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夜雨淅淅，我獨自坐在黑暗裡，手邊放著一瓶Ａｂｏｓｕｌｏｔｅ伏特加。酒杯中的冰塊似乎也醉了，它們晃蕩著、碰撞著，不時發出輕輕的噼叭聲。烈酒迷住了黑夜的眼睛，黑夜的淚紡成了暗色的絲線，它們編織起的歲月之網，網住了記憶的重影。
黑暗中，再次傳來安德烈波切利（Ａｎｄｒｅａ Ｂｏｃｅｌｌｉ）和莎拉布萊曼（Ｓａｒａｈ Ｂｒｉｇｈｔｍａｎ）的歌聲：「是說再見的時候了，那個地方，我從未見過，也未曾與你一起體驗…。」
甘姑父，力姑媽，你們不會責怪我吧？在大洋彼岸，在伏特加酒中，在一首為告別德國拳王而作的歌曲裡，我向你們作最後的道別。
１９９９年，康力姑媽因癌症去世。表哥說，「媽媽去世之後，爸爸精神崩潰了。他痛不欲生。整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默默流淚，學生們２４小時地守候著他。半個多月過去了，他還是不吃不喝，沉默流淚。為了避免他睹物傷情，最後他必須離開北京。……」大表姐也對我說過：「在成都，姑父見到我，大哭起來。那是姑媽去世後，他第一次哭出來。他泣不成聲。他說，他的命是姑媽給的，他真想和她一起去了……。」
「是說再見的時候了。」——這可是姑父寬慰的嘆息？
六月在北京，我和姑父告別。他擁抱我，親吻我的額頭。在我的記憶中，雖然他早年留學美國，過去卻從未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感情。他的舉動令我吃驚，也讓我感到不祥。半月之後，就傳來了他去世的消息。
姑父，你走過的「那個地方，我從未見過，也從未與你一起體驗。」
那是黑龍江虎饒的一片無名之地，沉睡千年，人跡罕至，飛鴻似雪如雲。１９５８年，幾百個人來到這裡，開始農耕。他們不是闖關東的漢子，而是被流放的「罪人」，姑父就是其中之一。從此，這裡有了兩個名字，官名為８５３農場，「罪人」們稱它雁窩島。
當時，在那一片黑土地上，以數字編號的農場不止一處。我父親和姑父同「罪」，他所在的農場編號為８５０。聽父親說，那時他們都住在地窩子裡，天寒地凍還挖地修水渠。一次父親發高燒，他掙紮著爬出地窩棚，吃雪解渴。到達農場的當天，父親就看見一個人上吊自殺。那人掛在樹上，已經僵硬了。
我和父親談起《夾邊溝記事》：「那些人餓死前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裡邊包著一包水。眼睛睜不大，就像用刀片劃了一道口子那麼細的縫隙。他們走路時仰著臉，因為眼睛的視線窄得看不清路了，把頭抬高一點才能看遠…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就像是咧著嘴笑。他們的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說到這裡，我難過得流淚。父親聽著，沒有淚，他輕輕地說，」我們那裡也是那樣的，死前的人都浮腫。那時候，大家都想法設法找東西吃。附近有農民釣泥鰍魚。大家都去買。我餓得走不動，去晚了，都賣光了。我看地上還有兩條死的，拿起來就吃。可是還是餓得走不動。我倒在路邊，想到反正也沒吃的，死就死吧。天快黑了，走過來一個老農民，他說‘兄弟呀，我看你真遭罪。我那還有點東西，拿來給你吃。’ 他拿來半碗高粱碴子，已經餿了，那點東西救了我一命。」
在那一片黑土地上，除了病死，事故死亡，凍死。最多的還是餓死的。當時能幹活兒的人每天定量是７兩糧食，病得干不動活兒的只有３兩。每天清晨起床，那些起不來的，又無聲無息的就已經是死人了。１９６０年秋天，我父親去一個分場，看見一個空屋子裡堆滿死屍。
有人餓死，也有人撐死。１９６０年初，一些人聽說有可能回家。他們想，見到家人，起碼氣色要好一點兒。於是他們拿出最後一點錢和糧票，想方設法地換東西吃，有人吃得太猛，太急，太多，就這樣撐死了。那些終於可以回家的也並非人人幸運。有人本來就病著，在火車上嚥下了最後一口氣。到了北京，他家裡人來接，才知道親人已死，屍體就在半路給火化了。那家人只得去火化的地方尋找骨灰。
表哥說，「從１９５９年下半年起，能吃的東西越來越少。我爸爸當時在伙房工作，看著人來偷吃，來偷吃的人以前都是教授專家，餓成那樣還管什麼臉面。我爸也幸虧在伙房才沒有餓死。」「我們那裡，很多人餓死。好多餓死的都是大個子。越是強壯的人，越容易餓死，也許他們需要的比較多，我個子小，反倒挺過來了。」父親告訴我。
