怯弱的良知——我的６６年８月

　（一）

　　１９６６年８月，我是北京女一中的初三學生，沒有資格當紅衛兵。在家庭問題上，我們這類人的出路就是「劃清界限」。所謂劃清界限，就是要在一夜之間，拒絕支撐了十幾年生命的親情，將愛轉化為恨，這無疑是一種強迫， 但當時的我，是努力而痛苦的將「強迫」轉化為「自願」的。因為「劃不清界限」本身，就意味著被劃出革命的圈子，而「跟隨偉大領袖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是我別無選擇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理想。

　　實際上中國傳統文化應該是最講血親關係的：「親親，仁也。」（《孟子 》）。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使子女擺脫了「長者本位」倫理觀的約束，獲得獨立選擇自己道路的權利，但魯迅再三強調不能因此而否定「人倫」的「天性的 愛」，因為它是人世間「隔絕了交換關係與利害關係的愛」！——這是一條「 底線」！如果除了作出不同於父輩的選擇，還要視父輩為仇敵，傷害自己的親 人，那就過了「線」！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儒家「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的主張，應該說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有著血緣關係的親屬之間的愛是「隔 絕了交換關係與利害關係」的，是絕對的！是同樣不能讓步的！這是一條人獸之界，過了這條界限，人就不成其為人！人內在的獸性一旦被如此徹底的誘發出來，可以任意的傷害自己的親人、骨肉，那末還有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做不出來？！

　　我們一代人文革前就懵懵懂懂、耳濡目染的受著這樣「劃清界限」的教育 ，從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到周總理為革命事業背叛剝削階級家庭，再到 「黨的政策是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等等，連遇羅克這樣的先哲都曾不懈的與其家庭作鬥爭。而「紅八月」在中學，真正觸及每一個人靈魂的，正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 就滾他媽的蛋」的主題歌。

　　現在回過頭去看，這是一個危險的讓步！一旦開了頭就會身不由己，按照這個邏輯，順流而下，會引出各種可怕的行為。這裡也隱含著一種道德觀、倫 理觀，即只要「目的崇高」，可以不擇手段，所謂「崇高」，不過是自欺欺人其實就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什麼事都可以干，什麼人都可以背叛、傷害 ，如此為一切反人性行為開路的倫理哲學，在我們的教育中，曾經打著「革命 」的旗號風行一時，至今仍然有影響。……

　　當時我雖然不是紅衛兵，但是每天都要去學校，學毛主席指示，看大字報 、參加鬥爭會。我們教室的前方有一個施工的水泥坑，學校的校長兼黨支部書記張乃一被鬥爭了之後就常常在那坑裡，她渾身上下浸透了深灰色的濕水泥， 頭髮、鼻子、嘴、眉毛都看不見，只剩了一對幽幽的目光，像一個古怪的灰色 精靈。有的時候高中的紅衛兵來對她訓話，有的時候初中的紅衛兵，掄著皮帶抽打她，她發出一聲聲的慘叫，當抽打聲實在不堪忍受時，坐在教室裡的我有過衝動——喊一聲：「別打了！」或是「要文鬥不要武鬥」什麼的？！但這一閃念即刻被一種畏懼甚至是恐懼壓滅了。在那個「紅色恐怖萬歲」的八月裡，此 類內心活動不只一次的反反覆覆。我曾是個任性而好衝動的孩子，幼兒園時 就好打抱不平，敢當眾和老師頂嘴（哈！兔貝貝至今記憶猶新），小學時喜歡和男孩子一起舞槍弄棒、爬樹上房，８歲時因為受不了委屈，從住宿的學校趁天黑出逃，步行幾個小時才找到家。雖然是女孩子，但我一直就被家人戲稱為 「拚命三郎」。可是，在我未滿１６歲那年的紅八月裡，支撐在我生命中的一棵挺拔的小樹，突然被攔腰折斷了！怯弱！我突然變成了一個怯弱的人！

　　即使變得怯弱，今天我也還慶幸自己沒當成耀武揚威的紅衛兵，沒作出更 愚蠢和瘋狂的事情！這裡我想引丁東《精神的流浪》中的一句話來說明：「我和那些在‘紅八月’裡當過凶手的學生的區別，不是人性覺悟的高和低，而是打人資格的有和無。」

