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和人欲之間掙扎過的蔣介石

儒家學派認為:修身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也是各項事業的起點。宋明時期,道學家們提出了以「存天理,去人欲」為核心的一系列修身主張,一方面將儒學倫理規範上升到「天理」的高度,一方面則前所未有地細密設計了各種遏制「人欲」的辦法。

  蔣介石年輕時沒有受過良好教育,養成了許多壞毛病。1919年7月24日,他回憶辛亥革命時的個人經歷,在日記中對自己寫下了「荒淫無度,墮事乖方」的八字考語。由於這些壞毛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朋友們不大看得起他。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亂罵」,蔣介石一時激動,閃過與戴拚命的念頭,但他旋即冷靜下來,檢討自己,「彼平時以我為惡劣,輕侮我之心理,於此可以推知」,「我豈可不痛自警惕乎」!

  為了克服這些壞毛病,蔣介石曾以相當精力閱讀道學著作,企圖從中汲取營養。

  宋明道學有所謂理學和心學兩派。前者以朱熹為代表,後者以陸九淵、王陽明為代表。蔣介石涉獵過朱熹的著作。宋明以後的道學家中,蔣介石最喜歡曾國藩,很早就用功研習他的著作。

  1922年歲首,他曾節錄曾國藩的「嘉言」作為自己的「借鏡」。其內容有:「慮忘興釋,念盡境空」;「涵詠體察,瀟灑澹定」;「韜光養晦,忍辱負重」;「以志帥氣,以靜制動」;「事親以得歡心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立身以不妄言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做官以不愛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軍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濟;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

  1925年1月2日,他又將曾國藩的「懲忿窒慾」,「逆來順受」,「虛心實力」,「存心養性」,「殫精竭力」,「立志安命」等「嘉言」抄在當年日記卷首。可見,他在力圖按曾國藩的訓導立身處世。

  蔣介石不僅認真讀道學書,而且也真的像道學家一樣進行修身。道學家中朱熹一派普遍主張「省、察、克、治」,蔣介石也照此辦理。

  1920年1月17日日記云:「中夜自檢過失,反覆不能成寐。」

  1922年10月25日日記云:「今日仍有幾過,慎之!」

  1925年2月4日日記云:「存養省察工夫,近日未能致力。」

  1925年9月8日日記云:「每日作事,自問有無疚心,朝夕以為相惕。」

  可見,蔣介石是經常檢討自己的。

  1920年1月1日,蔣介石決定自當日起,至第二年4月15日止,「除按日記事外,必提敘今日某某諸過未改,良知未致(或良知略現),靜敬澹一之功未呈也」。他所警惕的過失有暴戾、躁急、誇妄、頑劣、輕浮、侈誇、貪妒、吝嗇、淫荒、鬱憤、仇恨、機詐、迷惑、客氣、賣智、好闊等16種。如果一旦發現有上述過失,就在日記中登錄。因此,他的日記對自己的疵病,常有相當坦率甚至是赤裸的記載。

  戒色

  從蔣介石的日記裡可以看出,他好色,但是,同時又努力戒色。為此,他和自己的慾念進行過長達數年的鬥爭。

  1919年3月5日,蔣介石從福建前線請假回滬,途經香港。8日日記云:「好色為自污自賤之端,戒之慎之!」這一天,他因「見色起意」,在日記中為自己「記過一次」。次日,又勉勵自己要經受花花世界的考驗,在日記中寫道:「日讀曾文正書,而未能守其窒慾之箴,在閩不見可欲,故無邪心。今初抵香港,游思頓起。吾人砥礪德行,乃在繁華之境乎!」

  到上海後,蔣介石與戀人介眉相會。4月23日,蔣介石返閩,介眉於清晨3時送蔣介石上船,蔣因「船位太髒,不願其偕至廈門」,二人難舍難分,介眉留蔣在滬再住幾天,蔣先是同意,繼而又後悔。日記云:「吾領其情,竟與之同歸香巢。事後思之,實無以對吾母與諸友也。」

  此後的幾天內,蔣介石一面沉湎慾海,一面又力圖自拔。日記云:「情思纏綿,苦難解脫,乃以觀書自遣。嗟乎!情之累人,古今一轍耳,豈獨余一人哉!」在反覆思想鬥爭後,蔣介石終於決定與介眉斷絕關係。5月2日,介眉用「吳儂軟語」致函蔣介石,以終身相許,函云:

  介石親阿哥呀:照絕說起來,我是只想銅鈿,弗講情義,當我禽獸一樣。絕個閒話說得脫過分哉!為仔正約弗寄撥絕,就要搭我斷絕往來。

  我個終身早已告代撥絕哉。不過少一張正約。倘然我死,亦是蔣家門裡個鬼,我活是蔣家個人。

  從信中所述分析,介眉當屬青樓女子。蔣有過和介眉辦理正式婚娶手續的打算,但介眉不肯訂立「正約」(婚約)。蔣批評介眉「只想銅鈿,弗講情義」,而介眉則自誓,不論死活,都是蔣家人。

