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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當年沒人願意出國留學

 2006-08-21 01:58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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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夏,「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組織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赴美留學,此後至1875年,清政府每年繼續遴選30名少年渡洋深造,4年共派出120名,是為中國最早的官派留學生。
 
1871 年,為湊足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名額,容閎在上海設立預科學校招生。當時以為這事兒很容易:「學生年齡,定為12歲以上,15歲以下,須身家清白,有殷實保證,體質經醫生檢驗,方為合格。」同時制定了考試規則,應考及格,才能進入預科,再學一年,「方可派赴美國留學」。不料,預科學校設立一年有餘,願意留美的幼童沒來幾個,容閎大急,「乃親赴香港,於英政府所設學校中,遴選少年聰穎而於中西文略有根底者數人,以足其數」。同時,他回到廣東香山老家,動員親友支持自家子弟留學。
 
今天看來,此事匪夷所思,當年卻是事實。一位留美幼童回憶:「當我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有一天,一位官員來到村裡,拜訪各住戶,看哪一家父母願意把自己的兒子送到國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負責一切費用。有的人申請了,可是後來當地人散佈流言,說西方野蠻人,會把他們的兒子活活地剝皮,再把狗皮接種到他們身上,當怪物展覽賺錢,因此報名的人又撤銷。」(轉引自李長莉《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295頁)
 
為使國人轉變觀念,容閎以自己留學美國的親身經歷感召鄉親們,並找來一些正與洋人共事的親友,或與洋人有接觸的買辦,回鄉動員自家親人出洋留學。留美幼童李恩富這樣回憶說服母親的經過:
 
「投考出洋的人中以沿海省份最多。事實上,父母很不希望讓兒子出去離開他們那麼長時間,並且去到他們並不瞭解的而且他們聽說又是野蠻人居住的地方。我的兄長那時在上海經商,他的想法不同,他沒有被這種思想所嚇倒。他帶著這種閃光的思想回到家裡,說服了母親,使我投考出洋有了金色的希望。我那時12歲,我父親3 年前已去世,我母親還負擔3個孩子,但不管她內心是否真捨得我離去,她並沒有阻攔我,而對這件事作出了決定。這或許是一種冒險,想見世面是我惟一的願望。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我那聰明的母親可能還有顧慮,但她已像勇敢的婦女一樣,她要把好事留給孩子,她已為我往上海而做準備了……我一生中這是第一次離家,寂寞、淒涼、悲哀充滿了我的腦海。」(轉引同上296頁)
 
容閎說,幼童出國之前,還要其家長做一件重要事情:「當未出洋之先,學生之父兄須簽名於志願書,書中載明聽其子弟出洋留學15年(自抵美入學之日起,至學成止);15年中如有意外災害,政府概不負責。」容閎所說的「志願書」在近代中國叫做「具結」。徐盈等著《詹天祐》一書中記錄了詹天祐父親所立「具結」的樣式和內容:
 
具結人詹興洪今與具結事:茲有子詹天祐情願送赴憲局帶往花旗國肄業,學習機藝,回來之日,聽從中國差遣,不得在外國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此結是實。
 
同治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詹興洪親筆畫押
 
當年的《申報》總結說,國人不願送自家子弟出國留學,還有幾種疑慮:一出門就是15年,這時間太長了;身居海外,恐怕水土不宜;到外國學洋人的學問,能學得好嗎?
 
