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年以後中共現當代史上的胡說八道

今年是2006年，是1956年「冒進」亂國、「反冒進」提出並被批判50週年，是「文革」開始40週年和結束30週年。這些不堪入目的歷史記憶，是任由瘋子和狂人胡說八道、禍國殃民的時代，是中華民族的災難。這段恥辱史，是後人永遠也不能遺忘的歷史。尤其是當年被公開頌揚的一些「語錄」，完全是胡說八道，但卻是真實發生過的，並和著血和淚，寫就了我們國家最近50多年的恥辱史。直到今天，我們的眼睛還沒有完全直面真實的歷史，當局還在裝聾作啞，彷彿這段歷史從未發生。

悲哀啊，人們。我們要讓真實的歷史，點點滴滴匯成江河，奔騰在一代又一代覺醒並拒絕遺忘的人們內心深處，活在一代又一代人真實又理性的歷史記憶中，避免歷史重演。

說真話抵擋不住胡說八道的壓力

有論著認為中國共產黨「起家」，依靠「兩桿子」，一是槍桿子，一是筆桿子。槍是暴力，筆是非暴力，卻被毛澤東當成「軟刀子」，也能「殺人」。「反右」一反就反了55萬人，「文革」就革掉了千萬人的命，比中日戰爭時期的傷亡還要大。難道和平時期比戰爭時期還殘酷？非也，戰爭時期槍林彈雨，死者均死得其所；可和平穩定時期，階級鬥爭，因言治罪，因言惹禍上身因政見不同，死於非命，甚於槍林彈雨時代，可見「苛政猛於虎」仍舊以特別的方式重演，「人命不如草芥」張了。

1949年10月以後是新政，不久就進入50年代。1954年中國有了《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和居住、遷徙自由。可到了不久，社會主義建設出現了冒進，接著反冒進也跟上，一切都很正常。有人就有矛盾，有矛盾就會有分歧。那個時代，黨就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不容絲毫質疑和不容挑戰的權威。所以，領導全國的黨就公開宣傳，強調「輿論一律」，言論出版自由就從此成為花瓶，或聾子的耳朵是擺設。「大躍進」時，報紙、廣播上「一律」地吹牛、「一律」地「放衛星」，「一律」地胡說八道，但結果就「一律」進入了「三年困難時期」，真實發生餓死人，甚至「人吃人」，也就見不了報紙，成為國家的「絕密」；再後，就是「反右傾機會主義」又「一律」，結果「一律」掉了實事求是，「偉大領袖」可以忘乎所以，拿國家當試驗品，彷彿陶瓷摔碎了，還可以和成泥巴再重新回爐，沒有人為此負法律責任；本來，「廬山會議」出發點就是反左不反右，最後卻成了反右。再以後，偉大領袖的試驗更一發而不可收拾，「文」期間又「一律」，「一律」長達十年，後果是「十年浩劫」，塗炭生靈，直到今天我們卻看不到當局直面這段歷史，更談不上吸取歷史教訓了。

一個國家，悲哀的是國家通過政府的權力，禁止人民說真話，只允許偉大領袖胡說八道，應了一句古話就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50年代，當時還有「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號召，最後卻發展成為可怕的「引蛇出洞」，說真話的成了牛鬼蛇神，說假話的成了權威。比如在1957年之前，中央報紙如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常在報紙上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討論，中共也表示支持，認為輿論發揮一定的監督作用。據統計，有一家中央級報紙從1950年到1954年間，一共發表了讀者來信2,072件，內容多數是批評性的，平均幾乎一天一篇，超過今天的《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臺的《焦點訪談》。可自從「反右」以來，毛澤東就一下子就從全國500萬知識份子中「欽定」了55萬牛鬼蛇神後，報紙上批評性的稿件越來越少，少到幾乎絕跡，而胡說八道則越來越多。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機關報《團結報》曾發表錢辛波文章時提到，有一位新聞研究生曾統計1963年11月份的一家中央級報紙，整月沒有一篇批評揭露性稿件。事實上，中國共產黨黨章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都有明文規定人民可以監督黨和政府，但實際上黨需要監督就有監督，如不需要監督，監督就是反黨，就是右派。輿論一律就是要求「百花不齊放，百家不爭鳴」，有了「一」就是讓言論和出版自由的憲法權利「束之高閣」，要求全民老老實實地在大政方針上要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誰有不老實就不會有好下場。

