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西方驚愕「中國發瘋」（China Went Mad）之際，文革卻對西方社會發生了多樣性的衝擊作用，並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文革期間正值西方學生展開熾熱的反越戰運動，他們（尤其是法國學生）從紅衛兵身上學到了串聯和破壞的激烈手段。他們對文革產生了浪漫的情懷，他們認為紅衛兵和他們都是獻身於社會正義的理想主義青年，都有頂天立地的精神和抱負。他們仿效紅衛兵挑戰權威的鬥志，和政府對抗。法國學生幾乎扳倒了一向強勢的戴高樂政府，美國學生的反戰運動使詹森和尼克森政府窮於應付，並逼迫福特政府加速脫身越南。
西方青年在動亂的六十年代對文革的憧憬、對紅衛兵的羅曼蒂克聯想，可說是時代的必然。毛澤東以統治者的身份親自發動打破體制、掃除傳統的大革命，激進的西方學生讚佩無比，他們在毛的身上找到了「革命的父親意象」，並得到了走上街頭的暴力靈感。
文革的時間（一九六六至七六）幾乎和越戰（一九六五至七五）相平行。一批西方保守派反共學者提出了「孤立中國」、「把中國摒除於文明世界」的反革言論，他們表示瘋狂的文革正好證明了毛澤東所統治的中國是個「沒有理性的怪獸」，全人類應制裁這隻怪獸。但有些具有遠見的自由派學者則認為西方為了本身的戰略利益，應該協助中國脫離孤立，使其加入國際社會。
費正清於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在〈紐約時報〉時論廣場發表一篇擲地有聲的文章，他說中國有文革的「內憂」，美國則有越戰的「外患」，兩個國家應該嘗試互相幫助解除對方的困境。巧合的是，曾被稱許多「反共鬥士」的尼克森，以在野之身於一九六七年的〈外交本務〉季刊上公開表示「中國不應永遠活在憤怒的孤立中」。尼克森於一九六九年一月就任總統後，立即著手尋求不同途徑打開中國之門。
美中關係解凍當然與「防蘇」有密切關係，但毛澤東和尼克森能夠在身陷「內憂」和「外患」的逆境中，雙雙站在戰略高度，消解兩國之間二十多年的洽戰僵局，可謂六十年代「天下大亂」期間世界外交史上的最大突破。
文革對西方的衝擊不止於政治、外交和社會層面，美歐許多高等學府強化當代中國研究（或稱中共研究），他們獲得巨額補助，提高研究水準、加強師資；他們探討文革的源起和中共高層的權鬥；他們傾力研究〈毛澤東思想〉，西方大學裡的〈中共研究〉變成顯學，獨領區域研究的風騷。
不少在八十年代開始名揚學界的年輕一代中國問題專家，幾乎都是受到文革與越戰的影響而投身於當代中國研究，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哈佛中國政治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裴宜理於一九四八年生於上海（曾祖為黑船事件的培理准將，父母為大學教授），成長於日本，回美國讀大學，熱中反戰運動，她說她未能親睹文革，就跑到鄰近的臺灣學中文，一九七八年獲密西根大學博士，論文題目是《華北的造反派和革命分子，一八四五至一九四五》。裴宜理曾做過哈佛費正清中心主任，對近代中國的地方暴動研究，具開風氣之先的作用，明年將出任〈亞洲學會〉會長。
十年文革在中國大陸造成了空前浩劫，但在海外卻出現了一些正面的影響。距離產生美感，「橘化為枳」，遠離歷史現場的西方世界因文革之禍而得文化與外交之福，這是中西互動過程中的歷史意外。
新聞來源：中時電子報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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