總之千難萬難,中國留學史的大幕竟是這樣開啟的。
 
幼童軼事 李圭筆下真情流露
 
首批幼童留學美國的第四個年頭,1876年,正值美國建國百年慶典,費城舉辦世界博覽會,中國工商界人士李圭前往參觀。其回國後出版的《環遊地球新錄》,記載了幼童在美國留學的情形,十分珍貴。他首先在展館看到了幼童們在美國的學習成績:
 
展館有幾處地方「專門陳列各國學校、書院教授的各種課程和學生作業,比較優劣。目的是讓學生們來參觀時,能夠自省一番,使勤奮者有所鼓勵,懶惰者有所警覺,從而互相勉勵,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我國幼童的課程作業陳列在哈佛書館。我觀賞了他們的繪畫、算學、人物、花木等等……」他還閱讀了幼童們寫的「漢文策論」,如《游美記》、《哈佛書館記》、《慶賀百年大會記》、《美國地土論》、《風俗記》等,但「策論」後面的洋文他看不懂,問翻譯,得知那是拉丁文,「幼童們在哈佛讀書兩年,等於在香港學習5年,可見教與學都非常用心」。(譯文)
 
在展館內,李圭遇到許多前來參觀展覽的幼童,他們「在千萬參觀者中言談自如,行動優雅,毫無怯態。他們的穿著很像洋人,可外面罩著一件短褂,又是中式的。他們見到我,很是親近,談吐頗有外洋風派。年紀小些的,有女教師帶領參觀,指物與觀,應答如流,而師生親愛之態,情同母子。我拉住一個年紀大些的幼童,問他來此參觀,可有收穫?他說:‘世界各國的東西,都集中到這裡,任人觀覽,增長見識。其中的器物和製造原理,我們都可以學習之,仿效之。還有,世界各國都有人來到此地,機會難得,互相交往切磋,增進友誼,這好處就更大了。’我問他們想家嗎?答:‘想也沒用。只有一心一意在這裡讀書,總有一天會回到祖國的。’ 我又問他們為何穿洋裝。答:‘這是在國外,不改裝有時不方便。可我們並沒壞了規矩,辮子還留著,也決不加入洋教會。’聽其言,簡潔有理,我很高興。我中國人學了西學,前途正未可限量。」(譯文)
 
中國政府所設立的留學生管理機構「出洋總局」設在哈佛城。李圭應邀拜訪,得知:「幼童現有113人,以兩人為一組,分別住在美國人家中,這樣的好處是,隨時隨地可跟美國人學習純正的英文。政府提供給他們每人每年400兩銀子的住宿費、伙食費和學費。管理處有兩位漢語教師,幼童們每過3個月來一次,學習漢文。每次12人,學14天。這12個人走了,再來12人,週而復始。幼童們讀書、寫字、講解、作文,都按照課程表進行。就是寫信寄信,也有定期,每月兩次。雖說這是小事,卻可見他們的計畫週全。我也曾到幼童們寓居的洋人家裡去拜訪,只見幼童們與洋人雜處,隨時互相切磋,尤其是兩國幼童在一起,彼此都有收穫,真是水乳交融。而且我國幼童,並不忘閱讀中國書籍,專心致志,根本不必擔心他們顧此失彼,忘了祖宗。」(譯文)
 
顯然,李圭在國內已聽到有人對幼童們所謂數典忘祖的指責。但他根據親聞親見,挺身為幼童們辯護:「有人說什麼中國不崇尚西學,如今卻讓這些幼童不遠萬里去學洋人的玩意兒,這不是緣木求魚嗎?我說,你懂什麼?幼童們學習西學,學的是有用的東西。咱們聖人所要求的那些道德呀,三綱五常呀,幼童們身上都存在,不會因為學了西洋的學問就缺少了中國的德行。而且,中西雙方取長補短,不必劃地自牢。為了中國的富強,我們不應當置西方的經驗而不顧,不去拿來為我所用。總之,咱們的道德綱常是‘體’,西洋的物質文明是‘用’,既要‘中學為體’,也須‘西學為用’,兩者兼有,這才能培養出德才兼備的人才嘛。」(譯文)
 