任由毛澤東胡說八道，說真話者險些被一棍子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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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大儒梁漱溟還與毛澤東發生了一場很不愉快的爭論。時為1953年9月8日至18日，政協常委會先開擴大會議，後轉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擴大會議，前後一共十天，梁漱溟先生列席。9月8日，身兼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周恩來給政協常委會擴大會議作了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11日下午，梁漱溟根據自己準備的，作即席發言。他說，「……我想重點提出的。那就是農民問題或鄉村問題。過去中國將近30年的革命中，中國共產黨都是依靠農民而以鄉村為根據地的。但自進入大城市之後，工作重點轉移於城市，從農民成長起來的幹部亦都轉入城市，鄉村便不免空虛。特別是近幾年來，城裡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鄉村的農民生活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鄉下人都往城裡（包括北京）跑。城裡不能容，又趕他們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說，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之上，農民的生活在九地之下，有‘九天九地’之差，這話值得引起注意。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產黨之成為領導黨，主要亦在過去依靠了農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們，人家會說他們進了城，嫌棄他們了。這一問題望政府重視。

沒想到梁的這篇發言，卻成了毛澤東嚴厲批評的導火線。9月12日，梁漱溟又列席了中央人民政府擴大會議。毛澤東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瞭解農民。笑話！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到了9月17日的會上，有位中共領導人作了長篇發言，中心內容是聯繫歷史上的一些事實，證明梁漱溟的反動是一貫的。其間毛澤東作了若干份量很重的「胡說八道」，主要有：「講老實話，蔣介石是用槍桿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殺人有兩種，一種是用槍桿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桿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桿子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人家說你是好人，我說你是偽君子！」「對你的此屆政協委員不撤銷，而且下一屆（指1954年）政協還要推你參加，因為你能欺騙人，有些人受你欺騙。」「假若明言反對總路線，主張注重農業，雖見解糊塗卻是善意，可原諒；而你不明反對，實則反對，是惡意的。」

9月18日下午，繼續開會。梁漱溟的答辯發言剛剛開了頭，會場上便有一些人打斷他，不讓他再往下講。而梁漱溟呢，正迫不及待地要往下講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我很希望領導黨以至於在座的黨外同志考驗我，考察我，給我一個機會，就在今天。同時我也直言，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什麼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來龍去脈都說清楚之後，毛主席能點點頭，說：」好，你原來沒有惡意，誤會了。‘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澤東這時插話說，」你要的這個雅量，我大概不會有。「梁漱溟緊接著說，」主席您有這個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沒有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您的尊敬。「毛澤東說，」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當下去。「接著，不少到會者以胡說八道繼續附和：不聽梁漱溟胡言亂語！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梁漱溟滾下臺來。這一情景，就是任由毛澤東胡說八道，說真話者險些被一棍子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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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7年，胡說八道就更加變本加厲了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4月30日起，毛澤東多次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座談，號召他們對政府的錯誤和缺點，大膽提出批評，幫助黨整風。曾是「愛國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參加了其中的三次。5月13日那次座談，章乃器因事未能出席，但仍送去了一份書面發言，並附去信函一封，說明稿子是「信筆直書」，是草率，但也是直率的，是否發表，請領導掌握。後來，他又寫了《關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的問題》，這兩篇文章都見了報。

這時，章乃器仍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糧食部的工作上，誰知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卻風浪驟起。從6月5日起，他的言論遭到了全國性的批判，他本人也於一夜之間由著名的愛國人士變成了「極右派」、「右派頭子」、「反共反人民的老手」。當時，章乃器受到「批判」的觀點，除了有關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及「紅色資產階級政黨」等外，還增加了「與黨爭權力」、「反對黨的領導」、「鼓吹定息不是剝削」、「號召工商界‘抬起頭來’同黨進行鬥爭」、「民族資產階級的思想改造是‘脫胎換骨就是要抽筋剝皮’」等。

