。他最盼望岱莎姑媽等來訪,可惜那一代的至親也所剩無多,又因風燭殘年,來往不便。在姑母故去的七年中,姑父在沉默中度日,無處話淒涼!他也從不走進亡妻的房間,正是日日斷腸,惟有淚千行。

去冬以來,姑父一直纏身病榻。他住在加護病房裡,被切開氣管。表哥從美國趕回,整夜陪伴著他。因幻影幻覺,姑父恐懼得無法入睡,當他清醒時,卻又因擔心一睡不起,依然通宵無眠。姑父在黑暗和記憶中煎熬著,徘徊在生死之間。

出院之後,姑父說如果再次病倒,他寧死也不去醫院。切開氣管的感覺猶如正在溺死的人--無法呼吸,頭腦卻清醒地意識著死神的逼近。雖然姑父的身體恢復得很慢,性情卻變了很多。他愛說話了,隨意隨性地過日子,似乎突然間,他放下一切沈重,也許那時他就已經意識到自己來日無多。

母親的老友,也是姑父的燕京校友何定阿姨(注3)告訴我,一次在北京西苑召開的燕大同學會上,姑父出乎意料地站起來,即席做了一個長篇發言。他主要講燕大的校訓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他講得非常激動,講完後出門時,因為激動,竟然認不出老同學。為了記錄此事,何定阿姨曾賦詩一首,「人間四月好春時,翹首西苑望欲痴。蓉址成塵轉作夢,燕園似畫又入詩。花神喚我觀新萼,竹影拂石憶逝師。九字真言今悟得,迎風訴雨故人知。」姑父終於將積存心裏幾十年的話訴與風雨和故人。

今年6月,我因事回京。給姑父打電話,「您先午睡,我等您睡醒再去看您。」因戴著氧氣,我聽不清楚姑父的回答。到了下午3點多,突然表姐來電話,「老爺子等著你呢,怎麼還不過來。」「什麼,他沒午睡嗎?」「沒有,一直坐在客廳裡等著呢!」我慌慌地跑去。

姑父看起來胖了一些。我說,「您胖了,氣色很好。」他說,「從醫院出來後,能吃能喝。有時我自己買東西回來吃。他們不讓我吃,說那些東西對老年人不好。我不管,照樣吃。」言談中,我從未見過姑父如此開朗。雖然戴著呼吸器,他談興很高,「白天,我讓護工推著,走遍附近的大街小巷。我們去了好多地方,那些地方,從1957年以後,我就再也沒有去過。」唉,從35歲到81歲,姑父一直是拖著一條腿,從來沒有那麼痛快地「走」過,更不用「走」遍了。

看著姑父,我想到了「乾隆盛世」時的詩人黃仲則的一句詩:「馬因識路真疲路,蟬到吞聲尚有聲」。

2006年7月7日清晨,他起來要水喝,待表姐把水端來時,他已去了,走得十分平靜和安詳。

每次我回去看望姑父,總擔心下次見不著了。他的去世也算是預料之中。噩耗傳來,我既感到難過也感到欣慰——畢竟「是說再見的時候了」!

姑父,你去的「那個地方,我從未見過,也未曾和你一起體驗。」但是你已經和力姑媽相會相伴。

(注1)摘自康心如手稿《章氏叢書》

(注2)根據周恩來1957年2月在重慶會見康心遠時的談話

(注3)《蒼涼歲月》作者,《彭德懷傳》主要作者

── 原載 華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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