  蔣介石收到此信後,不為所動,決心以個人志業為重,斬斷情絲。1919年5月25日日記云:「蝮蛇蜇手,則壯士斷腕,所以全生也;不忘介眉,何以勵志立業!」

  蔣介石謀求與介眉斷絕關係是真,但卻並未下決心戒除惡習。10月15日日記云:「下午,出外冶遊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同月30日,蔣介石赴日遊歷,這次,他曾決心管住自己。關於這方面,有下列日記可證:

  10月30日:「自游日本後,言動不苟,色慾能制,頗堪自喜。」

  11月2日:「邇日能自窒慾,是亦一美德也。」

  可見,蔣介石的自製最初是有成績的,然而,沒過幾天,蔣介石就無法羈勒心猿意馬了。日記云:「色念時起,慮不能制,《書》所謂『人心惟危』者此也。」當日蔣介石對自己稍有放縱,結果是,「討一場沒趣」,自責道:「介石!介石!汝何不知遷改,而又自取辱耶!」

  同年11月19日,蔣介石回到上海,過了一段安靜日子,心猿意馬有所收斂。12月31日歲尾,蔣介石製定次年計畫,認為「所當致力者,一體育,二自立,三齊家;所當力戒者,一求人,二妄言,三色慾」。他將這一計畫寫在日記中:「書此以驗實踐。」看來,這次蔣是決心管住自己了,但是,他的自製力實在太差,於是,1920年第一個月的日記中就留下了大量自製與放縱的記載:

  1月6日:「今日邪心勃發,幸未墮落耳。如再不強制,乃與禽獸奚擇!」

  1月14日:「晚,外出遊蕩,身份不知墮落於何地!」

  1月15日:「晚歸,又起邪念,何窒慾之難也!」

  1月18日:「上午,外出冶遊,又為不規則之行。回寓次,大發脾氣,無中生有,自討煩惱也。」

  1月25日:「途行頓起邪念。」

  蔣介石時而自製,時而放縱,處於「天理」與「人欲」的不斷交戰中。在整個1921年都是如此。

  當時,「吃花酒」是官場、社交場普遍存在的一種惡習,其性質類似於今人所謂「三陪」中的「陪酒」。同年9月6日,蔣介石「隨友涉足花叢」,遇見舊時相識,遭到冷眼,自感無趣,在日記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謹慎,否則就會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轍。11月6日謂蔣介石寄住香港大東旅社,晚,再次參加「花酌」,感到非常「無謂」。這些地方,反映出蔣介石思想性格中的上進一面。

  1922年,蔣介石繼續「狠鬥色慾一閃念」。日記有關記述僅兩見。9月27日云:「遇艷心不正,記過一次。」10月14日,重到上海,日記云:「前曾默誓除惡人,遠女色,非達目的不回滬。今又入此試驗場矣,試一觀其成績!」次年,也只有兩次相關記載:3月1日云:「近日心放甚矣,盍戒懼來!」6日云:「出外閑游,心蕩不可遏。」兩年中,蔣介石僅在思想中偶有「邪念」閃現,並無越軌行為,看來他的修身可能確有「成績」。

  懲忿

  蔣介石除「好色」外,性格上的另一個大毛病是動輒易怒,罵人、打人。

  1919年1月3日日記云:「近日性極暴躁。」同月7日,有黃定中者來談報銷問題,蔣介石「厲斥其非,使人難堪」。事後追悔,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近日驕肆殊甚,而又鄙吝貪妄,如不速改,必為人所誣害矣。戒之!戒之!」幾個月之後,蔣介石接見鄧某,故態復萌,「心懷憤激,怨語謾言,不絕於口」。這樣的情況發生多次,蔣介石「自覺暴戾狠蠻異甚。屢思遏之而不能」,因此,寫了「息心靜氣,凝神和顏」八字以作自我警惕之用,還曾有意閱讀道學著作,用以陶冶性情。

  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種弱點如果已經成了性格的一部分,要改掉是頗為艱難的。1919年6月27日,蔣介石感嘆說:「厲色惡聲之加人,終不能改,奈何!」7月29日再次為「會客時言語常帶粗暴之氣」而對自己不滿,在日記中寫下「戒之」二字。但是,蔣介石有時剛剛作了自我檢討,不久就再犯。同年8月5日,蔣介石與陳其尤談話,談著談著,「忽又作忿恚狀」,蔣深自愧悔,但是當晚繼續談話時,蔣「又作不遜之言」。這使蔣極為苦惱。

