怯弱的良知——我的66年8月

 (一)

  1966年8月,我是北京女一中的初三學生,沒有資格當紅衛兵。在家庭問題上,我們這類人的出路就是「劃清界限」。所謂劃清界限,就是要在一夜之間,拒絕支撐了十幾年生命的親情,將愛轉化為恨,這無疑是一種強迫, 但當時的我,是努力而痛苦的將「強迫」轉化為「自願」的。因為「劃不清界限」本身,就意味著被劃出革命的圈子,而「跟隨偉大領袖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是我別無選擇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理想。

  實際上中國傳統文化應該是最講血親關係的:「親親,仁也。」(《孟子 》)。五四新文化運動雖然使子女擺脫了「長者本位」倫理觀的約束,獲得獨立選擇自己道路的權利,但魯迅再三強調不能因此而否定「人倫」的「天性的 愛」,因為它是人世間「隔絕了交換關係與利害關係的愛」!——這是一條「 底線」!如果除了作出不同於父輩的選擇,還要視父輩為仇敵,傷害自己的親 人,那就過了「線」!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儒家「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的主張,應該說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有著血緣關係的親屬之間的愛是「隔 絕了交換關係與利害關係」的,是絕對的!是同樣不能讓步的!這是一條人獸之界,過了這條界限,人就不成其為人!人內在的獸性一旦被如此徹底的誘發出來,可以任意的傷害自己的親人、骨肉,那末還有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做不出來?!

  我們一代人文革前就懵懵懂懂、耳濡目染的受著這樣「劃清界限」的教育 ,從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到周總理為革命事業背叛剝削階級家庭,再到 「黨的政策是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等等,連遇羅克這樣的先哲都曾不懈的與其家庭作鬥爭。而「紅八月」在中學,真正觸及每一個人靈魂的,正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 就滾他媽的蛋」的主題歌。

  現在回過頭去看,這是一個危險的讓步!一旦開了頭就會身不由己,按照這個邏輯,順流而下,會引出各種可怕的行為。這裡也隱含著一種道德觀、倫 理觀,即只要「目的崇高」,可以不擇手段,所謂「崇高」,不過是自欺欺人其實就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什麼事都可以干,什麼人都可以背叛、傷害 ,如此為一切反人性行為開路的倫理哲學,在我們的教育中,曾經打著「革命 」的旗號風行一時,至今仍然有影響。……

  當時我雖然不是紅衛兵,但是每天都要去學校,學毛主席指示,看大字報 、參加鬥爭會。我們教室的前方有一個施工的水泥坑,學校的校長兼黨支部書記張乃一被鬥爭了之後就常常在那坑裡,她渾身上下浸透了深灰色的濕水泥, 頭髮、鼻子、嘴、眉毛都看不見,只剩了一對幽幽的目光,像一個古怪的灰色 精靈。有的時候高中的紅衛兵來對她訓話,有的時候初中的紅衛兵,掄著皮帶抽打她,她發出一聲聲的慘叫,當抽打聲實在不堪忍受時,坐在教室裡的我有過衝動——喊一聲:「別打了!」或是「要文鬥不要武鬥」什麼的?!但這一閃念即刻被一種畏懼甚至是恐懼壓滅了。在那個「紅色恐怖萬歲」的八月裡,此 類內心活動不只一次的反反覆覆。我曾是個任性而好衝動的孩子,幼兒園時 就好打抱不平,敢當眾和老師頂嘴(哈!兔貝貝至今記憶猶新),小學時喜歡和男孩子一起舞槍弄棒、爬樹上房,8歲時因為受不了委屈,從住宿的學校趁天黑出逃,步行幾個小時才找到家。雖然是女孩子,但我一直就被家人戲稱為 「拚命三郎」。可是,在我未滿16歲那年的紅八月裡,支撐在我生命中的一棵挺拔的小樹,突然被攔腰折斷了!怯弱!我突然變成了一個怯弱的人!

