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生死永難忘

昨晚在自由亞洲電臺《中國透視》節目裡與陳奎德先生座談,談十七年前成都的六四屠殺,以及我對整個六四大屠殺的看法。詳情請大家登陸自由亞洲電臺網站(可以通過這個上該網站http://cgibin.3000mb.com/),我回憶了十七年前自己的親身經歷,我的主要觀點如下:

  一,共產黨應該給六四平反,應該有良好的和解態度。一個政府做了惡事,不平反,不道歉,不賠償,不像國民黨馬英九那樣誠意道歉,不會得到民眾的擁戴。六四的平反,是遲早的問題,早比晚好,越早越能釋放社會積怨,對整個社會都有好處。六四是我們整個國家的恥辱和災難,我建議六四應定為我們國家的國恥日。

  二:這個社會需要和解,但是需要強勢者主動做出和解的姿態和努力,如若不然,聽任這樣的冤案下去,積之一久,非出亂子不可。出亂子,受損的是整個社會的人,尤其是普通老百姓,我不希望一個社會通過血腥暴力來取代談判、對話,而希望通過法治渠道,以及建立務實的對話和利益平衡機制,來達致和解。但是那種想堵住別人嘴巴,壓制別人利益的所謂和諧,是絕對不能得逞的。

  三:關於成都騷亂,難逃國會縱火案的嫌疑。十七年前我就聽說有一位十五歲的少年被活活打死在派出所,今天終於知道他叫周國聰。因為前不久天網的黃琦幫助周國聰家屬,得到了成都沙河辦事處七萬元的所謂「困難補助」。雖然只是困難補助,但至少說明一個問題就是,證明死者周國聰的慘死是存在的,不然,這個社會比周國聰家更困難的人,為何沒得到這樣的「困難補助」。

  四:關於六四死難者家屬的維權問題,我尊重丁子霖先生他們的做法,他們要求為六四平反,他們一直以來堅持不懈的努力,令我敬佩。

  A:但我認為維權的方式未必只有一條,所以天網黃琦對成都死難者周國聰家屬爭取到的賠付,我認為是有意義的,它至少凸顯出一種信號,政府也希望和解,他們用成都沙河辦事處來試水,雖然這是用困難補助的方式來做的。政府這方式,雖然依舊不光明正大,但總比那霸道的強硬,不講理的蠻橫,甚至關押和槍殺你,要受到老百姓的歡迎。有人會說,這不是向共產黨的屈服和妥協嗎?其實妥協並不是你膽小,而是你從自身實際考量的結果。在這個社會,每個老百姓力量是多麼微弱,像周國聰家屬這樣能堅持這麼多年,不知道受到多少委屈,多少個夜晚不能入眠,多少個日夜受到恐嚇與威脅,這是多麼不容易啊。何況就是真正的民主社會,經常要做的也是妥協與和解。當然民主社會的妥協是一種沒有威協的妥協,而在專制社會的妥協,是弱者有些時候不得不接受的殘酷現實。

  B:其次,我認為每一種維權方式,你可以不認同,但要尊重別人的選擇,自由主義者的態度是尊重別人的選擇權利。十五歲的周國聰被活活打死在派出所,這個事實並不因為周國聰的家屬獲得所謂的只是「困難補助」而改變。

  C:再者,所謂因得到七萬元的「困難補助」後的息訴協議,也不可能真正阻止歷史最終來做公平地裁決六四問題。周國聰家屬從個人的實際情形和生活狀況出發,做出這樣的妥協,應該有他們的實際考慮,但肯定有深深的無奈和無助,這是任何一位公民在這樣的專制國家,都有的感受,我想理應獲得我們深深的理解與同情。他們何嘗不想給死者的在天之靈一個真正的安慰?在死者不能真正得到安慰之前,先解決一下生者的實際處境,我想這也並不矛盾,更不可恥。

  D:努力學會讓那些在你身上犯錯的人,包括政府,付出代價。這代價不是以血還血,以牙還牙,而且盡量用合理合法的手段去爭取自己應得的權益。一旦所有的人都這樣做,那麼侵害你權益的人,總要考慮投入與產出的問題。或許有人會覺得這是很書生的說法,但現實生活這樣的例子並不少見。

  E:最後,我認為的和解的大門,哪怕開啟一條縫,也總比堵死了好。共產黨做了不少的惡事,但正在做著一些努力,比如減免農業稅、免學雜費等,雖然實行當中有走樣之處,這也說明,共產黨在做著一些釋放社會積怨的努力,這一點我是歡迎的。這些努力,我們不能說做得好,但只要去做,總比一點不做要好。我們不能因為他們的黑暗,看不到這其間他們的努力,雖然化解積怨的努力是多麼微弱和不夠。但微弱和不夠,總比十足的強硬姿態要好。當然,這並不是說他來和解,我們要對他們感恩戴德,其實這是他們應該做的,同時也是民眾維權意識高漲和自身努力的結果。換言之,是民眾維權意識的高漲,提升了自己的議價和叫板能力的結果。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一個橫行了五十年的極權政府,才開始做出一些溫和的努力與讓步。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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