我父親總算挺了過來。甘姑父也挺了過來，可是他卻成了殘疾人。
小時候大人們說起姑父，總會提到他的那條腿。他們小聲說，「那是被打成右派時弄殘的。」１９８０年代，姑父任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生部主任。因為同學報考研究生，我受托去見他。那是我成年之後第一次見到他。他坐在一張木椅上，瘦瘦的，有點兒過於嚴肅，讓晚輩感到拘束。我們說著話，他的話很少，我也不知再說些什麼，挺尷尬地對坐著。他送我出門，拿起放在椅子旁的枴杖。此時，我才看見他的一條腿短了一節。為了就和那條殘腿，他的身子總向左傾，如果不是那條腿，他至少有１８０公分高啊！
在雁窩島，甘姑父半夜挑著擔子，走幾十里地，給連夜工作的拖拉機手送飯。他走著走著，感到關節疼。他不以為意。忍著疼繼續走。沒想到，連續幾天，他的關節一直疼，而且越來越厲害。先是疼得無法走路，然後無法站立，最後無論怎樣都感到疼痛。他開始發高燒，躺下之後就爬不起來了。當時他不知道自己患上了急性化膿性髖關節炎，他也不知道如果打一兩針青黴素，這病就可以治癒，至少不會惡化到那樣的程度，可是當時８５３農場根本無藥。
農場通知力姑媽：「人已經不行了。你要來就趕快，但不能保證他還活著。」力姑媽當機立斷，將孩子托付出去，孤身一人乘火車趕往北大荒。當晚，伴著時近時遠的狼嚎聲，她隻身走在荒野上，一邊走一邊想，「離家時還好好的一個人，怎麼突然就不行了？」幾十里路之後，她終於看到了一點燈火。
力姑媽見到丈夫，發現他還活著。同住的人說，沒人能靠近他。一陣微風，一點兒震動，都會使他疼得直打哆嗦，都會讓他疼得低聲呻吟。這幾天他連呻吟的力氣都沒有了，無聲無息，猶如一具石像。可是當人走近，這石像的嘴角就會抽搐。疼啊！
「我必須帶他離開這裡，我必須救他！那大概是媽媽當時唯一的想法和盡力去做的事情，」表哥說，「我看見爸爸從火車窗口抬出來。抬的時候，大人們一直說’輕一點兒，慢一點兒。’我不能走近爸爸，怕震動讓他更疼，我真想和他說話，哪怕遠遠地叫聲爸爸，可是他已經完全不省人事。」
#p#將丈夫帶回北京之後，力姑媽四處奔波，輾轉找到協和醫院的周大夫。這位大夫是梁啟超的女婿，也是留學歸來的，應該是當時最好的骨科醫生。周大夫為姑父切除了壞死的關節。因為當時沒有人工關節，大夫只能用鋼釘將腿固定連接起來。姑父的左腿是保住了，但卻短了一截。
那年，姑父３５歲，從此他再也離不開枴杖，而且要穿一種特製的鞋。他的殘腿只能做一定角度的彎曲，下蹲十分困難。在中國，蹲式廁所佔絕大多數，箇中之艱難，旁人難以想像。雖然姑父殘疾了，但是如果沒有姑母的話，他早已成為北大荒的一攤白骨。
１９４２年，１７歲的姑父同時考上了武漢、重慶、燕京等五所大學。後來他去了燕京大學。當時的四川相對閉塞，特別是在英語教育方面。姑父不僅很快就適應了燕京的英文教學，並在鄭林莊、趙守愚、唐炳亮、陳志等人的授課中，學習西方經濟學，他也選學了陳寅恪和吳宓的課。
在燕京大學，甘姑父遇到了力姑媽。當時他們的戀愛震驚了整個校園。
力姑媽家世顯赫。她的父輩共有兄弟四人：大伯康心孚（人稱中國第一位社會學家），二伯康心如，父親康心之，叔父康心遠。力姑媽的兩位伯父早年留學日本，並參加了同盟會。康心如曾與張季鸞一起辦報。１９１３年－１９１６年，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於北京錢糧胡同，康二爺心如「每從上海至京，必去請益。」（注１）。
１９２０年代，康心如開辦美豐銀行，後來這家銀行成為四川首屈一指的民營大銀行，而且「我們黨在困難的時候，康家美豐銀行在經濟上幫助過我們。」（注２）除了康心孚早逝，康氏兄弟還投資民生輪船公司、四川水泥廠、重慶電力公司、重慶自來水公司等。在中國金融企業史上，康氏家族寫下過濃重的一筆。
康氏四兄弟各有４－８個子女。因我的親姑母嫁與力姑媽的長兄，於是我就隨表姐稱呼這一家人。因為這個家是大排行，姑姨叔舅連同配偶就有幾十人。我年幼時，總搞不清他們的關係。表姐就教我在稱呼之前加上姓名，「康三爺爺」，「岱沙姑媽」，「力姑媽」等等。
康心之育有三女，康彰，康岱沙和康力。與康家聯姻的人當中，不少人出身世家。女婿中也有些名人，康心之的長女婿張平群曾任國民黨政府駐紐約的總領事，次女婿陳叔亮曾任中共駐柬埔寨大使。而甘姑父並非世家子弟，一聽「培根」這個名字就知道是來自鄉下，那是生了一堆女兒之後，好不容易得來的「根兒」。在許多人眼裡，他與力姑媽之間真是門不當戶不對。
