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訪談：我為什麼信仰基督教？

知識份子覺醒的三種情況

問：聽說你是個基督徒。我們看到現在一大批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包括一些維權律師也加入教會，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
王怡：中國四九年後的幾代人，包括我們這一代都是在無神論的教育下長大，知識份子們的覺醒有幾種情況。人文知識份子可能一開始是從審美的角度覺醒，發覺共產黨統治下的語言及其形式醜陋到不可接受。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學，地下詩歌就是從審美的覺醒開始轉向對自由和尊嚴的恢復的，這個趨勢的一個頂點就是高爾泰提出那個著名的命題，「美是自由的象徵」。另一種是價值上的覺醒，即追求自由民主的世俗價值，回到五四以後一直比較弱勢的那個傳統，從政治上去反思、反抗共產黨的一黨專制，以及中國人在這種統治下的群體命運。在整個八十年代所謂的新啟蒙時代，就是價值的啟蒙，當然也包括不斷的審美的啟蒙在內。

問：還有呢？
王怡：第三種就是信仰的覺醒和對人文主義的反思。對中國知識份子來說八九年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八九年之前知識份子追求自由民主的價值，這種追求跟中國傳統知識份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儒家式的自覺擔當社會重任的士大夫使命感，仍然是一脈相承的。但把民主夢當作生命的價值本身，是很危險的事情，第一很容易破滅，一旦發現這個夢無法實現，如八九年後大多數知識份子精神幻滅後就想著與共產黨和社會現實妥協，在個人的生命中無力自拔，變得虛無，大多走向某種相對主義，沒有精神力量去支撐自己的理想。這是絕大多數知識份子最終選擇犬儒、向著一切罪惡投降的原因。第二，就算少數堅持一生都將民主自由奉為自己信念的人，也許不管怎樣艱難他都堅持下來了，但對苦難的崇拜，和對政治罪惡的仇恨，把他捆綁了。在這種艱難中看不到自己的罪，自己的有限性，反而可能在道義上把作為弱者的我們自己崇高化。一個人追求自由民主，不意味著他的生命就是一個有價值的生命，也不能保證民主化之後他就不會腐敗變質。

問：聽說焦國標也信仰基督教？
王怡：最近這幾年大陸的知識份子，包括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識份子，的確出現了一個走向基督信仰的趨勢。有很多知識份子成為基督徒，如小說家北村、余傑，維權律師的群體裡面的李柏光、張星水等人，更多的人也接近或開始瞭解基督教，包括高智晟、焦國標最近都決志成為基督徒。決志是說我心裏確定了這樣一個信心，承認自己是有罪的，是無力從自己的罪中自救出來的，要讓耶穌基督成為我生命中的救主。然後有一個開口的禱告，即我們說的嘴裡承認、心裏相信。然後將來會做一個受洗的儀式。

從個人主義走向更高的源泉

問：你是怎樣走上基督徒的路？
王怡：我讀大學接觸過聖經，但只是一般地去研究瞭解。不過我很早對無神論有過反思，一直不是一個無神論者，但也不是一個有信仰的人，我以前很羨慕，也很尊敬那些有信仰的人，但始終認為自己終其一生都不可能進到那種「境界」中去。這幾年作為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識份子，作了一些個人的努力，得到許多人的尊敬和讚揚，但我自己很警惕那種士大夫自以為義的自我聖化的情結。所以我一直強調自己的個人主義立場。說我不是有勇氣，只是有脾氣。因為脾氣沒有道德的含義。當我堅持比較大膽的政治批評和言論，開始受到一些壓力的時候，比如學校停我的課，秘密警察干預我的聘任調動，中宣部不讓主流媒體發表我的文章，甚至我的家庭受到騷擾，收到恐嚇的匿名信等等，我雖然沒有恐懼害怕，但出現了一種很強烈的疲憊感和虛無感。我以前的個人主義立場，是說我為什麼要寫文章批評共產黨，是因為我心裏不舒服，我是一個不能接受不自由的人。我的言行不是出於對他人的擔當，只是我的個人主義選擇。網上曾有人誇獎我，說我和另一位朋友是「聞見不自由的味道就會撲上去的人」。其實這句話讓我很害怕，當我疲憊和無力時，我有時就會擔心，這種個人主義的選擇是不穩定的，如果哪一天我的尺度變了，選擇忍受了，妥協了，因為是個人主義的就可以免於被質疑嗎？這就是信仰的開始，即對自我的懷疑，也看到世俗的價值理想的有限性。讀聖經使我謙卑下來，認識到自己不過是罪人，是不義的人，雖然會有人認為我作了一些「有義」的事。我開始領受到我內心的力量來自一個更高的、在我之外的源泉。我相信民主自由是一種普世價值，值得中國人在這個世代去追求，也是善和公義的。但這個公義和善不是人的，而是上帝的。如果沒有上帝，我們在獨裁者面前就沒有自信心，說我相信的東西一定是好的，你堅持的東西一定是錯的。哪怕是對親人的愛，也不是從我裡面流露出來的，我不可能是那個源頭，我只能去迎接那個源頭，把我的心騰空了，去領受上帝的愛。這樣我就慢慢接受基督的信仰，接受在基督裡面的愛和公義。然後發現我的生活有了以前做夢也沒有的改變。

