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大陸接受器官移植 成為謀殺罪的共犯？

刑事責任一般僅及於故意犯。這個「故意」又包括了「明知」以及「雖不確定結果必然發生，但結果之發生卻不違反其本意」這樣幾近於「過失」的行為。舉例而言，對著平常有人行走的鄉間道路隨意開槍，結果擊斃視線死角後的路人，即屬這類「不確定故意」的行為。還有部分的刑事責任是處罰「沒有善盡責任調查來源」，「於不當處所進行交易」這類故意漠視問題存在的行為。最顯著的例子就是「收受贓物罪」。例如在網路上交易一輛來源不明、欠缺文件的機車。買受人不能以「我不清楚」「我不知道」而脫罪，即使主觀認識上，他真的蒙起眼、遮住耳並閉上嘴巴，實在不知道機車是偷來的。但因為機車這樣的商品，一般應該在正常的商店交易，並辦理文件過戶手續。與常規不符的交易過程，顯示買受人內心明知該商品來源不正，因此必須負擔刑責。

凡須負刑事責任者，均有民事賠償責任伴隨。

現在回頭來看看我們的標題。器官移植一直是器官衰竭病患的救星，也一直是人類大愛的表現。在文明世界裡，人體器官只能是「捐贈」，而不能「販賣」。因為人體器官不能被當成商品，這是人類道德規範的底線，不容跨越。由於臺灣器官捐贈量不足，每年有數千民眾前往大陸接受器官移植。我們對於這些身染重疾，不得不進行器官移植的病患，深表同情。然而，生命既然是如此的寶貴，就不能以他人一樣寶貴的生命為代價。

中共坦承自己是全世界最大的器官供應國，但是是以「死刑犯」充作供體來源。其邏輯令人不可思議，即，只要被冠以「死刑犯」的稱號，中共即享有任意摘取其身體器官的權力！然而強摘器官法律責任卻正是在「死刑犯」這三個字上展開。中共槍下這些為數眾多的「死刑犯」（超過世界上所有國家死刑案件的總和）是在什麼樣的法律下判決與執行？紐倫堡與東京大審的罪犯，當初也以自己是「執行法律」為抗辯，但卻沒有成功開脫自己的罪責。謀殺就是謀殺，沒有任何一個人類政權可以用一時一地的法律，把謀害人命這個重罪變成是「合法行為」。這個重大的歷史教訓，人們不能遺忘。

從世界各大媒體報導，包括中共治下的「廣東衛視」、長春日報主辦的《影視圖書週報》以及香港傳媒《壹週刊》，客觀不容否認的事實告訴我們，這些器官來源有幾種樣態：

一、 所謂的「死刑犯」（沒有取得受刑人的捐贈同意）；
二、 所謂的「自願損贈者」（欠缺捐贈同意書）；
三、 直接從不知情的病患身上盜取（骨髓盜取案）；
四、 無辜被迫害的法輪功學員。

這些不同樣態共同的特徵就是：無法交待供體來源。而最應該關切器官來源的接受移植者，卻同意漠視這一項最重大的疑點，閉嘴不問，也因此踏上了知情共犯的這條賊船。更違常理的，也是接受移植手術者不能脫罪的重大理由是，每個赴大陸接受移植手術的病患，多是在本國經過漫長的等待之後，才赴大陸尋找機會。然而幾乎每個病患在不到一個星期，甚至最快是住院後的24小時內，即能得到配對的器官。任何人都知道，這些快速供應的器官，不是從田裡種出來的，也不是從樹上摘下來的，那是在移植手術前數小時之前仍存活在世界上的、另一個有知有覺的人類身上取下來的。試問，接受移植手術者，能抗辯自己「不知情」或者「我以為一切合法」嗎？世界上有哪一個法院能夠接受這樣的辯詞？

至於那些知情的執行移植手術的「醫護人員」們，無庸置疑必須負擔其應負的法律責任，負起如同紐倫堡大審時那些被起訴的納粹醫師相同的責任。而這些接受器官移植者，亦難逃其共犯的責任，除了刑事責任，更難逃避民事賠償之責，還有自己與親人、子孫難以抬頭挺胸做人的恥辱烙印。

2002年國際刑事法庭在荷蘭海牙正式成立。國際刑事法庭有權審判在國際社會犯下重大罪行的個人，這些重大罪行包括滅絕種族罪、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等。最重刑期為無期徒刑。2006年3月20日海牙國際刑事庭才針對剛果共和國殘暴的民兵組織頭目托瑪斯．魯邦加的戰爭罪進行庭審。

可能有人會想：「做完器官移植後，神不知鬼不覺，如何能追到被移植者頭上來？」是不是真的「神不知鬼不覺」，那要在另外的空間見分曉，但最起碼在人類的這個物質世界裡，「微物跡證」是已經建立的科學鑒證手段。那個移植入體的器官，24小時帶在身上跟著走，就是如山鐵證。即使供體已經被焚化，其留存在世的親友，亦可進行DNA檢測。況且，赴大陸移植時，中共的各級單位與醫療院所，早已對接受移植者留下了完整的資料。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這些資料即使遭到當權者有意的銷毀，每個世代都有正義之士頂著風險默默的保存下來。想要赴大陸進行器官移植者，能不三思嗎？◇(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