然而，門第從未成為姑父母愛情的障礙，政權更迭和嚴酷的生存環境也從未讓他們的婚姻變色。
１９４８年，甘姑父通過國民黨政府的出國留學考試，到美國攻讀金融專業的碩士學位。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姑父完成碩士論文答辯。那時的留學生也不富裕。畢業時，姑父欠學校１７美金。當時中國政權易手，他因惦念妻女踏上了開往香港的客輪，據說那是最後一艘免費運送留學生的船。離開美國時，姑父手裡只有幾十塊錢，為了留在路上用，他無力償還那１７美金的欠款，他也因欠款而無法拿到學位證書。
甘姑父是一個家庭責任感很重的男人。當時他從海外歸來，主要擔心的是政權更迭中家人的命運，並非像一些人當時或事後美化的那樣——要報效新中國。回來之後，他看到妻女均安，也看到老家正在土改。他一直在看中國的變化，並未明確地考慮過「去」或「留」的問題。後來丈人因故北上，他決定帶妻女跟隨。１９５０年他被分配到中國人民銀行工作。
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７年，是甘姑父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候。那段時間，他學有所用。畢業於燕京新聞系的力姑媽在《北京日報》做記者。表哥於１９５３年出生，家庭生活十分幸福美滿。
表哥說，「反右之前，爸爸在中國人民銀行國外業務局工作，當時還是工會組長。他負責組織職工的業餘生活，寫版報，舉辦舞會。爸爸被打成右派不是因為他有什麼言論，而是他把一些人發表的文章貼到牆報上。後來那些文章的作者成了右派，他也因此被打成右派，還被子虛烏有地說成是‘甘歸集團’（甘培根和歸淇章右派小集團）」。我說，「那叫無聲右派。」「你怎麼知道？」表哥問我，」「因為我父親也是無聲右派。他只是轉述了費孝通的言論。」
「當時，當局說右派是人民內部矛盾，和地富反壞不一樣。爸爸雖然感到委屈，但還是真心地相信黨，認為自己有錯，應該好好接受改造。等改造好了，摘了右派的帽子，他還可以為國家好好工作。所以爸爸在東北時，非常努力地工作，爭取盡早摘掉右派的帽子。他是第一批摘帽子的。可是後來爸爸發現，即使摘了帽子，他也不在人民內部，而和‘地富反壞’同等對待。」表哥的這番話，父親也對我說過的。姑父為爭取早日「摘帽」而努力改造的故事，也是多數右派的故事。
姑父被打成右派之後，力姑媽也受到了牽連。她被調到中學做語文老師。當時，許多右派的妻子被迫或自願與丈夫離婚，力姑媽非但不棄不離，還將奄奄一息的丈夫帶回北京就醫。
回到北京，首先就是住處問題。當時表哥一家住在二樓，擔架抬不上去。力姑媽的弟弟也被打成右派，也被發配到東北。他有一小間平房，甘姑父就被送到了那裡。據我所知，僅康心之這一家，子婿六人中的一半是「右派」，連時年６７歲的康心如老先生也未能逃過這一劫。
手術之後，甘姑父需要營養。當時正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因為力姑媽的姐姐岱莎姑媽是老幹部，可以定牛奶。表哥每天走１個小時，去為父親取牛奶。姑父被打成右派之後，工資減少了許多，家裡的經濟來源主要靠姑媽，家中諸事也多靠姑媽打點。當時力姑媽的其他兄弟姐妹也盡力賙濟和幫助。
１９７８年，甘姑父組建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所研究生部。從那以後，他經常出差，走遍了大半個中國，並出國訪問。每次外出，他的行裝都由力姑媽打點。行李中總有一個小盒子，裡面裝著香菸。力姑媽反對他抽煙，但是外出開會有時又不能不抽。根據他外出的天數，力姑媽為他準備香菸，「這裡面一共有２０支煙，每天兩支。這裡面一共有……每天……」，力姑媽的叮囑彷彿還在耳邊。
聽我父親說，年輕時的甘姑父十分活躍。他和力姑媽談戀愛時，經常騎車去野外郊遊，因為身材高大，他打排球籃球也打網球。他還喜歡跳舞，在５０年代初風靡一時的交誼舞會上，他的舞姿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從甘姑父的外貌上，我能想像他當年的翩翩風采。可在接觸中，卻怎麼也不能將沉默寡言的他和「活躍」連在一起。
記得前幾年回北京，我去看望甘姑父。我對他說，我想把康家的事情寫一寫。他點著我鼻子，「你真是一個小傻瓜，人家都讓我們忘記，你還要寫一寫。」說完就不再開口。當時岱莎姑媽也在場，我就問她，她說，「那年你爺爺把我從監獄裡保出來，我就去了延安。參加革命就算背叛家庭了。解放後，又長年駐外，實在不知道家裡的事。培根，你比我清楚，你就給欣欣說說吧。」甘姑父還是沉默著。