兩個迫害教會案產生心靈震撼

問：在你走進基督信仰這個過程中是否有人給你傳教，給你的啟示？
王怡：之前我開始讀聖經，有一些朋友像余傑等向我傳福音，我也開始參加一些教會的聚會活動，若我到北京就會參加余傑所在的方舟教會聚會。我成為基督徒的過程，也與兩個基督教會受到政治迫害的案子有很大關係。一個是華南教會案，是近幾年中共打壓基督家庭教會最嚴重的一個案子，零一年這個教會的龔聖亮牧師和其它兩人一審被中共以邪教罪、強姦罪和故意傷害罪判死刑，整個華南教會有六十餘人被判刑或勞改。去年四月華南教會兩位姊妹到成都來，其中一個是龔聖亮牧師的妹妹，我請她們和成都一些知識份子朋友到我家來聚會，請她們向我們講華南教會的案子和她們的信仰。她們講了怎麼被嚴刑逼供的情形。一位姊妹在看守所被打死，強迫她們承認龔聖亮強姦了她們。那次聚會給我很大衝擊，我在她們臉上看到了一種聖潔的光，她們是只讀過小學的普通農村婦女，對我這樣的知識份子造成很大震撼，我感到從未接觸到的亮光。在此之前我也看過「十字架在中國」這套記錄片，這個片子對包括我在內的很多大陸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都有很大衝擊，這兩個華南教會的姊妹走後，就在我家裡開始了聚會，一個讀經的小組。去年十月份我和幾個維權律師一齊前往華南教會調查他們的案子，我們與很多指控被龔聖亮牧師強姦的姊妹，以及教會的同工、信眾作了完整的筆錄和錄像，我們看到了龔聖亮的一些錯誤和問題，看到家庭教會在地下狀態下出現的偏差，也看到了大多數基督徒信仰的虔誠和純正。也看到整個華南教會被政府以一種非法的和粗暴的方式進行壓迫的情況。介入這個極其複雜的案子的法律調查，是我逐步走向基督信仰、領受上帝給我的呼召的重要歷程。

問：第二個案子呢？
王怡：第二個是去年的蔡卓華牧師印刷聖經，被判4年有期徒刑的案子，我是辯護團的成員之一。為其中一名被告辯護。我在去年參與了這兩個基督徒受迫害的案子的調查或辯護，也參加了一年的聚會和讀經，最後因著神的恩典，能來到他的面前，堅定了自己的信仰。

信主之後追求民主自由更堅定

問：在這個過程中有無很戲劇性的細節？
王怡：的確有一個讓我領受信仰的很重要很戲劇性的事。去年六月份一天我在家裡爬梯子，到屋頂的書架最高一層翻書，不小心從上面摔了下來。那次我縫了九針，在床上躺了一個月。當我摔下來躺在地上不能動那刻，我開始唱讚美詩，並開始禱告，這是我第一次開口禱告。這是一個對我非常有象徵意義的經驗。我那個龐大的書架代表著知識份子的理性和對這種理性的自負，我半輩子就是靠著知識和理性去尋求真理，你感覺自己好像幾乎已經掌握了真理，與一個專制政權作鬥爭時，你是站在公義的一邊，站在道義的高峰。結果呢，我從最高處一下子就跌下來了。那一刻我感到自己走到了理性的盡頭，感到人憑著自己的力量是無法達到真理的。我爬上去之前滿腹經綸，摔下來之後兩手空空，開始接受在我之上的那個啟示。我躺在地上的時候，反而離上帝最近。懷著是平安和喜樂的心情，這件事對我的信仰有很美好的意義。