整風運動開始時，民主人士章士釗也在政協徵求民主黨派意見的座談會上發言，試圖以「小批評」打破「一律」保持共產黨的長久執政地位，他說一個水果，表皮壞一些不甚要緊，削去一些並無損果子味道。唯果子自核心處腐爛生蟲，雖表面光澤尚存，但從裡往外逐漸腐蝕，最終此果不可食。共產黨乃國家興旺之柱石，猶如果實之核心。社會其他方面有些毛病較易糾正，唯共產黨核心之健全最重要。沒想到，「反右」開始時，政協一部分人猛烈批判章這番話，指責說這是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反黨言論。章被迫寫檢討。而在當時，民主人士章（伯鈞）羅（隆基）等已被打入「反黨聯盟」，如果不是章的女兒章含之在毛身邊當英文老師，趁機讓毛回憶過去念舊情，否責大放過激言詞的章士釗恐怕難逃儲安平「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可怕結局。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復，由中央統戰部上報的《關於摘掉右派份子帽子的請示報告》，1978年9月17日《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一年半之後，1980年5月8日，55萬餘頂右派帽子已全部摘去。但至今還保留著幾位著名的「不予改正」的右派份子，如

◆章伯鈞，當年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副主席、政務院委員、中央交通部部長、農工民主黨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羅隆基，當年全國政協常委、政務院委員、中央森林工業部部長、民盟中央副主席；
◆彭文應，法學家，曾留學美國威斯康辛的哥倫比亞大學，繼而返國在上海法學院等校任教，上海民盟盟員；
◆儲安平，當年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光明日報》總編輯；
◆陳仁炳，當年民盟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

1982年，章伯鈞的骨灰移葬在八寶山公墓。羅隆基逝於69歲，卻在90歲冥壽時享受到了一個由公家出面主辦、且專為緬懷他一個而開的紀念會。「樸素謙和」的彭文應是於1962年戴著帽子辭世的。儲安平，58歲時在1966年深秋消失了。

「小罵大幫忙」過時了，「小罵」是絕對不能允許的，而且有「小罵大犯罪」的下場

在國民黨大陸執政時代，文人辦報還有一個良好傳統就是「小罵大幫忙」，為執政者提意見，當好「瞭望者」。可到了1957年「反右」擴大化以後，尤其「文革」，「小罵」是絕對不能允許的，而且有「小罵大犯罪」的下場──「大罵」就是死罪了，人人噤若寒蟬，人人自危。

如2003年第7期《炎黃春秋》發表王民權先生的文章提到，荒唐的「文革」，奇事很多，他援引原王震秘書、原當代中國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李松晨等主編的《輝煌50年──共和國檔案》一書中的《文革檔案》「文革花絮」，指出「文革」時代的荒唐：當時《解放軍報》「當一版有毛主席照片時，就必須保證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沒有人把槍口對著毛主席的方向，甚至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樣出現時，一定要透過光線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沒有貶義詞……後來只好做一個報紙透視箱，一個玻璃桌子，桌下安幾個電燈。報樣出來後，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頭打開電燈，進行透視，以檢查毛主席照片和名字前後，有沒有貶義詞。經嚴格檢查後，沒有貶義詞才能付印。」另外，當時「新聞界還有一種風氣叫‘對表’，大概第二天有什麼比較重要的新聞，全國各地許多報紙夜間都要打長途電話到北京，主要打給《人民日報》，其次打給《解放軍報》，詢問某一條重要新聞安排在版面的什麼地方，用什麼字體，標題佔多少欄。這樣即使版面處理得不妥，也可以不負責任。」這段歷史是一位親身經歷的編輯敘述的，真實性方面是是毫無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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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民權先生的文章還著重提到「文革」時期發生的「8．25」《陝西日報》事件，該事件不但荒唐透頂，還震驚中外，現已成為「文革史」上一塊無法消除的文字獄典型事件。事件發生在1966年8月25日，中共陝西省委主辦的《陝西日報》在第三版以《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為題，刊登了紀念毛澤東《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發表20週年的有關文章。第四版刊登的是「毛主席檢閱首都百萬革命大軍」的圖片，兩版都是「宣傳毛澤東思想的版面」，按說應該夠「革命」的了，不料卻禍從天降。當天下午到26日，西安交大、公路學院等院校20,000多「革命師生」，聚集並包圍了陝西日報社，痛斥這天報紙第三版標題《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中的「帝國主義」和「紙老虎」幾個字正好對準了第四版毛澤東像的頭部中央，「反動派」幾個字正好對準了陳伯達（時任中央文革組長）的頭和脖子，認為這是「以偷天換日的手法，對我們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進行的惡毒侮辱」，「是對我們無產階級的猖狂進攻」，「是一個精心策劃的反革命事件」，並將此事與西北局和陝西省委聯繫起來，向報社提出「六項要求」：（1）在報社門口召開聲討大會；（2）立即安裝喇叭，佈置會場；（3）劉瀾濤（西北局第一書記）、霍士廉（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參加大會，但不得發言；（4）由代總編輯李一鬆（陝西省軍區副政委）交待問題，如交待不好，即封閉報社；（5）起草電報發往中央，不得延誤；（6）兩日內必須報導「西安交大等院校聲討省委黑幫大會」的消息。甚至高呼「砸碎報社」、「封閉報社」、「接管報社」等口號，「衝進報社，佔領報社編輯部辦公樓，控制對外電話，限制報社人員出入，打爛貼報櫥窗和樓門玻璃，闖入辦公室，拿走和抄錄文件及社論草稿、報刊雜誌和鋼筆、文具等」，最後還發展到「到處抓人，非法搜查兩位副總編輯的辦公室和宿舍，翻箱倒櫃」。有些人還要強行摘掉李一鬆的紅星帽徽和紅領章，讓李戴高帽子遊街，將李批鬥長達七個多小時，陝西師大和北京工大赴陝戰鬥隊有人還貼出「西安一毒草，長在中山街（即今東大街，陝西日報社時在該街），施肥自有省委人，根子實際在小寨」（指陝西省軍區）的街頭詩和「立即改組陝西省委，立即改組陝西日報社」的大幅標語。其餘如《陝西日報有鬼》、《陝西日報站在什麼立場》、《赤膊上陣的陝西日報》、《戳穿陝西日報社的大陰謀》、《陝西日報是文化革命的絆腳石》等大字報更是滿街都是，形成轟動一時的「8．25」陝報事件。

