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受難者——董友道 美國人康原幫助中國人逃避中國政府的迫害

董友道,男,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教師。1968年,他與該系另一教師謝至和的私下談話被揭發並被指控為「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董友道和謝至和被關進學院的地下室裡「隔離審查」。他們兩人被分別關押,兩頭刑訊逼供。董友道在「隔離室」中吞了大量鐵製的圖釘等而死亡。謝至和則被「專政機關」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

「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文革時代被做為最嚴重的「反革命罪」。

據當時上海戲劇學院的學生回憶,當時大字報上公布的董友道和謝至和的主要「罪行」,使他們之間的如下兩段對話:

對話一:

「你說文革是什麼意思?」

「那不就是三點水對王光美戴珍珠項鏈不高興嘛。」

三點水指江青,毛澤東的妻子。1966年12月28日,「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江青和組長陳伯達召集一些大專院校的紅衛兵組織開座談會。從他們的講話中明顯看出,他們正在安排紅衛兵組織逐步推進對劉少奇和他的妻子王光美的「鬥爭」。江青在講話中說,王光美1963年和劉少奇一起訪問印度尼西亞,離開前江青告訴了王光美不要戴項鏈,但是王光美出訪的時候還是戴了項鏈。

當時江青關於項鏈的這段話被寫在大字報上到處傳抄。1967年4月,清華大學「造反派」在清華大學校園開數萬人的大會「鬥爭」王光美的時候,強迫她戴上了用乒乓球穿成的一串「項鏈」,和江青這段講話直接有關。劉少奇和王光美 1963年訪問印度尼西亞的記錄電影,在1967年被作為「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反面典型放映。
董友道和謝至和的這段對話說的是事實,只是他們的口氣對江青不恭敬。那時候江青被稱作文革的「旗手」。任何對江青以及文革的批評,也像批評毛澤東一樣,屬於「反革命罪行」。

江青關於項鏈的一段談話,依照當時的記錄,照抄如下:

中央文革小組江青伯達同志召集部分大專院校革命師生座談會紀要

1966.12.28

……

有人提到劉少奇的檢討。

江青同志說:「他(劉少奇)的檢討是不成話的,在幹部中沒法通過,全國人民有個認識過程。我對小平同志認識了十幾年,對劉少奇是一九六四年認識的。當時,我覺得我們黨處在危險之中,那時我聽了他一個報告,七個小時,完全是赫魯曉夫式的報告,他反對主席的調查方法,主張王光美的蹲點。其實,王光美蹲點也是假的。」
江青同志又講到王光美,說王光美不老實。王光美去印尼之前找過我,當時我在上海生病。她說她要帶項鏈,做帶花的衣服。我說:「你是個大國主席夫人,多做幾件衣服倒可以,但你是共產黨員,不能帶項鏈。」因為這件事,她好幾夜沒睡好,事後答應了。說:「我接受你的意見,不帶項鏈了。」結果這次一看電影,她又帶了,她騙我。電影為什麼不放到清華去演一下。劉志堅同志,八一製片廠有片子沒有?到清華去放放,那是一株大毒草。你們要揪王光美回來,我支持。

……

對話二:

「世界上還有哪個領袖最愛拍照片?」

「阿道夫.希特勒。」

文革時代,紅衛兵命令到處都必須張貼毛澤東的像和語錄。報紙也每天發表大量毛澤東的照片。一份6版的《人民日報》上會有十多張毛的頭像和照片。希特勒也是個進行領袖崇拜的人,但是其實並沒有達到毛澤東的程度。董友道和謝至和的這段對話說的是事實。

董友道和謝至和以上兩段對話作為治罪材料在大字報上被公布以後,文革當局有了「規定」,把這類對最高領導人有所批評的言論,叫做「防擴散材料」。這個特別用語的意思是不許向群眾公布,也不許當眾重複或者引用這些言論。在上海戲劇學院,公布董友道和謝至和的這兩段對話,後來受到運動領導人的批評,因為這「擴散」了他們的言論。

這種「防擴散材料」,既要作為治人重罪的根據,有不准重複以杜絕「擴散」。在這種情況下,哪怕不管這種言論該不該是「罪」,造成無中生有的冤案假案是非常可能的。

因為這種「防擴散」政策,在文革中,對大量的「現行反革命」們,人們根本就不知道他們說了什麼「反動言論」。在董友道和謝至和的案子上,人們總算還知道了他們是因為什麼被監禁、被刑訊、被迫自殺以及被判處十年的重刑:就是這樣兩段對話。為這樣的對話,那個年代可以理直氣壯地逼死一個人,並把另一個人判刑十年關進監獄。至於他們是否真的說了那些話,原話是否確實如此,大可懷疑。因為當時個人沒有錄音機,不可能提供錄音作為證據,定罪全憑某些人的所謂「揭發」,而這種揭發很可能是為了邀功請賞而誇大甚至捏造的。

可以想像什麼能使一個人吞下了大量的鐵圖釘。1968年,上海戲劇學院把地下室設成了監獄。被關在那裡「審查」的人,包括女學生,個個都遭到毒打。最常用的方式是用拳頭和棍棒打,還用銅頭皮帶抽。還有一些打手練了「功夫」:他們能一腳把 「審查對象」勾倒,令被打者立時撲倒在地,然後把被打者一把拎起來,被打者剛剛站穩,他們又一腳勾去,把被打者又勾倒在地,如此一下又一下,連著幾十次,被打者痛苦不堪,他們則樂此不疲。所以,可以肯定,自殺並不是因為臉皮太薄,稍稍被指責就輕生,而是野蠻殘酷的毆打折磨和虐待的結果。
1968年,在上海戲劇學院,至少有5個人被「鬥爭」和關押後自殺。其他大學的死亡人數超過這樣的數字,不過,必須知道這樣的藝術學校的學生和教員的總人數,也大大低於其他大學。就受難者在總人數中的比例來說,上海戲劇學院不是低的。 

戲劇學院的醜陋暴力始於更早的時候。在《文化大革命博物館》(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第二版,2002,180頁)有一張照片,是在戲劇學院裡,戲劇學院和美術學校的紅衛兵聯合「鬥爭」校長和教員。被「鬥爭」的人成一排跪在地上,頭觸地。一個個紅衛兵們站在他們身後,右手高舉毛澤東語錄本,左腳踏在他們的背上。這是毛澤東所寫的「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形象而具體的實踐。

這樣的照片,和董友道以及其他受難者的死亡一樣,不是虛構藝術中的劇照,而是文革中的上海戲劇學院的現實。這是怎樣的殘酷和邪惡! 

作者惠寄 原載《文革受難者》
Sunday, May 07,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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