#p#直到我離開之前，他才開口，「爹爹（指丈人康心之老先生）為人好客，仗義疏財。他與於又任，邵力子都有深交，和周恩來接觸也比較多。你二表姐的名字‘康協’就是為紀念政協成立，邵力子先生給取的。解放前，在重慶領事巷１０號的家裡，經常有許多人來吃飯。於右任，邵力子，張季孿還有其他人都或長或短地住過領事巷或汪山的別墅。人稱爹爹是‘孟嘗君’，‘家有食客三千’。解放後，他沒什麼錢了，但依然慷慨。我姐姐有６個兒子， ‘三年自然災害’時都正吃長飯。爹爹每隔一段時間，就帶著這幾個孩子去吃飯。當時他是全國政協委員，有些優惠，可以去政協禮堂或四川飯店吃飯。爹爹自己不吃，就看這幾個小子吃。」說完又是沉默。
因為「右派」而牽連家人，又因為殘疾而需要照顧，姑父一直覺得沒有盡到丈夫和父親的責任，愧對家人。姑父常說，「１９５７年的教訓太大了，真是太大了！」我覺得這言外之意就是禍從口出，雖然他並無言論。
我父親曾講過一個「右派」同伴，直到他死的時候，父親都沒聽過他說一句話。這個人就是因為說了「錯」話而當了「右派」，從此他發誓再也不說話。今年５月我去印度。一個夜晚，在喜馬拉雅山中的Ｂａｄｒｉｎａｔｈ神殿附近，人們指給我看山上的一盞燈，那是一位２４歲的修行者，在那裡已經修行了６年。修行期間，這個青年從不說話，自願沉默在大自然的神靈之中，人們稱他靜聖。
自３５歲之後，在大多數時間裏，唯有和妻子在一起，姑父才會說些話，他的話似乎也只說給妻子聽。姑母去世後，雖有表姐照顧，但因殘疾行動不便，姑父大多困坐家中。他最盼望岱莎姑媽等來訪，可惜那一代的至親也所剩無多，又因風燭殘年，來往不便。在姑母故去的七年中，姑父在沉默中度日，無處話淒涼！他也從不走進亡妻的房間，正是日日斷腸，惟有淚千行。
去冬以來，姑父一直纏身病榻。他住在加護病房裡，被切開氣管。表哥從美國趕回，整夜陪伴著他。因幻影幻覺，姑父恐懼得無法入睡，當他清醒時，卻又因擔心一睡不起，依然通宵無眠。姑父在黑暗和記憶中煎熬著，徘徊在生死之間。
出院之後，姑父說如果再次病倒，他寧死也不去醫院。切開氣管的感覺猶如正在溺死的人－－無法呼吸，頭腦卻清醒地意識著死神的逼近。雖然姑父的身體恢復得很慢，性情卻變了很多。他愛說話了，隨意隨性地過日子，似乎突然間，他放下一切沈重，也許那時他就已經意識到自己來日無多。
母親的老友，也是姑父的燕京校友何定阿姨（注３）告訴我，一次在北京西苑召開的燕大同學會上，姑父出乎意料地站起來，即席做了一個長篇發言。他主要講燕大的校訓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他講得非常激動，講完後出門時，因為激動，竟然認不出老同學。為了記錄此事，何定阿姨曾賦詩一首，「人間四月好春時，翹首西苑望欲痴。蓉址成塵轉作夢，燕園似畫又入詩。花神喚我觀新萼，竹影拂石憶逝師。九字真言今悟得，迎風訴雨故人知。」姑父終於將積存心裏幾十年的話訴與風雨和故人。
今年６月，我因事回京。給姑父打電話，「您先午睡，我等您睡醒再去看您。」因戴著氧氣，我聽不清楚姑父的回答。到了下午３點多，突然表姐來電話，「老爺子等著你呢，怎麼還不過來。」「什麼，他沒午睡嗎？」「沒有，一直坐在客廳裡等著呢！」我慌慌地跑去。
姑父看起來胖了一些。我說，「您胖了，氣色很好。」他說，「從醫院出來後，能吃能喝。有時我自己買東西回來吃。他們不讓我吃，說那些東西對老年人不好。我不管，照樣吃。」言談中，我從未見過姑父如此開朗。雖然戴著呼吸器，他談興很高，「白天，我讓護工推著，走遍附近的大街小巷。我們去了好多地方，那些地方，從１９５７年以後，我就再也沒有去過。」唉，從３５歲到８１歲，姑父一直是拖著一條腿，從來沒有那麼痛快地「走」過，更不用「走」遍了。
看著姑父，我想到了「乾隆盛世」時的詩人黃仲則的一句詩：「馬因識路真疲路，蟬到吞聲尚有聲」。
２００６年７月７日清晨，他起來要水喝，待表姐把水端來時，他已去了，走得十分平靜和安詳。
每次我回去看望姑父，總擔心下次見不著了。他的去世也算是預料之中。噩耗傳來，我既感到難過也感到欣慰——畢竟「是說再見的時候了」！
姑父，你去的「那個地方，我從未見過，也未曾和你一起體驗。」但是你已經和力姑媽相會相伴。
（注１）摘自康心如手稿《章氏叢書》
（注２）根據周恩來１９５７年２月在重慶會見康心遠時的談話