這一事情愈鬧愈大，不僅陝西，「從新疆的伊犁、克拉瑪依到福建前線的東山島，從黑龍江到海南島」全國各地都知道了這次事件。造反師生一方面抓住這些莫須有的「問題」不斷上綱上線，一方面對陝西日報社傳單和公開信中「政治扒手」、「別有用心的人」等提法和有些參與造反的人被其他各種傳單、社會輿論「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份子」，深為不滿，步步進逼。面對造反師生的咄咄攻勢，風雨飄搖中的西北局、陝西省委深感壓力巨大，不得不在造反師生的強烈要求下，組織由「革命學生、革命工人、革命幹部」組成陝西省委「《陝西日報》社印發傳單問題」檢查團，於11月2日進駐陝西日報社，進行所謂「檢查」。12月14日，《陝西日報》被迫就印發傳單做出檢討，同一天，陝西省委也做出了公開檢討。但是，檢查團認為，陝西省委和陝西日報社的檢討極不深刻，「……陝西省委、《陝西日報》社根本沒有向革命群眾低頭認罪，痛改前非，改正錯誤，回到正確路線上來的誠心。他們非但不主動消毒，為革命群眾平反，反而設置重重障礙，抵制檢查……」

結果，「8．25」事件成了陝西日報社、陝西省委乃至西北局怎麼也擺脫不了、洗刷不清的「罪惡」，隨著「鬥爭」的逐步深入，1966年12月31日，陝西日報社終於被「紅色造反者」查封，後來陝西省委、西北局大權被奪，革委會把握政權，砸爛公檢法……中國有了陝報「8．25」事件，這種「透視」的做法和「對表」的風氣，助長製造文字獄的囂張氣焰，惹禍上身和罹難者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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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身邊說真話，「伴君如伴虎」

記得筆者小時候正逢「文革」末尾，我們小夥伴玩報紙折疊的玩具，大人嚴格要求我們看看上面，絕對不能有一個「毛」字，我們的小夥伴也牢記在心，有了「毛」字就反動，人大就會成為「現行反革命」，十分可怕的，我們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毛」就是毛主席，他的權威不但包括主席這個最高職位，還包括了一個小小的通用的「毛」字，誰也不能動這個字。不但不能動，就是對毛澤東說真話也是要小心的，重者殺頭，輕者開除，就連他身邊的人也不例外。比如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最後死於非命。再如曾陪著毛澤東在中南海跳舞的原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幹部霍英1986年回憶《中南海的一次週末晚會》，提到向毛主席反映情況最後被調離的經歷。

那是1962年4月底，霍英由中央宣傳部調到中央辦公廳秘書室工作，處理幹部、群眾給黨中央、毛澤東的信件。她看到，通過半年多處理來信，單從山東省來看，對1957年反右運動中劃為右派的申訴信就佔了很大的比重。