在當年,李圭這位被稱為「在‘華洋界上’混飯吃的布衣百姓」,其見識遠在清政府多數官僚之上。
 
全數召回 幼童留學半途而廢
 
幼童留美,原計畫時限為15年,不料進行到第十年時,留美幼童全部被政府強行召回。這一事件史稱「留美幼童公案」。容閎在《自傳》中記載了留美學生監督吳嘉善主張撤回留學生的種種理由:「留學生在美國,專門好學美國人的嬉戲遊樂之事,讀書的時候少,玩的時候多;還學美國人的樣子,加入各種秘密會社,有的屬於宗教性質,有的屬於政治性質,總之全都屬於不正當行為;因此,留學生們再也不尊重老師,對於新監督的訓令,全當耳旁風……這樣的學生,再在美國久居下去,必將失去他們全部的愛國之心,縱然有朝一日學成回國,不但無益於國家,且將有害於社會;所以,為了國家利益,應當立刻解散留學事務所,撤回全部留美學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國家早獲一日之福。」
 
對這些污蔑言論,容閎極為憤慨,他寫道,這些主張撤回留學生的清朝官僚「久處專制壓力之下,畢生所見所聞,沒一點自由的精神,沒一絲活潑的思想。相反,留學美國的青年學生們,受到新教育的熏陶,終日呼吸自由空氣,以往所受到的專制重壓,一旦排空而去,言論思想當然與舊式教育格格不入,因此,他們愛好種種健身運動,跳啊,跑啊,走路沒那麼多規矩啦,這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容閎的辯護,未能排除當權者對幼童們「全盤西化」 的擔憂。慈禧遽然頒旨:全數撤回留美學生。到1881年年底,除已在美國病故者3人、中途輟學者23人,剩下的94名「留美幼童」,分三批「淒然回國」。這「94名回國留學生,如今學籍可考者87名,其中小學19名,中學35名,共54名,即60%以上正在接受初等基礎教育;33名大專學生中,只有兩人獲得學士學位,其中一名就是日後成為著名工程師的詹天祐」。(田正平《留學生與中國教育近代化》)
 
留美幼童被撤回後受到冷遇。高宗魯譯注的《中國留美幼童書信集》中,有一封留美幼童黃開甲寫給美國巴特拉夫人的信,寫信日期是1882年1月28日,地點在上海:
 
「上岸前,我們幻想有熱烈的歡迎在等待我們,也會有熟悉的人潮,還有祖國伸出溫暖的手臂來擁抱我們。可是天啊!全成泡影。倒是人潮洶湧,但卻不見一個親友。沒有微笑來迎接我們這失望的一群。
 
「只有一個人上船來接我們——是管理我們信件的陸先生,一個不如平庸中國人的頭等笨伯。他不僱用馬車或船將我們載往目的地——中國海關道臺衙門,卻僱用獨輪車來裝載我們。行程遲緩,使我們再度暴露在驚異、嘲笑的人群中。他們跟隨著我們,取笑我們不合時宜的衣服。我們穿的是舊金山中國裁縫的傑作,很難為時髦的上海人看上眼的。
 
「有些獨輪車沒有‘法租界’的通行證,我們必須下車自扛行李而過。在中國士大夫眼中,這都是丟人現眼有失尊嚴的事。
 
「為防我們脫逃,一隊中國水兵,押送我們去上海道臺衙門後面的‘求知書院’。」
 
「經過四天的抱怨和不滿,我們終於見到上海之最高官吏。三個人一列,由兵勇圍繞著,我們又步行經過那些看熱鬧和奚落我們的人群。」
 
據田正平《留學生與中國教育近代化》所載,這分三批回國的留美學生,「頭批21名均送往上海電報局,二、三批由福建船政局、江南製造局留用23名,50名分撥天津水師、機器、魚雷、電報、醫館等處」。至於詹天祐揚名京張鐵路、梁敦宜成為外交總長、唐紹儀擔任民國總理、蔡紹基就任北洋大學校長,那都是20至 30年以後的事情了。就這樣,幼童留美仍被稱為開了近代官派留學教育的先河,被譽為中國留學教育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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