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的《一無所有》，曾經風靡八十年代的中國。的確，那時，經歷了思想啟蒙的中國人，剛剛從愚昧的癲狂中醒來，突然發現他們原來是一無所有的窮光蛋，不僅是物質上的、也是精神上的。
他們投身過一次次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帶來的不過是全盤黨有化盤剝下的極端貧苦；他們追求過「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道德品質，原來是敵視正常人欲的「存天理滅人欲」的舊道德翻版；他們曾經引以為豪的共產主義理想，到頭來僅僅是破碎的烏托邦泡沫；即便是自以為已經享有的人人平等和社會公正，也不過是強權下的平均主義分配和極端不平等的階級歧視與身份歧視。而這一切狂熱的獻身，滿足的恰恰不是最廣大人民的利益，而僅僅是極少數特權階層乃至極權者本人的權力貪婪。
共產理想破滅之後，發展經濟和發家致富變成主流。儘管，相對於鬥爭為綱、大公無私和苦行僧的毛時代而言，改革以來的經濟優先、自利意識和大眾消費的回歸是一種進步，它起碼滿足了民眾的溫飽需要和物質享受。但由於獨裁體制沒有實質的變化，體制內外爭自由、要民主的訴求喋血於六四大屠殺之中，政治改革之路被中共當局徹底封死，跛足改革將中國引入雙重誤區。一方面，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導致普遍腐敗、兩極分化和公正奇缺。另一方面，效率優先的經濟改革導致畸形的Gdp崇拜、拜金主義和消費膨脹。
所以，代替毛時代禁慾主義的，不是取之有道的發財致富，而是沒心沒肺的一夜暴富；不是自由與責任的平衡，而是既無自由也無責任的縱欲主義。這種縱欲主義並非大眾慾望的自然表達，而是獨裁強制下的刻意引導、甚至極端縱容的結果，是統治者極力塑造的主流意識形態。它把中國人變成物質性的單麵人，變成金錢及其消費的奴隸，也變成現行秩序的同謀。發號施令的政權、執行命令的官員和被統治的平民，三者的行為方式皆建立在利益至上對人性良知和社會規則的踐踏之上，從鄧小平的實用主義貓論到精英階層的犬儒主義再到大眾中流行的厚黑學，從上到下的中國人全部墮入機會主義的深淵。也就是說，當壟斷權力的全面操控無法通過意識形態灌輸和政治恐怖實現之時，經濟利益的收買或要挾就變成主要的操控手段。
當下中國人大都生存在個人的責任和良知之外，人們的交易行為在社會法律規則之外進行，無所不在的雙重人格和對尊嚴的自戕自賤，可以用經濟人理性來加以合理化－－「理性人追求以最小成本換取個人利益最大化」，也就是俗話所言：個人為了飯碗的最大化，就可以不擇手段。用那些「狼圖騰」崇拜者的話說就是：「生存是什麼？生存就是不擇手段地活著。你可以卑鄙，你可以無恥，你還可以下流。只要能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就好。……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殘忍。我是一隻狼，注定了是一隻狼，一隻鋒牙利爪的狼，鮮血與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我只要活著就必須有什麼東西去死。當所有的牛羊沐浴在陽光裡自由自在地吃喝時，那就意味著我死了。」（見《狼》，地質出版社2004年8月版）
對於這樣一匹不擇手段的惡狼，除了惟利是圖的驅動之外，任何力量也不能再引導它規範它，它通行無阻地左右著每一個人，將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尊嚴、誠信、良心和理想統統吞噬。甚至，利益操控的威權面目與黑白分明的極權暴政相比，還常常散發著一種令人感慨的柔軟或溫和的人情味。但在骨子裡，它是一種不斷膨脹的獨裁資本主義的權力，如同一頭無名的怪獸，進行著匿名性的全面統治和技術操控。無人能夠真正擁有它，而它卻無所不在地佔有了每個人的靈魂。
經過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腐化後進入新世紀的中國，除了權力、金錢和謊言之外，幾乎一無所有。正如崔健在六四後所創作的《紅旗下的蛋》唱到的那樣：「錢在空中飄蕩，我們沒有理想，雖然空氣新鮮，可看不見更遠地方，雖然機會到了，可膽量還是太小，我們的個性都是圓的，像紅旗下的蛋。」
曾經一無所有的靈魂，如今變成了「紅旗下的蛋」！
