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中國憤怒的種子(圖)

從土地徵收到貪污腐敗的各類抗議事件在中國農村如火如荼，在一個有9億農民的國家，壓制日益增多的動亂可能是北京最大的挑戰。

《時代》雜誌5日以大篇幅詳盡報導中國農村各類抗議事件，１月中，在中國廣東省蟠龍村，不滿地方政府徵收農地出租給香港紡織廠的抗議事件中，村民說地方官員給的補償金遠低於外資支付的金額。 1000多名村民連續幾天聚集在被徵收土地附近，揮動乾草叉並且封住地方道路。1月14日，多名攜帶電棒的男子跳下警車攻擊農民。村民表示一名13歲女孩被打死 ，估計有20多人受重傷。

這種暴力性地方抗議的頻率在中國農村升高，北京至今仍無法壓制。根據中共政府自己的估算，2005年有 87000起「擾亂公共秩序」案件，比1994年10,000件大幅上揚。事件大部分發生在蟠龍這樣的農村。一度是支持共產黨骨幹的農民感覺被中國高速的經濟發展排除在外。

中國有9億沒有辦法合法或是透過政治手段控制自己命運的農民，他們承受了中國經濟發展不均的副作用：環境惡化使得數千萬人沒有乾淨的空氣和水；農民耕種的農地變成工廠卻常常沒有適當的補償。結果是，城鄉所得差距達到中共政權1949年治國以來最高點。

如果中國的革命歷史不是從鄉村的不滿萌芽，農民的憤怒就不會這麼重要。共產黨的合法性有賴於60年前參與推翻地主階級的農民。

今天，中國是唯一一個將健康保險、社會安全和教育的責任交給地方政府的國家。這個情況在鄉下特別嚴重。中共衛生部承認全國醫療資源只有大約20%用在鄉村，雖然有將近70%中國人住在農村。

上個月，中共教育部要求地方政府未來5年投資120億美元在教育上。不過並未說明各省的錢從哪來。根據教育部的資料，2004年，305個縣沒有提撥公共經費給小學或中學。

知識無用武之處就沒有意義。中國的法律架構沒有跟上經濟發展，使得農民沒有適當的管道抗議土地掠奪或是地方貪污。中共的法官是由地方政府僱用或是開除，灌輸司法獨立的觀念是一大難題。

雖然地方政府有權為了「公眾利益」而撥出農地租給外界人士，卻沒有機制確定這些利益回到農民的銀行帳戶中。根據去年中共國務院的報告，大約60%的農地交易收入流入開發商和縣城政府，30%進入村委會，只有10%給被迫放棄土地的農民。

而且地方官員的升遷和地方經濟成長或外商投資綁在一起，而不是提供充分的社會服務。

如果錢是用在蓋新學校或是河流淨化，農民不會這麼失望。農民抱怨錢都被地方官員拿走。一些高規格的貪瀆被判刑，例如上個月河北省黨書記教唆攻擊殺死6名抗議2004年土地徵收的農民而被判處無期徒刑。不過只有很少貪污調查落到實處，因為官員傾向保護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