「接觸這類信件多了，使我逐漸形成一個概念：在反右派運動中，存在著擴大化的錯誤，使一些好黨員，好幹部受到了傷害。作為代黨中央、毛主席處理信件的我，心情是極不平靜的。面對這種情況，我幾次提出意見，得不到解決，而且受到領導和黨小組的批評，說我思想右傾，容易感情用事，以感情代替政策，嚴重自由主義等等。對這種批評，我當然想不通，想當面向毛主席請教。在一次週末晚會上，我見到了毛主席。當慢四步舞曲的旋律響起來之後，我快步走到毛主席身邊，請他跳舞。我一邊和主席踏著舞曲的節奏像散步似的緩緩漫步，一邊向主席談起了右派申訴信件之多的情況。為了闡述得透徹，我列舉了三個典型案例來說明反右派運動中，某些地方黨委不執行政策，甚至趁機打擊陷害同志，把一些好同志打成右派。本人不服，不斷給主席來信申訴，寄希望於黨中央、毛主席為他們平反的情況。毛主席精神非常集中地聽取我的匯報，甚至後來不再聽舞步的節奏漫步，而是原地不動地停了下來。問我：‘劃成右派的定案材料寄來了嗎？’我說寄來了，正因為看到了這些定案材料，才更加清楚地證明很多好同志被錯打成了右派。我連珠炮般地接著說：‘這麼多的右派申訴，主席知道不知道？下邊有擴大化的錯誤，主席知道不知道？’主席說，‘詳情不太知道。’我又告訴主席，‘對右派的申訴信件，領導有指示，原則上不作處理，說右派是敵我矛盾，不能平反……。’我剛說到這裡。主席有點氣憤地提高了聲音問道：‘誰說的？真正錯劃的右派，要糾正，要平反！’毛主席當即要我轉告秘書室的領導，把各地的右派申訴情況寫一個綜合材料報送給他。第二天一早上班，我即向秘書室副主任陳秉忱同志轉達了毛主席的意見。他極為重視，立即向辦公室負責信訪的領導作了匯報。後來，領導讓我執筆起草全國各地右派申訴情況的綜合報告。然而，當綜合報告初稿剛剛送給秘書室領導審閱，還沒有上報到毛主席那裡時，在一個星期五的下午──下一個週末晚會的前一天，我卻突然接到了調動工作的通知，讓我立即辦理調動工作手續，交出了工作證，調出了中南海，調離了毛主席身邊……」（1986年3月25日上海《報刊文摘》轉自《新觀察》崔英回憶文章）

當時的毛澤東，已經是皇帝的角色了，而霍英則是一個為民告「御狀」的「清官」角色。可惜這時的毛澤東內心對全國錯劃55萬右派心知肚明的，霍英一個能夠跳舞的秘書居然可以替民說真話，是讓龍顏大怒的。只是當時還只是1962年，毛澤東他老人家還沒有絕對發瘋，「伴君如伴虎」的霍英調離「虎」，只能說是好事，若是「文革」期間告「御狀」，難免牢獄之災，甚至有殺頭的危險。這就是當權者胡說八道禍國殃民的特徵，說假話不危險，說真話不自由，中國的言論空間一下子倒退到清朝時代，人人自危，人人恐懼。

魯迅之子周海嬰在回憶著作《魯迅與我七十年》中透露，翻譯家羅稷南1957年「反右」時曾問毛澤東「今天魯迅若活著，他可能會怎樣？」這次，毛對此卻十分認真，沒有胡說八道，而是沉思了片刻，回答：以我的估計，（魯迅）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要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

經歷過「反右」和「文革」的人都知道，「我是黨的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為黨添磚加瓦，是不能有絲毫含糊，也不能絲毫私心和公心，只能為權力者服務，聽話。如山西運城製藥廠一個叫張水月的負責人這樣說，「不聽領導話就是不聽黨的話，決沒好下場」。1985年第2期《山西青年》曾記載張水月這個「獨立王國的暴君」如何囂張，就連運城市的一個陳副市長，也和這個「暴君」一樣放肆地說：「如果再搞一次反右運動，首先應把這些（不聽話的）人打為右派份子。」。簡直又是第二次「反右」和「文革」翻版。