（注３）《蒼涼歲月》作者，《彭德懷傳》主要作者
── 原載 華夏文摘
黑暗中，再次傳來安德烈波切利（Ａｎｄｒｅａ Ｂｏｃｅｌｌｉ）和莎拉布萊曼（Ｓａｒａｈ Ｂｒｉｇｈｔｍａｎ）的歌聲：「是說再見的時候了，那個地方，我從未見過，也未曾與你一起體驗…。」
甘姑父，力姑媽，你們不會責怪我吧？在大洋彼岸，在伏特加酒中，在一首為告別德國拳王而作的歌曲裡，我向你們作最後的道別。
１９９９年，康力姑媽因癌症去世。表哥說，「媽媽去世之後，爸爸精神崩潰了。他痛不欲生。整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默默流淚，學生們２４小時地守候著他。半個多月過去了，他還是不吃不喝，沉默流淚。為了避免他睹物傷情，最後他必須離開北京。……」大表姐也對我說過：「在成都，姑父見到我，大哭起來。那是姑媽去世後，他第一次哭出來。他泣不成聲。他說，他的命是姑媽給的，他真想和她一起去了……。」
「是說再見的時候了。」——這可是姑父寬慰的嘆息？
六月在北京，我和姑父告別。他擁抱我，親吻我的額頭。在我的記憶中，雖然他早年留學美國，過去卻從未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感情。他的舉動令我吃驚，也讓我感到不祥。半月之後，就傳來了他去世的消息。
姑父，你走過的「那個地方，我從未見過，也從未與你一起體驗。」
那是黑龍江虎饒的一片無名之地，沉睡千年，人跡罕至，飛鴻似雪如雲。１９５８年，幾百個人來到這裡，開始農耕。他們不是闖關東的漢子，而是被流放的「罪人」，姑父就是其中之一。從此，這裡有了兩個名字，官名為８５３農場，「罪人」們稱它雁窩島。
當時，在那一片黑土地上，以數字編號的農場不止一處。我父親和姑父同「罪」，他所在的農場編號為８５０。聽父親說，那時他們都住在地窩子裡，天寒地凍還挖地修水渠。一次父親發高燒，他掙紮著爬出地窩棚，吃雪解渴。到達農場的當天，父親就看見一個人上吊自殺。那人掛在樹上，已經僵硬了。
我和父親談起《夾邊溝記事》：「那些人餓死前臉腫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腫得如同蘭州人冬天吃的軟兒梨，裡邊包著一包水。眼睛睜不大，就像用刀片劃了一道口子那麼細的縫隙。他們走路時仰著臉，因為眼睛的視線窄得看不清路了，把頭抬高一點才能看遠…他們的嘴腫得往兩邊咧著，就像是咧著嘴笑。他們的頭髮都豎了起來。嗓音變了，說話時發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聲音，嗷嗷嗷的。「說到這裡，我難過得流淚。父親聽著，沒有淚，他輕輕地說，」我們那裡也是那樣的，死前的人都浮腫。那時候，大家都想法設法找東西吃。附近有農民釣泥鰍魚。大家都去買。我餓得走不動，去晚了，都賣光了。我看地上還有兩條死的，拿起來就吃。可是還是餓得走不動。我倒在路邊，想到反正也沒吃的，死就死吧。天快黑了，走過來一個老農民，他說‘兄弟呀，我看你真遭罪。我那還有點東西，拿來給你吃。’ 他拿來半碗高粱碴子，已經餿了，那點東西救了我一命。」
在那一片黑土地上，除了病死，事故死亡，凍死。最多的還是餓死的。當時能幹活兒的人每天定量是７兩糧食，病得干不動活兒的只有３兩。每天清晨起床，那些起不來的，又無聲無息的就已經是死人了。１９６０年秋天，我父親去一個分場，看見一個空屋子裡堆滿死屍。
有人餓死，也有人撐死。１９６０年初，一些人聽說有可能回家。他們想，見到家人，起碼氣色要好一點兒。於是他們拿出最後一點錢和糧票，想方設法地換東西吃，有人吃得太猛，太急，太多，就這樣撐死了。那些終於可以回家的也並非人人幸運。有人本來就病著，在火車上嚥下了最後一口氣。到了北京，他家裡人來接，才知道親人已死，屍體就在半路給火化了。那家人只得去火化的地方尋找骨灰。
表哥說，「從１９５９年下半年起，能吃的東西越來越少。我爸爸當時在伙房工作，看著人來偷吃，來偷吃的人以前都是教授專家，餓成那樣還管什麼臉面。我爸也幸虧在伙房才沒有餓死。」「我們那裡，很多人餓死。好多餓死的都是大個子。越是強壯的人，越容易餓死，也許他們需要的比較多，我個子小，反倒挺過來了。」父親告訴我。
我父親總算挺了過來。甘姑父也挺了過來，可是他卻成了殘疾人。