2006年2月23日於北京家中(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他們投身過一次次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帶來的不過是全盤黨有化盤剝下的極端貧苦；他們追求過「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道德品質，原來是敵視正常人欲的「存天理滅人欲」的舊道德翻版；他們曾經引以為豪的共產主義理想，到頭來僅僅是破碎的烏托邦泡沫；即便是自以為已經享有的人人平等和社會公正，也不過是強權下的平均主義分配和極端不平等的階級歧視與身份歧視。而這一切狂熱的獻身，滿足的恰恰不是最廣大人民的利益，而僅僅是極少數特權階層乃至極權者本人的權力貪婪。
共產理想破滅之後，發展經濟和發家致富變成主流。儘管，相對於鬥爭為綱、大公無私和苦行僧的毛時代而言，改革以來的經濟優先、自利意識和大眾消費的回歸是一種進步，它起碼滿足了民眾的溫飽需要和物質享受。但由於獨裁體制沒有實質的變化，體制內外爭自由、要民主的訴求喋血於六四大屠殺之中，政治改革之路被中共當局徹底封死，跛足改革將中國引入雙重誤區。一方面，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導致普遍腐敗、兩極分化和公正奇缺。另一方面，效率優先的經濟改革導致畸形的Gdp崇拜、拜金主義和消費膨脹。
所以，代替毛時代禁慾主義的，不是取之有道的發財致富，而是沒心沒肺的一夜暴富；不是自由與責任的平衡，而是既無自由也無責任的縱欲主義。這種縱欲主義並非大眾慾望的自然表達，而是獨裁強制下的刻意引導、甚至極端縱容的結果，是統治者極力塑造的主流意識形態。它把中國人變成物質性的單麵人，變成金錢及其消費的奴隸，也變成現行秩序的同謀。發號施令的政權、執行命令的官員和被統治的平民，三者的行為方式皆建立在利益至上對人性良知和社會規則的踐踏之上，從鄧小平的實用主義貓論到精英階層的犬儒主義再到大眾中流行的厚黑學，從上到下的中國人全部墮入機會主義的深淵。也就是說，當壟斷權力的全面操控無法通過意識形態灌輸和政治恐怖實現之時，經濟利益的收買或要挾就變成主要的操控手段。
當下中國人大都生存在個人的責任和良知之外，人們的交易行為在社會法律規則之外進行，無所不在的雙重人格和對尊嚴的自戕自賤，可以用經濟人理性來加以合理化－－「理性人追求以最小成本換取個人利益最大化」，也就是俗話所言：個人為了飯碗的最大化，就可以不擇手段。用那些「狼圖騰」崇拜者的話說就是：「生存是什麼？生存就是不擇手段地活著。你可以卑鄙，你可以無恥，你還可以下流。只要能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就好。……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殘忍。我是一隻狼，注定了是一隻狼，一隻鋒牙利爪的狼，鮮血與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我只要活著就必須有什麼東西去死。當所有的牛羊沐浴在陽光裡自由自在地吃喝時，那就意味著我死了。」（見《狼》，地質出版社2004年8月版）
對於這樣一匹不擇手段的惡狼，除了惟利是圖的驅動之外，任何力量也不能再引導它規範它，它通行無阻地左右著每一個人，將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尊嚴、誠信、良心和理想統統吞噬。甚至，利益操控的威權面目與黑白分明的極權暴政相比，還常常散發著一種令人感慨的柔軟或溫和的人情味。但在骨子裡，它是一種不斷膨脹的獨裁資本主義的權力，如同一頭無名的怪獸，進行著匿名性的全面統治和技術操控。無人能夠真正擁有它，而它卻無所不在地佔有了每個人的靈魂。
經過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腐化後進入新世紀的中國，除了權力、金錢和謊言之外，幾乎一無所有。正如崔健在六四後所創作的《紅旗下的蛋》唱到的那樣：「錢在空中飄蕩，我們沒有理想，雖然空氣新鮮，可看不見更遠地方，雖然機會到了，可膽量還是太小，我們的個性都是圓的，像紅旗下的蛋。」
曾經一無所有的靈魂，如今變成了「紅旗下的蛋」！
2006年2月23日於北京家中(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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