#p#　　（二）

　　我們班開始斗同學了！被斗的是班裡的團支部書記，趙留柱，下中農出身 。北京女一中與中南海一牆之隔，幹部子弟集中，高幹子弟較多，我記得初二時學校開始著力培育幹部子弟的優越感，班主任在班裡召開幹部子弟的秘密會議，內容是要幹部子弟努力學習，國家需要你們這樣「紅專」的接班人，身不好的同學學習好就是「白專」，我們的黨要保衛紅色的江山永不變色。一些學習紀律差的幹部子弟在這樣的秘密會議上獲得激勵和優越感。後來的文化革命，我看到，無論是在水泥坑抽打校長的還是在我們班主任老師背上釘圖釘的 ，都無一例外是校長老師們親手培育起來的不可一世的幹部子弟。

　　趙留柱不是幹部子弟而竊據了班裡團支部書記的職位，紅衛兵中的團員和非團員都對此憤恨不已。這是文革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次鬥爭會（以前我參加的
所有鬥爭會都是操場或廣場的大會，我都是離得遠遠的觀看，而這次的鬥爭對象就是自己朝夕相處的同班同學，就坐在自己身旁突然被揪鬥）！……全班同 學把她圍在中間，有人指斥她，有人推她、踢她、打她，向她身上吐唾沫，她圓圓的紅臉變得慘白，兩根粗粗的麻花辮子披散開了，她下意識的用頭髮把臉 盡量遮擋住！但她始終沒有哭！……

　　我至今不相信當時全班同學都認為她應該被鬥，但這樣的發生在４０多個女同學之中的事竟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為她說句話！包括我自己！這是我多少 年來不願意原諒自己的一件事。後來我問過一個同學，她說：「你想的太多了 ，這種事無論應不應該它都發生了，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我們唯一需要考慮的
是如何保護好自己。」……

　　趙留柱後來到山西插隊嫁作農家婦，至今未回北京。我１９９５年約她寫了篇農村生活的回憶文章《人生路彎彎》，收在我們編的《５０個北京女知青的自述裡》，在這本書的作者裡，她是唯一的留在當地的北京女知青。１９９５年她從山西回北京交稿時，我召集了一個全班同學的聚會，希望大家能在近３０年後向她說聲「對不起」，但是誰都沒說！我也沒有機會說！

　　去年春節，趙留柱來京探親和另一個同學到我家，我準備這次一定要說「對不起」了，我剛提起個話頭，她就打斷我說「我不想再提那些事」！另一個同學趕忙對我使眼色、擺手，……我終於沒能當面向趙留柱說一句「對不起」，因為她不想聽！

　　（三）

　　１９６６年的８月裡，我和王思不知怎的到一起了。在學校時，我們相互不講話，出了校門她就跟在我後面回我家，我的爸爸媽媽被隔離審查不能回家 ，雖然家裡到處都貼著封條，畢竟沒有大人在家，少些拘束。我們從這屋竄到那屋，又從那屋竄到那屋，像兩隻熱鍋上的螞蟻！熱！我們就在屋子中間的地上鋪上張大席子，躺在地上，還熱！我們就去什剎海游泳。……

　　那天王思沒到學校，我在學校裡一個上午都沒人理我，下午我就去王思家找她。王思的媽媽卞仲耘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副校長兼黨支部書記，王思初二
時從女八中轉來，初三就當了班長。

　　她家是禮士路樓群中的一套三居室，樓道裡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滿目「卞仲耘」的名字被打上大紅叉，家門大敞著，門外站滿了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她
們許多人站在高高低低的樓梯上，一個站在高處的女生正慷慨陳辭。我進屋找到王思，她和弟弟妹妹在一起，她媽媽還沒有回家。就是說，人還在學校裡挨
鬥，而一部分紅衛兵已經在家門口準備繼續的鬥爭了。門口的喊話內容是要他們子女與其母親「劃清界限」。我和王思，還有她弟弟、妹妹，躲在最裡邊的
一間屋裡，誰也不說一句話，她的妹妹跪在窗前的一把椅子上，呆呆的望著窗外。不知道過了多久，忽然門口傳來騷動聲，王思緊張的對我說：「我媽媽回來了！」果然，「打倒卞仲耘！」的口號聲震天響。王思的媽媽卞仲耘到衛生間去洗了，紅衛兵不讓關門，說要防止自殺，王思的妹妹在衛生間裡陪著她媽媽洗，我們站在衛生間外面，門口的批判鬥爭似乎在不斷升級，人也似乎越聚越多了！……我突然對王思說：「我想回家！你和我一起去我家吧！」王思無言的對我搖搖頭。哦，我明知道這是不可能的，這裡有她的弟弟妹妹！還有她的媽媽！

　　我走了！那天我在王思需要我的時候（我一直這樣以為）走了！因為我害怕！第二天下午，聽說王思的媽媽死在師大女附中的操場上。

　　……

     也許，「說」與「不說」的兩難選擇，將是始終折磨著我們的人生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