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窮……」
1999年曾經因在北京大學內書寫勿忘「6．4」大屠殺和要求平反「6．4」的標語，他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在獄中度過了一年半的生涯。儘管最後起訴被撤消，但出獄後的他一直無工作，幾乎沒有穩定的生活來源。找的工作也是很苦、很累的臨時活。
近期國內維權活動聲勢大起，高智晟律師等人發起的絕食維權活動在中共政權面前樹立了最平和卻又最難以攻破的道德保護牆。在高律師遭遇車禍後，他偶然打了一個電話給高律師，發生了小爭執。
高律師的電話一直被特務監聽，難得的發現民間居然有直接和高律師發生口角的人，北京國寶人員將他視為可以「合作」的對象。從去年8月起，國保人員開始給他打電話。從初期避而不見，到近幾個月漸漸有了接觸。國保要求他以維權民運人士的身份寫民運文章，被他顧及安全一口回絕後，國保又要求他寫批判高智晟律師等維權人士的文章，由國保人員以不同筆名在海外論壇上發表。
線人：「他給了一千塊錢，咱們看在錢的份上，咱就給他寫了幾篇批評高智晟的一些文章，十篇吧，他就發到網上，博訊網上。其中我看到過一篇，其他篇他發到哪個網上我就不知道了。他還給我佈置了兩篇文章，就是讓我寫指責焦國標是漢奸這種文章，然後我沒寫，然後他就是又給我一千塊錢。」
經常上大紀元網看高律師的文章，從中挑漏洞，然後寫批評文章，把高律師寫成像神經病一樣，就是當時國保特務給他的「工作」。
在北京國保的命令下，他又與多位中國國內著名的民間民運和維權人士進行了接觸，並把接觸情況寫成報告匯報。線人：「他們有兩個目地，一個是跟這個圈子的人搞熟，和你們變成朋友，打入你們那個圈子裡了，這是一個；另一個是說，看看你們到底幹點啥。」
他說，他是窮的沒辦法，他說他原先想如果一直能給錢，他就給國保幹下去……
「你……我等於是白幹了呀」
四月份沒拿到錢，他也不想幹了。於是，他沒有寫罵焦國標教授的文章，他和國保人員表示：不幹了。
五月份攤了牌，一直和他接觸的國保特務說：那你2000塊錢得還給我們。
隨即，他剛剛找到的穩定工作丟了，老闆前一天還給他出點子，和他商量工作，第二天是星期天，老闆把他叫到家中說：你不能在這兒干了。
他退還了2000塊錢，拿回了收據，心中憤懣難抑：「我前面最起碼，基本上平均每個月給你五篇文章吧，你讓我去見誰我就去見誰，你再把這些錢都收回去，你……我給你幹是等於白幹了呀」。
國保特務曾經鼓勵他去見一些正在監控下的維權人士，他說，這樣不把我抓起來了嗎？你們還得撈我。特務回答說：怕什麼的呀，你就去，被抓了我們也省得撈你，直接給你往海外網站上一發，你在這個圈子裡不就立起來了嘛。
線人：「第一他要養豬，要把我養大，然後他再把我殺掉，他就立大功。他們個別公安人員就是這麼講的。」
他對民運的朋友說：「你的身邊保證還有類似這樣的人。你應該拿我的故事告誡你身邊的人。他們說話就是言而無信，都是出爾反爾。你給他賣了命，他最後還把錢要回去。不要替他們賣命，你沒有什麼好下場，你什麼都抓在人家手裡，他想怎麼懲罰你就怎麼懲罰你，你到最後不得不交錢。」
「到了那個地方，就只能把器官捐出去」
由於和國保決裂，就算曾經是線人的他也感受到了警告：「還有這種話呢，如果是你怎麼怎麼的，我就要把你變成神經病，然後送給你們家，讓你們家養你一輩子。」
他在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決定公開自己的經歷：「現在到了這樣他又要滅口啊，那滅就滅吧。他頂多是開著車然後把我弄起來，然後到裡面挖心挖肝，到最後結果不就是這個嗎？還有什麼結果啊。我要越是不公開，我的危險性就越大。我這樣給你公開了，我將來死掉了，那總算也給他記一筆帳吧。我要不這樣公開了，死了以後都沒人知道我。你以為不公開，不把這件事情說出來，他就不把你暗殺啦？死就死了，沒辦法，到了那個地方，你就身不由己了，就只能把器官『捐』出去，自己決定不了了呀。」
記者打電話給國保人員求證，一位國保人員立即掐斷了電話「你是誰呀，我這兒忙著呢。」另一位則電話不清楚為由拒絕採訪：「我聽不清楚，你別打了，嘩嘩亂響。我不知道！」
在證詞的最後，他請朋友們在網上幫助他傳播這一段經歷，他說，我這一步走錯了。
大紀元記者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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