  除了罵人,蔣介石有時還動手。

  1919年10月1日,蔣介石訪問居正,受到人力車伕侮辱,不覺怒氣勃發。居正家人與車伕辯論,發生毆打,蔣介石見狀,忿不可遏,上前幫力,自然,蔣介石不是車伕的對手,反而吃虧。接著,又「闖入人家住宅,毀傷器具」。蔣介石自知理屈,他想起1917年在張靜江門前毆打車伕,被辱受傷一事,真是與此同一情景。當日日記云:「與小人爭閑氣,竟至逞蠻角鬥,自思實不值得。余之忍耐性,絕無長進,奈何!」

  蔣介石打車伕畢竟只是個別情況,更多的是打佣人。1920年12月,蔣介石在船中與戴季陶閑談,戴批評蔣「性氣暴躁」,蔣聲稱「余亦自知其過而終不能改」,認為要杜絕此病,只能不帶「奴子」,躬親各種勞役。

  1921年4月,蔣介石因事與夫人毛氏衝突,二人「對打」,蔣介石決定與其離婚。4日,蔣介石寫信給毛氏的胞兄毛懋卿,「縷訴與其妹決裂情形及主張離婚理由」。正在此時,發現毛氏尚未出門,又將毛氏「咒詛」一通。當日,蔣在日記中自責說:「吾之罪戾上通於天矣!何以為子,何以為人!以後對母親及家庭間,總須不出惡聲。無論對內對外,憤慨無似之際,不伸手毆人,誓守之終身,以贖昨日餘孽也。」然而,自責歸自責,蔣介石仍然時發暴性。暴躁狠蠻,幾乎成為他的終身「痼疾」。

  戒名利諸欲

  道學家們既反對縱情聲色,也反對沉溺名利,視之為「膠漆盆」,要人們通過修養,從中滾脫出來。

  蔣介石早年修身時,也很注意戒名利諸欲。1919年,他作《四言箴》自勵:「主靜主敬,求仁學恕,寡慾祛私,含垢明恥」,明確地要求自己「寡慾」。蔣介石要求自己將事業放在首位,而不汲汲於求名求利。這一層意思,他在1920年2月的一則日記中表述得更清楚:「事業可以充滿慾望,慾望足以敗壞各種事業,不先建立各種事業,而務謀饜足慾望,是舍本而逐末也。」

  多欲必貪。蔣介石既要求自己「寡慾」,因此,特別注意戒「貪」,保持廉潔。1921年,蔣介石因葬母等原因,花銷較大,欠下一批債務。次年9月,孫中山命他去福建執行軍務,蔣乘機寫信給張靜江,要求張轉請孫中山為他報銷部分債務。寫信之前,蔣矛盾重重,思想鬥爭劇烈,日記云:「今日為企圖經濟,躊躇半日。貪與恥,義與利四字,不能並行而不悖,而為我所當辨。如能以恥字戰勝貪字,此心超然於利義之外,豈不廉潔清高乎!一身之榮辱生死,皆為意中事,安有顧慮餘地乎!」

  1923年7月,蔣日記有云:「戲言未成,貪念又萌,有何德業可言!」可見,像他努力戒色一樣,對「貪念」,也是力圖遏制的。

  蔣介石長期生活於上海的十里洋場,習染既久,難免沾上奢侈、揮霍一類毛病。1920年歲末,蔣介石檢點賬目,發現全年花費已達七八千元之多,頓覺驚心,嚴厲自責說:「奢侈無度,游墮日增,而品學一無進步,所謂勤、廉、謙、謹四者,毫不注意實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藥矣!」1925年4月,他到上海的大新、先施兩家著名的百貨公司選購物品,自以為「奢侈」,在日記中提醒自己:「逸樂漸生,急宜防慮。」同年5月,自覺「心志漸趨安逸,美食貪樂,日即於腐化」,曾嚴厲自責:「將何以模範部下,而對已死諸同志也?」

  道學家們大都要求人們生活淡泊,甘於「咬菜根」一類清苦生活。上述日記表明,蔣介石早年在這一方面同樣受到道學的影響。

  其他

  誠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範疇,原意為信實無欺或真實無妄,後來被視為道德修養的準則和境界。道學家無不尊誠、尚誠。北宋的周敦頤將「誠」說成「聖人之本」,要求人們經過「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後,回歸「誠」的境界。

  蔣介石深受道學影響,他在早年也曾一度尊誠、尚誠。1922年11月20日日記云:「率屬以誠為主,我誠則詐者亦誠意矣!」這裡,「誠」被蔣介石視作一種馭下之道。1923年5月4日日記云:「凡事不可用陰謀詭計,且弄巧易成拙,啟人不信任之端。」這裡,「誠」被蔣介石作為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1924年5月3日日記云:「機心未絕,足墮信義與人格。」這裡,「誠」才被蔣介石作為一種道德修養準則。

  然而,政治鬥爭講究手段、計謀與權術,即所謂縱橫捭闔,不可能和「誠」的要求契合無間。1926年以後,「誠」字就少見於蔣的日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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