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啟思想太超前 熱心傳播西方科學遭皇上冷遇

明末科學家、政治家徐光啟(1562∼1633年)在不惑之年遇見了利瑪竇等傳教士,發現他們豐富的科學知識和「道德文章」為中國所缺,而又為中國所需,於是主動趨前就教,孜孜不倦地學習新知識、新思想。他當之無愧地被稱為「科學先驅」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人。

  徐光啟翻譯了《幾何原本》六卷,還學了西洋的測量、水法、天文諸學,以之用於屯田、鹽務諸事。守舊的人說這些東西沒有多少用處,他說這是根本的學問,「不用之用,眾用之基」。事實上,在向傳教士請益的過程中,徐光啟在腦中已不知不覺地有了近代科學的思維。

  他皈依了基督教,在當時是一驚人之舉。徐著述甚豐,文章寫得很好,他是「經世致用」派,作文都有一定的實用目的,極少為文而文;在有明一代著名的文章家中,他排不上號。最能表達他的精神的,應該是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的《辨學章疏》。

  當時正是禮部尚書瀋漼在閹黨支持下迫害傳教士和教徒的時候,晚明社會上上下下掀起一陣排教風。誠然,傳教士中有些人的行為激起了民怨。可是徐光啟結交的洋人,都是些正人君子,學有專長;但這些人也給一鍋煮了。

  據《辨學章疏》,瀋漼上送給皇帝的「邸報」說,傳教士們「其說浸淫,即士大夫亦有信向之者。」徐光啟說,這「信向之者」分明指的就是我,所以必須說說清楚。他不但不迴避,而是迎上前去,理直氣壯地寫道:這些洋人「其道甚正,其守甚嚴,其學甚博,其識甚精,其心甚真,其見甚定,在彼國中亦皆千人之英,萬人之傑……」意思是說,跟這樣的洋人交友有什麼不可?

  徐光啟向皇上提出了三條「試驗之法」,看看這些傳教士是些怎樣的人。第一,把一些有名的傳教士召到京城,遴選幾位內外大臣,同他們一起翻譯「西來經傳」,凡是事天愛人、格物窮理的論說,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下及天文、醫藥、農田、水利等興利除害的知識,一一編譯成書,讓大家討論,定其是非,如果都認為是「叛常拂經、邪術左道」,便立即斥逐,我徐某人甘願承受「扶同欺罔」的罪責。第二,讓傳教士們和有名僧道當面辯論,同時命令儒臣共同議定,如確認這些人「言無可採,理屈辭窮」,便立即斥逐,我也承當應得的罪名。第三,如果譯書一時難以完成,又找不到合適的僧道同他們辯論,可以叫他們簡略地濃縮成一本書,如果發現他們荒誕悖理,不足勸善戒惡、易俗移風,也立即斥逐,我同其罪責。

  《辨學章疏》的最後一段有幾句話講得懇切而又沉痛。他說,我屬於衙門後輩,這些洋人的去留,與我有什麼相干,只是覺得他們提出的種種道理,多是有利於國家致治的好主意,所以我作臣子的,「有懷不吐,私悔無窮;是以不避罪戾,齋沐陳情」。

  全文洋洋灑灑,卓有一泄千里之勢。結果「御批」照例三個字「知道了」。

  徐光啟的思想在晚明社會是非常「超前」的,堅持他所該堅持的主張,有股子傻勁、韌勁,一個勁兒地上條陳,他留下的文稿中,奏疏佔了相當大的比例,送上的東西大多被潑了冷水,而且閹黨羽翼下的官僚們千方百計地製造麻煩,一般的士大夫也遠沒有他那樣的見識,率都明哲保身,膽小怕事,畏懼閹黨淫威。

  徐光啟那樣熱心於吸收和傳播西方的科學,用了那麼大的力量翻譯《幾何原本》等書,身體力行地搞科學實驗,可是他遇到的困難實在太多,除了他最親近的二三個朋友外,響應者寥寥無幾。徐光啟僅有的那點兒科學頭腦既形不成規模,也沒有人繼續他的事業。他越近晚年越覺失望,從這一點看,也可以說徐光啟是一個「悲劇人物」,他太超前,他無法抵禦濁浪滾滾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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