小時候大人們說起姑父，總會提到他的那條腿。他們小聲說，「那是被打成右派時弄殘的。」１９８０年代，姑父任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生部主任。因為同學報考研究生，我受托去見他。那是我成年之後第一次見到他。他坐在一張木椅上，瘦瘦的，有點兒過於嚴肅，讓晚輩感到拘束。我們說著話，他的話很少，我也不知再說些什麼，挺尷尬地對坐著。他送我出門，拿起放在椅子旁的枴杖。此時，我才看見他的一條腿短了一節。為了就和那條殘腿，他的身子總向左傾，如果不是那條腿，他至少有１８０公分高啊！
在雁窩島，甘姑父半夜挑著擔子，走幾十里地，給連夜工作的拖拉機手送飯。他走著走著，感到關節疼。他不以為意。忍著疼繼續走。沒想到，連續幾天，他的關節一直疼，而且越來越厲害。先是疼得無法走路，然後無法站立，最後無論怎樣都感到疼痛。他開始發高燒，躺下之後就爬不起來了。當時他不知道自己患上了急性化膿性髖關節炎，他也不知道如果打一兩針青黴素，這病就可以治癒，至少不會惡化到那樣的程度，可是當時８５３農場根本無藥。
農場通知力姑媽：「人已經不行了。你要來就趕快，但不能保證他還活著。」力姑媽當機立斷，將孩子托付出去，孤身一人乘火車趕往北大荒。當晚，伴著時近時遠的狼嚎聲，她隻身走在荒野上，一邊走一邊想，「離家時還好好的一個人，怎麼突然就不行了？」幾十里路之後，她終於看到了一點燈火。
力姑媽見到丈夫，發現他還活著。同住的人說，沒人能靠近他。一陣微風，一點兒震動，都會使他疼得直打哆嗦，都會讓他疼得低聲呻吟。這幾天他連呻吟的力氣都沒有了，無聲無息，猶如一具石像。可是當人走近，這石像的嘴角就會抽搐。疼啊！
「我必須帶他離開這裡，我必須救他！那大概是媽媽當時唯一的想法和盡力去做的事情，」表哥說，「我看見爸爸從火車窗口抬出來。抬的時候，大人們一直說’輕一點兒，慢一點兒。’我不能走近爸爸，怕震動讓他更疼，我真想和他說話，哪怕遠遠地叫聲爸爸，可是他已經完全不省人事。」
#p#將丈夫帶回北京之後，力姑媽四處奔波，輾轉找到協和醫院的周大夫。這位大夫是梁啟超的女婿，也是留學歸來的，應該是當時最好的骨科醫生。周大夫為姑父切除了壞死的關節。因為當時沒有人工關節，大夫只能用鋼釘將腿固定連接起來。姑父的左腿是保住了，但卻短了一截。
那年，姑父３５歲，從此他再也離不開枴杖，而且要穿一種特製的鞋。他的殘腿只能做一定角度的彎曲，下蹲十分困難。在中國，蹲式廁所佔絕大多數，箇中之艱難，旁人難以想像。雖然姑父殘疾了，但是如果沒有姑母的話，他早已成為北大荒的一攤白骨。
１９４２年，１７歲的姑父同時考上了武漢、重慶、燕京等五所大學。後來他去了燕京大學。當時的四川相對閉塞，特別是在英語教育方面。姑父不僅很快就適應了燕京的英文教學，並在鄭林莊、趙守愚、唐炳亮、陳志等人的授課中，學習西方經濟學，他也選學了陳寅恪和吳宓的課。
在燕京大學，甘姑父遇到了力姑媽。當時他們的戀愛震驚了整個校園。
力姑媽家世顯赫。她的父輩共有兄弟四人：大伯康心孚（人稱中國第一位社會學家），二伯康心如，父親康心之，叔父康心遠。力姑媽的兩位伯父早年留學日本，並參加了同盟會。康心如曾與張季鸞一起辦報。１９１３年－１９１６年，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於北京錢糧胡同，康二爺心如「每從上海至京，必去請益。」（注１）。
１９２０年代，康心如開辦美豐銀行，後來這家銀行成為四川首屈一指的民營大銀行，而且「我們黨在困難的時候，康家美豐銀行在經濟上幫助過我們。」（注２）除了康心孚早逝，康氏兄弟還投資民生輪船公司、四川水泥廠、重慶電力公司、重慶自來水公司等。在中國金融企業史上，康氏家族寫下過濃重的一筆。
康氏四兄弟各有４－８個子女。因我的親姑母嫁與力姑媽的長兄，於是我就隨表姐稱呼這一家人。因為這個家是大排行，姑姨叔舅連同配偶就有幾十人。我年幼時，總搞不清他們的關係。表姐就教我在稱呼之前加上姓名，「康三爺爺」，「岱沙姑媽」，「力姑媽」等等。
康心之育有三女，康彰，康岱沙和康力。與康家聯姻的人當中，不少人出身世家。女婿中也有些名人，康心之的長女婿張平群曾任國民黨政府駐紐約的總領事，次女婿陳叔亮曾任中共駐柬埔寨大使。而甘姑父並非世家子弟，一聽「培根」這個名字就知道是來自鄉下，那是生了一堆女兒之後，好不容易得來的「根兒」。在許多人眼裡，他與力姑媽之間真是門不當戶不對。
然而，門第從未成為姑父母愛情的障礙，政權更迭和嚴酷的生存環境也從未讓他們的婚姻變色。