為什麼直到今天還有那麼多的人不敢說真話，那些胡說八道的人為什麼還在繼續囂張，主要就是黨這個組織裡的最高權力者繼續一手遮天，強姦民意，從一直大量製造「右派」、「叛徒」、「特務」、「內奸、工賊、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階級異己分子」，到今天繼續一種聲音，不開放言路、報禁和黨禁，繼續胡說八道，當今天的人們面對這個殘酷現實時，要麼成為為虎作倀者，成為幫凶；要麼成為沉默的大多數，也是另外一種幫凶……

歷史啊，有時候不可避免地重演，有時候又推倒重來。

警惕啊，人們！

毛澤東治下的文字獄和毛澤東的當面一套、背後一套

毛澤東這個人，不但不是治世之能臣，更不是治世之明君，一句話概括，他就是一個亂世之「毛賊」，治世之「亂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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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為證。

據原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範用在2002年1月25日《文匯讀書週報》上發表回憶文章，稱當初毛澤東準備讓他編輯蔣介石文集，後來又不了了之。那時大約在「文革」前一、兩年，中宣部通知範用去開會，與會的還有中華書局總編輯金燦然。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主持會議，說毛主席一次接見外國客人，說了在王府井的書店可以買到兩個人的全集，一個是赫魯曉夫，一個是蔣介石。記住這是毛澤東信口對外國人胡說的，因為當時蔣的書還沒有編出來。範用在會上表示這兩部全集都不適合由作為國家政治書籍出版社的人民出版社出版。金燦然說中華書局是出版古籍的，也不屬於他們的出書範圍。最後議定蔣介石全集由人民出版社承擔，赫魯曉夫全集則請世界知識出版社考慮。於是範老先生派了三名編輯分三路調查、收集各地圖書館收藏的蔣介石論著。借調人員由他開名單，調來的不是「右派份子」，就是多少有些歷史問題的人，「文革」期間以「招降納叛」之罪一起受到清算。蔣介石全集的編輯工作進展甚快，不久就編出了十幾集，由範用通讀了每一集，簽字付印了一百部稿本，給中宣部打了個報告，附上一本稿本。報告說擬印一千部，限定發行範圍。沒有幾天，中宣部就來通知，稱毛主席作了批示：「一千本太少，印它一萬部。」

範用通過閱讀認為，蔣介石早期的言論證明，此人並非不學無術之輩。黃埔軍校時期，蔣介石每晚到學員宿舍巡視，當場訓話，有條有理，且有見識。有一天，他甚至講過這樣的話：誰罵蘇聯，就等於罵我的爺娘（查對後來文本，「反對蘇聯」改為「反對英美」了），挺革命。抗戰時期在武漢，蔣介石有一動員人民抗日的文告，即由時任政治部三廳廳長的郭沫若為其起草。沒有多久，「文革」出臺，除了清算、批鬥範用的罪行，這件事也就沒有下文。後來下放到干校的範用聽說，蔣介石全集的資料和檔案，全部運到「三線」的山洞中保存，以後又運回北京，不知現在何處。「文革」期間，範用知道「文革」只反所謂的「反革命」，而出來不反皇帝。他在文化部集訓班見到揭發編輯蔣文集的大字報，有數米之長，由三樓掛到一樓。但範用當時不敢交代此事是毛主席叫辦的，怕被說成「惡毒污蔑偉大領袖」。後來範用實在頂不住吃不消了，只好悄悄告訴革命的軍宣隊是怎麼回事。一夜之間，這張大字報無影無蹤消失了，造反派也不過是造所謂反革命的反，而不敢造毛澤東的反，因為他們狗膽包天無論如何是不敢在毛主席頭上動土的。至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地上也沒有蔣介石文集面世，毛澤東是信口開河而已。

毛澤東就是這樣的人，說是一回事情，做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多半是說了等於做了，反正沒有人敢追查毛澤東的不是。