  即使變得怯弱,今天我也還慶幸自己沒當成耀武揚威的紅衛兵,沒作出更 愚蠢和瘋狂的事情!這裡我想引丁東《精神的流浪》中的一句話來說明:「我和那些在‘紅八月’裡當過凶手的學生的區別,不是人性覺悟的高和低,而是打人資格的有和無。」

#p#  (二)

  我們班開始斗同學了!被斗的是班裡的團支部書記,趙留柱,下中農出身 。北京女一中與中南海一牆之隔,幹部子弟集中,高幹子弟較多,我記得初二時學校開始著力培育幹部子弟的優越感,班主任在班裡召開幹部子弟的秘密會議,內容是要幹部子弟努力學習,國家需要你們這樣「紅專」的接班人,身不好的同學學習好就是「白專」,我們的黨要保衛紅色的江山永不變色。一些學習紀律差的幹部子弟在這樣的秘密會議上獲得激勵和優越感。後來的文化革命,我看到,無論是在水泥坑抽打校長的還是在我們班主任老師背上釘圖釘的 ,都無一例外是校長老師們親手培育起來的不可一世的幹部子弟。

  趙留柱不是幹部子弟而竊據了班裡團支部書記的職位,紅衛兵中的團員和非團員都對此憤恨不已。這是文革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次鬥爭會(以前我參加的
所有鬥爭會都是操場或廣場的大會,我都是離得遠遠的觀看,而這次的鬥爭對象就是自己朝夕相處的同班同學,就坐在自己身旁突然被揪鬥)!……全班同 學把她圍在中間,有人指斥她,有人推她、踢她、打她,向她身上吐唾沫,她圓圓的紅臉變得慘白,兩根粗粗的麻花辮子披散開了,她下意識的用頭髮把臉 盡量遮擋住!但她始終沒有哭!……

  我至今不相信當時全班同學都認為她應該被鬥,但這樣的發生在40多個女同學之中的事竟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為她說句話!包括我自己!這是我多少 年來不願意原諒自己的一件事。後來我問過一個同學,她說:「你想的太多了 ,這種事無論應不應該它都發生了,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我們唯一需要考慮的
是如何保護好自己。」……

  趙留柱後來到山西插隊嫁作農家婦,至今未回北京。我1995年約她寫了篇農村生活的回憶文章《人生路彎彎》,收在我們編的《50個北京女知青的自述裡》,在這本書的作者裡,她是唯一的留在當地的北京女知青。1995年她從山西回北京交稿時,我召集了一個全班同學的聚會,希望大家能在近30年後向她說聲「對不起」,但是誰都沒說!我也沒有機會說!

  去年春節,趙留柱來京探親和另一個同學到我家,我準備這次一定要說「對不起」了,我剛提起個話頭,她就打斷我說「我不想再提那些事」!另一個同學趕忙對我使眼色、擺手,……我終於沒能當面向趙留柱說一句「對不起」,因為她不想聽!

  (三)

  1966年的8月裡,我和王思不知怎的到一起了。在學校時,我們相互不講話,出了校門她就跟在我後面回我家,我的爸爸媽媽被隔離審查不能回家 ,雖然家裡到處都貼著封條,畢竟沒有大人在家,少些拘束。我們從這屋竄到那屋,又從那屋竄到那屋,像兩隻熱鍋上的螞蟻!熱!我們就在屋子中間的地上鋪上張大席子,躺在地上,還熱!我們就去什剎海游泳。……

  那天王思沒到學校,我在學校裡一個上午都沒人理我,下午我就去王思家找她。王思的媽媽卞仲耘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副校長兼黨支部書記,王思初二
時從女八中轉來,初三就當了班長。

  她家是禮士路樓群中的一套三居室,樓道裡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滿目「卞仲耘」的名字被打上大紅叉,家門大敞著,門外站滿了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她
們許多人站在高高低低的樓梯上,一個站在高處的女生正慷慨陳辭。我進屋找到王思,她和弟弟妹妹在一起,她媽媽還沒有回家。就是說,人還在學校裡挨
鬥,而一部分紅衛兵已經在家門口準備繼續的鬥爭了。門口的喊話內容是要他們子女與其母親「劃清界限」。我和王思,還有她弟弟、妹妹,躲在最裡邊的
一間屋裡,誰也不說一句話,她的妹妹跪在窗前的一把椅子上,呆呆的望著窗外。不知道過了多久,忽然門口傳來騷動聲,王思緊張的對我說:「我媽媽回來了!」果然,「打倒卞仲耘!」的口號聲震天響。王思的媽媽卞仲耘到衛生間去洗了,紅衛兵不讓關門,說要防止自殺,王思的妹妹在衛生間裡陪著她媽媽洗,我們站在衛生間外面,門口的批判鬥爭似乎在不斷升級,人也似乎越聚越多了!……我突然對王思說:「我想回家!你和我一起去我家吧!」王思無言的對我搖搖頭。哦,我明知道這是不可能的,這裡有她的弟弟妹妹!還有她的媽媽!

  我走了!那天我在王思需要我的時候(我一直這樣以為)走了!因為我害怕!第二天下午,聽說王思的媽媽死在師大女附中的操場上。

  ……

     也許,「說」與「不說」的兩難選擇,將是始終折磨著我們的人生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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