問：有了信仰後，追求自由民主事業是否會更加堅定？
王怡：接受基督信仰後，對自由民主的理解比以前更深了一層。對一個基督徒來說，一個政治共同體應該是民主的和自由的，是因為人都是神所造的，所以人生而平等，有他的位格和尊嚴。如果這一點不成立，我們就沒有資格要求其它人待我們如兄弟，也沒有理由反對強者可以凌駕在弱者之上。我們常說共產黨的統治沒有合法性，你沒有人民的同意憑什麼統治我？但強權者也可以說，憑什麼要你同意呢，我有槍有炮為什麼還要你同意？人與人之間組成的政治共同體，只能是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對一個基督徒來說，這是一個起點。但是終點是什麼呢，終點不再是政治了。對一個有信仰的中國人來說，他反對共產黨的專制，但他對生命本身的盼望，不再和共產黨有關係。哪怕是自由和民主，也不能給一個人幸福感，不能把你從你的罪中拯救出來，甚至不能讓你更有耐心去愛你的妻子。在我看來，中國人應當有一個自由民主的制度，中國人在政治的罪惡中掙紮了一百年了。作為一個基督徒，我不能容忍一個不公義的、不自由的社會在我眼前，不能容忍上帝的恩典和律法在這個世代被羞辱。信主後我對自己要做的事比以前更加堅定。我也觀察到當代一些知識份子接納基督教後，有了這樣的勇氣和使命感，他們大多數人並未成為牧師，但都在自己所領受的呼召中決定把一生的事奉獻給上帝。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再因為這種勇氣而驕傲，而是因此而卑謙了，看自己不過於所當看的。

教友禮拜聚會通常五六小時

問：目前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非常強勢，是這樣的嗎？
王怡：不錯，趨勢很明顯。在八九年之前基督教的復興主要在鄉村教會，城市和知識份子中的教會很少。城市中有兩類，一是海外教會差派的，集中在城市比較多，韓國和海外華人的傳道人很多，臺灣教會也在做大陸福音傳道工作。第二類是中國鄉村教會中比較成熟的，在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向城市傳福音增多了，最重要的就是溫州教會，也有河南教會。最近幾年城市知識份子團契，包括學生團契也出現明顯上升趨勢。去年我到成都另一個學生團契中去，意外發現我有三個學生在那個團契中，這件小事可以看到福音傳播在城市和大學生中面還是很廣的。現在我的學生中共產黨發展的黨員越來越多，但是感謝主，學生中的基督徒也越來越多，即使是學生黨員，也有成為基督徒然後悄悄退黨的。

問：基督教的復興是否與中國當前價值虛空有關？
王怡：那當然了。八九以後中國社會一直在討論價值的虛無，信仰的真空問題，其實幾千年來，我們的內心不是一直都處於飢渴狀態嗎。上帝在我們心裏最深處留了一個空位，這個位置除了上帝自己，你拿任何其他東西去填，一輩子都填不滿。一輩子都是空的。但是今天的中國的確空得可怕，共產黨把中國人內心一切的美好價值幾乎都拆毀了，我常常相信，上帝要讓中國人得到的恩惠越多，共產黨就拆毀得越多。哪個地方拆得最乾淨，那個地方福音就最興旺。共產黨是幾千年來撒旦最賣力的僕人。這個世界除了中國，還有哪裡把世俗的價值、普遍的啟示拆得更乾淨呢？所以海外很多人回來到大陸鄉村教會都非常驚訝，發現大陸信徒的飢渴慕義的狀態，與海外教會真是不一樣。我在海外也常參加禮拜天的聚會，通常是一個半小時。但在大陸，包括以前在我家的聚會，經常能到五六個小時。我在華南教會，看到弟兄姊妹們五點鐘起床，讀經、禱告直到八點鐘，天天如此。如四川遂寧的天主教傳統很深，我到遂寧步雲鄉調查中國第一個鄉長直選，意外發現十個村就有十三個寺廟和一座教堂。佛教近年來在城市鄉村的發展，包括在共產黨幹部中都很鼎盛。很多人討論法輪功時也提到中國大陸的信仰真空問題。宗教的復興在中國的確非常強勢。但是價值虛無帶來的，一面是信仰的復興，一面也是偶像崇拜的溫床。即使是在基督教家庭教會中，也存在各種異端和極端的信仰派別。在缺乏宗教自由的非法狀態下，教會很難有健康的發展。

（採訪記錄經訪談人修訂）

── 原載 《開放》(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