「文革」期間，中國的個人崇拜盛行，但毛澤東卻實行內外有別政策，一國兩制，比如在1968年，人人向毛主席早請示、晚匯報，是每個人每天不可或缺的生活內容。有阿爾巴尼亞大使赴天津訪問，外交部翻譯範承祚陪同，安排參觀單位集體「讀語錄」、「唱東方紅」、「呼萬壽無疆」，大使也揮動小紅書和中國同志一起參與。但進行到給毛主席像三鞠躬節目時，大使說什麼也不干。範承祚向天津外辦的軍代表解釋，人家對自己國家的領袖恩維爾．霍查都不鞠躬，更不會給咱們的毛主席三鞠躬了。為此，他被某單位扣上帽子。後來，這件事驚動了日理萬機的毛澤東。毛澤東大權在握，事無鉅細，他說：「如此整人，毫無道理！」隔幾天後，周恩來開始領會主席意見了，他召集外交部司局長以上幹部會議，並指定範承祚參加。周第一句話就問：「韓敘來了沒有？」時任外交部禮賓司代司長的韓敘站了起來。總理問他，又好像在問會場上每一個人：「聽說有的地方也讓外賓搞‘四大件’？」韓敘實話實說：「我不知道什麼叫‘四大件’？」周又點名了：「小范告訴他。」範承祚領悟到：這「四大件」三個字是總理歸納的。於是馬上站起來說：是讀語錄，呼「萬壽無疆」，唱《東方紅》，行三鞠躬。接著周又問韓敘：「這回知道了吧？」於是周鄭重地在會上宣布：「今後再也不許讓外賓搞‘四大件’，這不符合主席思想嘛！」為此，重申對外紀律，要內外有別，否則外國人要講笑話，國際影響很不好（見2004年第7期《三月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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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歷史上，有毛必有周，前面有毛做壞事，後面肯定有周「揩屁股」。周的角色，就是站在毛巨大的陰影后面，發揮毛不能發揮但需要其他人去發揮的作用。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飛機外逃，消息一經證實，有人立即提出用導彈打掉。由周恩來總理的侄女周秉德著、軍隊作家鐵竹偉執筆完成的《我的伯父周恩來》（2001年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書透露，瞭解到林彪情況的毛澤東，對用導彈打掉表示搖搖頭，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吧。」而周恩來曾拿著話筒向林彪乘坐的三叉戟喊話：「林副主席無論在國內哪個機場降落，我周恩來都去機場迎接。」接著，為了處理這一突發事件，周恩來吃住在人民大會堂，幾乎整整三天三夜沒合眼。

有一個情節鮮為人知：中國駐蒙古大使館派人帶回的照片，證實了林彪的確折戟沉沙，自取滅亡之後，不斷有面色嚴峻的國家領導人腳步匆匆進出於人民大會堂，瀰漫著高度緊張氣氛的東大廳裡終於恢復了往日的平靜。其他人都已經如釋重負地離開了，屋裡只剩下週恩來、紀登奎。突然，一陣嚎啕之聲如江水崩堤猛然暴發，這是一種長久的壓抑到了極限，終於無法再壓抑而暴發的哭聲，一種痛楚無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紀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親眼目睹，他壓根兒不會相信，發出這種哭聲不是別人，正是面對牆壁雙肩顫抖的周恩來！就是剛才還和大家一樣露出久違的笑容，舉杯慶祝這不幸中的萬幸的周恩來！

自從調到中央工作，紀登奎看到的周恩來永遠是從容、鎮定、樂觀。像這一次周恩來的舉止失控，紀登奎是第一次看見，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動了，以致話說得結結巴巴：「總理，總理，林彪一夥摔死了，這是不幸中的萬幸，應該說是最好的結局了，您該高興，對不？！」周恩來回過身來，雙肩依然在顫動，臉上老淚縱橫，他搖著頭，聲音嘶啞地反覆說：「你不懂，你不懂！」

林彪外逃之時，毛澤東78歲了，已是年過古稀老人，林彪外逃之事，給他的打擊是沈重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是致命的。1971年12月，正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召集會議的周恩來，出去接了一個電話，再進門時臉色灰白，他揮揮手說：散會散會！沒了往日的鎮定，轉身帶著小跑往電梯方向趕。衛士長張樹迎扶著他走進電梯，明顯感到總理的全身在發顫：「到游泳池。」他的聲音也微微發顫。張樹迎心裏一震，一定是毛澤東那裡出事了。果然，一進游泳池，毛的臥室門窗大開，平躺在床上的毛澤東臉色發青，嘴唇發紫，彷彿已經沒了呼吸。張春橋、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經到了，只是冷漠地遠旁站著。周恩來進去後立即向緊張焦急的醫生詢問情況，判定病情，緊急調來了吸痰器。經過吸痰，毛澤東的臉色漸漸恢復了血色，大口喘著氣；又過了一段時間，毛的的眼睛慢慢睜開了。周恩來此時如釋重負，激動地扑到主席床邊，雙手緊握著毛的手，淚水奪眶、語音哽咽地衝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權還在你的手裡！」這句話，站在周恩來身邊的張樹迎聽得清清楚楚，他內心無限感慨：「黨內對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總理莫屬。」經過這一次表忠心，周恩來的總理職務又延續了五年，毛澤東的生命的也延長了五年。到了1976年，小毛澤東五歲的周恩來先去世，毛澤東隨後也去見馬克思去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至於中國怎麼辦？已經不能指望這兩個至死都掌握著國家大權的人了。其實，毛澤東這個人就是當面一套、背後又一套的陰謀家，雖然他總是說劉少奇、林彪是陰謀家。如果說劉、林是小巫的話，那麼毛是大大巫。