１９４８年，甘姑父通過國民黨政府的出國留學考試，到美國攻讀金融專業的碩士學位。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姑父完成碩士論文答辯。那時的留學生也不富裕。畢業時，姑父欠學校１７美金。當時中國政權易手，他因惦念妻女踏上了開往香港的客輪，據說那是最後一艘免費運送留學生的船。離開美國時，姑父手裡只有幾十塊錢，為了留在路上用，他無力償還那１７美金的欠款，他也因欠款而無法拿到學位證書。
甘姑父是一個家庭責任感很重的男人。當時他從海外歸來，主要擔心的是政權更迭中家人的命運，並非像一些人當時或事後美化的那樣——要報效新中國。回來之後，他看到妻女均安，也看到老家正在土改。他一直在看中國的變化，並未明確地考慮過「去」或「留」的問題。後來丈人因故北上，他決定帶妻女跟隨。１９５０年他被分配到中國人民銀行工作。
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７年，是甘姑父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候。那段時間，他學有所用。畢業於燕京新聞系的力姑媽在《北京日報》做記者。表哥於１９５３年出生，家庭生活十分幸福美滿。
表哥說，「反右之前，爸爸在中國人民銀行國外業務局工作，當時還是工會組長。他負責組織職工的業餘生活，寫版報，舉辦舞會。爸爸被打成右派不是因為他有什麼言論，而是他把一些人發表的文章貼到牆報上。後來那些文章的作者成了右派，他也因此被打成右派，還被子虛烏有地說成是‘甘歸集團’（甘培根和歸淇章右派小集團）」。我說，「那叫無聲右派。」「你怎麼知道？」表哥問我，」「因為我父親也是無聲右派。他只是轉述了費孝通的言論。」
「當時，當局說右派是人民內部矛盾，和地富反壞不一樣。爸爸雖然感到委屈，但還是真心地相信黨，認為自己有錯，應該好好接受改造。等改造好了，摘了右派的帽子，他還可以為國家好好工作。所以爸爸在東北時，非常努力地工作，爭取盡早摘掉右派的帽子。他是第一批摘帽子的。可是後來爸爸發現，即使摘了帽子，他也不在人民內部，而和‘地富反壞’同等對待。」表哥的這番話，父親也對我說過的。姑父為爭取早日「摘帽」而努力改造的故事，也是多數右派的故事。
姑父被打成右派之後，力姑媽也受到了牽連。她被調到中學做語文老師。當時，許多右派的妻子被迫或自願與丈夫離婚，力姑媽非但不棄不離，還將奄奄一息的丈夫帶回北京就醫。
回到北京，首先就是住處問題。當時表哥一家住在二樓，擔架抬不上去。力姑媽的弟弟也被打成右派，也被發配到東北。他有一小間平房，甘姑父就被送到了那裡。據我所知，僅康心之這一家，子婿六人中的一半是「右派」，連時年６７歲的康心如老先生也未能逃過這一劫。
手術之後，甘姑父需要營養。當時正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因為力姑媽的姐姐岱莎姑媽是老幹部，可以定牛奶。表哥每天走１個小時，去為父親取牛奶。姑父被打成右派之後，工資減少了許多，家裡的經濟來源主要靠姑媽，家中諸事也多靠姑媽打點。當時力姑媽的其他兄弟姐妹也盡力賙濟和幫助。
１９７８年，甘姑父組建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所研究生部。從那以後，他經常出差，走遍了大半個中國，並出國訪問。每次外出，他的行裝都由力姑媽打點。行李中總有一個小盒子，裡面裝著香菸。力姑媽反對他抽煙，但是外出開會有時又不能不抽。根據他外出的天數，力姑媽為他準備香菸，「這裡面一共有２０支煙，每天兩支。這裡面一共有……每天……」，力姑媽的叮囑彷彿還在耳邊。
聽我父親說，年輕時的甘姑父十分活躍。他和力姑媽談戀愛時，經常騎車去野外郊遊，因為身材高大，他打排球籃球也打網球。他還喜歡跳舞，在５０年代初風靡一時的交誼舞會上，他的舞姿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從甘姑父的外貌上，我能想像他當年的翩翩風采。可在接觸中，卻怎麼也不能將沉默寡言的他和「活躍」連在一起。
記得前幾年回北京，我去看望甘姑父。我對他說，我想把康家的事情寫一寫。他點著我鼻子，「你真是一個小傻瓜，人家都讓我們忘記，你還要寫一寫。」說完就不再開口。當時岱莎姑媽也在場，我就問她，她說，「那年你爺爺把我從監獄裡保出來，我就去了延安。參加革命就算背叛家庭了。解放後，又長年駐外，實在不知道家裡的事。培根，你比我清楚，你就給欣欣說說吧。」甘姑父還是沉默著。
