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對得起你的父親？
在傳統的觀念中，殺父之仇不共戴天，認賊作父永遠都是被人們所不齒。雖然時代在變，觀念在變，冤冤相報何時了，冤家宜解不宜結。可是從小父親被害，在飽受社會歧視的陰影下，母親艱難的把你撫養成人，其殺父的冤結，豈能輕易的解開？即使是真的解開了，在人們認可的道德標準下，離而遠之是合乎常理的。為了現實的利益又去附就殺父的仇人，是不是還是有些過頭？
我的一個朋友，其父親在河北省遵化縣裡當差。當年王國藩弄虛作假，虛報糧食產量，上級部門根據虛報的產量徵收公糧，結果導致百姓的口糧都被迫上交，農民只有忍飢挨餓。而王國藩卻因此被樹為全國的典型而進入中央圈子。在他上調中央以後，縣裡建立了新的班子。針對百姓的挨餓局面，包括朋友父親在內的多人聯名上書中央反映事實，結果被王國藩利用他原來在縣裡的勢力和他在中央的權力實施嚴厲的打擊，給扣上「砍紅旗」的帽子，聯名上書的多人都先後不明不白的死去，最後都被安上「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自殺。朋友的父親就是這樣死的。
朋友的母親堅信一定是王國藩的黑惡勢力所害，她走訪相關部門也試圖去討個說法。在其後的日子裡，房前屋後總有人來偷聽和監視，街坊鄰居也避而遠之。可一個勢單力孤的女人還能做什麼？家裡失去了頂樑柱，一個農村婦女拉扯4個未成年的孩子艱難度日。母親是個堅強的人，一心把孩子撫育成才。她的孩子們有三個後來上了大學，母親的辛勞得到了回報。
我的朋友大學畢業後來到縣中學做教師，上級有意培養他，拉他入了黨，幾年後坐上了校長的位置。我們在交談中提到他入黨的事，他說不入黨能有現在的職位嗎？
應該說，我的這位朋友本質是個不錯的人，工作上也很認真，雖然做了幾年的校長了，還是挺樸素的。學校建新的教學樓，承包商把錢送到家裡，都被他回絕了。我們提起這些事情時，他淡然一笑說，髒錢還是不拿的好，不然良心會不安的。
他在母親面前是個孝子。而當提起他的父親時，就像提起一件與他不太相關的事，一副漠然的樣子，也許那是小時候的事了，提起也沒什麼意思了吧。或許父親的死從來沒有在他心中留下什麼創傷？
《岳飛傳》裡有這樣一個情節：南宋時，金兵南侵，金兀朮與岳飛在朱仙鎮擺開決戰的戰場。金兀朮有一義子，名叫陸文龍，這年十六歲，英勇過人，是岳家軍的勁敵。陸文龍本是宋朝潞安州節度使陸登的兒子，金兀朮攻陷潞安州，陸登夫妻雙雙殉國。金兀朮將還是嬰兒的陸文龍擄至金營，收為義子。陸文龍對自己的家世完全不知。王佐為了取得金兀朮的信任，自斷右臂，連夜來到金營，向陸文龍講述了他的身世。文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後，回歸宋朝，決心誅殺金賊，為父母報仇。在後來的與金兵交鋒中立下戰功，成為後人交口稱讚的故事。
作為陸文龍個人，撫養其長大的義父金兀朮必然待之不薄。但是一旦知道了真相，殺害生身父親的仇人豈能相容之理？這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性思維，也成為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
共產黨的眼裡百姓的命是不值錢的。現在共產黨越來越不得人心，所以才會有1千2百多萬人退出中共。在當今的退黨大潮中，我出於對朋友的關心，也曾勸他退黨，以避免將來作陪葬的命運。
應該說，與陸文龍有類此家世的這位朋友，對共產黨是應該有所認識的，退黨應當比別人更容易接受，但是實際情況卻並不如我所想像。按他的說法，共產黨對他本人並不壞，在其統治下，他上了大學，有了一份不錯的工作，在社會中也有了某種地位。
關於他認為目前的一切都是共產黨給的這一說法，我們也是有過爭論的。那些民主國家的人就不上大學就不工作嗎？通過自己的努力取得的地位是誰恩賜的嗎？退一萬步講，即使是誰所恩賜，陸文龍的故事對後人又具有怎樣的意義？
談到中共的暴政，他則又顯得很無奈：「你去惹它不是自找倒霉嗎」？按他的說法倒是很實用。即使別人正在受到迫害，即使社會不公平，為了明哲保身，還是不說的好。是啊，他的父親就是因為替百姓說句話，惹了權勢而丟了小命，在兒子看來很不值得，是自找倒霉。
「就是你對，你有理，就是不殺你把你關進幾十年，到頭兒來即使平反，又有什麼用呢？一輩子也就完了」，這是朋友經常說的一句話。
作為朋友，我不會非要你作陸文龍。為了時下的生存，在退黨大潮中，用化名從內心退出中共。不為別的，為了對得起在九泉之下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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