據劉少奇的女兒劉平平回憶，「文革」初期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接觸，毛是典型的「當面一套、背後一套」。1966年6月1日，聶元梓大字報向全國廣播，據說是康生、陳伯達一夥炮製的，當時曾引起極大混亂。這一時期，毛澤東遠在杭州，劉少奇多次給其打電話請示匯報，卻沒曾得到明確回覆。無奈，國家主席劉少奇和當時的總書記鄧小平乘飛機去杭州向毛匯報運動情況，並請毛回京主持工作。毛卻委託劉少奇相機處理運動問題。到了7月19日毛才回到了北京。24日，毛召開會議，批評劉鄧。8月5日，毛澤東自己親手寫了《炮打司令部》大字報並公開。10月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劉少奇作了檢查。毛當時是中央主席，卻這樣說：「基本上寫得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部更好。」可是，中央卻把此作為文件下發到全國，只印了劉少奇的檢查，毛澤東的批示卻被刪去了。

情況已經明顯不妙了，1967年1月13日深夜，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讓秘書乘小臥車接劉少奇去談話。劉承認自己犯了錯誤，接著，鄭重地向毛提出承擔主要責任，辭去國家主席等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毛沉吟不語，只是不住地吸著煙。過了一會兒，他才建劉認真讀幾本書，還介紹了德國動物學家海格爾寫的《機械唯物主義》和狄德羅的《機器人》。臨別時，毛、親自送爸爸到門口，親切地說：「好好學習，保重身體。」這是他們兩個革命者的最後一次見面。沒幾年，劉少奇的命就被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給「革」掉了。

1967年7月18日晚，劉少奇就被揪鬥，那勢頭可見生死搏鬥已迫在眉睫。當天中午，他已從衣服的口袋裡拿出兩份文件讓兒女看，一是毛澤東肯定劉少奇檢查的全文，一是毛澤東讚揚和推廣「桃園經驗」的全文。據說這是劉第一次讓兒女看中央文件，也是唯一的一次。當時劉少奇的話後來成為最後的遺言：「你們都看了，這證明爸爸、媽媽從來沒有騙過你們啊。」1972年，劉少奇的兒女見彭真可以探望了，就給毛澤東寫信提出要見劉少奇。8月16日，中央專案組來人過來傳達毛澤東指示「可以見見媽媽」，證明毛已經看到信了。17日，他們才又來傳達毛澤東批示的頭一句：「父親已死。」並且不讓對外人說，如果有人問起，就說不知道（見1980年12月5日《工人日報》）。

1980年中央同意為劉少奇平反。這個時候，毛澤東已經死去四年多了。假如毛不死，死去的劉少奇也是不能「鹹魚翻身」的。古人說「伴君如伴虎」，劉少奇的運氣遠不如周恩來好，是因為周常年走在鋼絲上，已經學會如何與毛澤東這個毛賊共平衡。劉學不會，自然連退路也沒有了，只有去死了。在走政治鋼絲方面，鄧小平也是高手，鄧與毛從不正面衝撞，隨時檢討自己，隨時承認錯誤，所以毛臨終前也只是撤消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還「保留黨籍，以觀後效」，放鄧一條生路，比劉少奇不知幸運多少輩。到鄧臨死，他也不會把天安門前的毛澤東巨幅畫像摘下來，因為他感謝毛澤東對他有「不殺、救命之恩」，否則他就當不成中共第二代了，更不會有什麼「鄧小平理論」了。一句話概括，鄧小平是毛澤東的政治兒子，而劉少奇只是毛澤東的政治兄弟，兩者相比，自然是兒子親過兄弟了，可憐劉少奇是生不逢時，毛澤東的江山只能傳給那已經「做大」的「兒子們」了，而他們「親兄弟」只能鬩於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