#p#直到我離開之前，他才開口，「爹爹（指丈人康心之老先生）為人好客，仗義疏財。他與於又任，邵力子都有深交，和周恩來接觸也比較多。你二表姐的名字‘康協’就是為紀念政協成立，邵力子先生給取的。解放前，在重慶領事巷１０號的家裡，經常有許多人來吃飯。於右任，邵力子，張季孿還有其他人都或長或短地住過領事巷或汪山的別墅。人稱爹爹是‘孟嘗君’，‘家有食客三千’。解放後，他沒什麼錢了，但依然慷慨。我姐姐有６個兒子， ‘三年自然災害’時都正吃長飯。爹爹每隔一段時間，就帶著這幾個孩子去吃飯。當時他是全國政協委員，有些優惠，可以去政協禮堂或四川飯店吃飯。爹爹自己不吃，就看這幾個小子吃。」說完又是沉默。
因為「右派」而牽連家人，又因為殘疾而需要照顧，姑父一直覺得沒有盡到丈夫和父親的責任，愧對家人。姑父常說，「１９５７年的教訓太大了，真是太大了！」我覺得這言外之意就是禍從口出，雖然他並無言論。
我父親曾講過一個「右派」同伴，直到他死的時候，父親都沒聽過他說一句話。這個人就是因為說了「錯」話而當了「右派」，從此他發誓再也不說話。今年５月我去印度。一個夜晚，在喜馬拉雅山中的Ｂａｄｒｉｎａｔｈ神殿附近，人們指給我看山上的一盞燈，那是一位２４歲的修行者，在那裡已經修行了６年。修行期間，這個青年從不說話，自願沉默在大自然的神靈之中，人們稱他靜聖。
自３５歲之後，在大多數時間裏，唯有和妻子在一起，姑父才會說些話，他的話似乎也只說給妻子聽。姑母去世後，雖有表姐照顧，但因殘疾行動不便，姑父大多困坐家中。他最盼望岱莎姑媽等來訪，可惜那一代的至親也所剩無多，又因風燭殘年，來往不便。在姑母故去的七年中，姑父在沉默中度日，無處話淒涼！他也從不走進亡妻的房間，正是日日斷腸，惟有淚千行。
去冬以來，姑父一直纏身病榻。他住在加護病房裡，被切開氣管。表哥從美國趕回，整夜陪伴著他。因幻影幻覺，姑父恐懼得無法入睡，當他清醒時，卻又因擔心一睡不起，依然通宵無眠。姑父在黑暗和記憶中煎熬著，徘徊在生死之間。
出院之後，姑父說如果再次病倒，他寧死也不去醫院。切開氣管的感覺猶如正在溺死的人－－無法呼吸，頭腦卻清醒地意識著死神的逼近。雖然姑父的身體恢復得很慢，性情卻變了很多。他愛說話了，隨意隨性地過日子，似乎突然間，他放下一切沈重，也許那時他就已經意識到自己來日無多。
母親的老友，也是姑父的燕京校友何定阿姨（注３）告訴我，一次在北京西苑召開的燕大同學會上，姑父出乎意料地站起來，即席做了一個長篇發言。他主要講燕大的校訓 「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他講得非常激動，講完後出門時，因為激動，竟然認不出老同學。為了記錄此事，何定阿姨曾賦詩一首，「人間四月好春時，翹首西苑望欲痴。蓉址成塵轉作夢，燕園似畫又入詩。花神喚我觀新萼，竹影拂石憶逝師。九字真言今悟得，迎風訴雨故人知。」姑父終於將積存心裏幾十年的話訴與風雨和故人。
今年６月，我因事回京。給姑父打電話，「您先午睡，我等您睡醒再去看您。」因戴著氧氣，我聽不清楚姑父的回答。到了下午３點多，突然表姐來電話，「老爺子等著你呢，怎麼還不過來。」「什麼，他沒午睡嗎？」「沒有，一直坐在客廳裡等著呢！」我慌慌地跑去。
姑父看起來胖了一些。我說，「您胖了，氣色很好。」他說，「從醫院出來後，能吃能喝。有時我自己買東西回來吃。他們不讓我吃，說那些東西對老年人不好。我不管，照樣吃。」言談中，我從未見過姑父如此開朗。雖然戴著呼吸器，他談興很高，「白天，我讓護工推著，走遍附近的大街小巷。我們去了好多地方，那些地方，從１９５７年以後，我就再也沒有去過。」唉，從３５歲到８１歲，姑父一直是拖著一條腿，從來沒有那麼痛快地「走」過，更不用「走」遍了。
看著姑父，我想到了「乾隆盛世」時的詩人黃仲則的一句詩：「馬因識路真疲路，蟬到吞聲尚有聲」。
２００６年７月７日清晨，他起來要水喝，待表姐把水端來時，他已去了，走得十分平靜和安詳。
每次我回去看望姑父，總擔心下次見不著了。他的去世也算是預料之中。噩耗傳來，我既感到難過也感到欣慰——畢竟「是說再見的時候了」！
姑父，你去的「那個地方，我從未見過，也未曾和你一起體驗。」但是你已經和力姑媽相會相伴。
（注１）摘自康心如手稿《章氏叢書》
（注２）根據周恩來１９５７年２月在重慶會見康心遠時的談話
（注３）《蒼涼歲月》作者，《彭德懷傳》主要作者
── 原載 華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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