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菊的「心病」和中共高層「病的藝術」

「軍民迎春文藝晚會」和「春節團拜」，是中共高層很重要「政治生活」，主要體現國家領導人在這個「喜氣洋洋的大日子」，沒有忘記全國各族人民和各民主黨派，與大家一起度過這個歡樂的節日，是很重要的「親民」活動。所有政治局常委，除非不在北京，否則多數會出席。可是，在這些應出席的活動中，黃菊卻蹤跡沓然，其中必有內情。中共高層缺席一些理應出席的活動，在公眾視線中消失一段時間，不外乎有三個可能性。

第一，真的病了，而且病得很嚴重，心有餘而力不足。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國慶五十週年，北京當局在天安門舉行盛大慶祝活動及閱兵儀式，中共領導人空群而出，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軍隊及巡遊的民眾，但政治局委員兼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謝非，當天並沒露面，惹來諸多揣測，而三個多星期後，謝非在廣州病逝。顯然，當日謝非的病情已相當嚴重，沒登上天安門城樓，實在是迫不得已。

第二，出事了，被軟禁、扣留，甚至被打倒。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傑，跟謝非一樣，也缺席了國慶五十週年慶典，差不多半年之後，當局才宣布他因貪污受賄而被扣留多時，後來罪名成立被判死刑。

第三，自己主動稱病，以避開一些政治風暴，又或以此抗議政治對手的打壓，這是領導人的「心病」或「政治病」，病情跟政治氣候有關。一九五Ｏ年十月，毛澤東決定出兵朝鮮，助朝鮮共黨對抗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隊，並準備由「常勝將軍」林彪作為入韓志願軍的統帥，但林彪稱病推辭，自此在家中養病，九年後才「復出」任國防部長。

另一個例子則是李鵬。九三年四月連任總理不久，李鵬突然患上「心臟病」，聲稱要住院半年休養。但實際上，外界相信他當時是因為不滿「鄧小平南巡」後掀起的改革之風，遭鄧小平點名批評後，掌管經濟的大權落在副總理朱鎔基手上，朱甚至有取而代之的態勢；因此，在政治上失勢、權力被奪之後，加上當時經濟形勢非常險峻，「三角債」、在國際上被制裁等問題很可能拖垮經濟，李鵬稱病住院既可蟄伏，萬一經濟崩潰也不用揹黑鍋。當經濟情況改善後，李鵬的「病」不藥而癒。

黃菊又是哪種情況呢？中共高幹的健康情況是國家機秘，外界無法掌握，我們只能從蛛絲馬跡推斷，黃菊即使有病，也不會在一夜之間病得如此嚴重。黃菊在一月十七日「失蹤」，之前的半個月他出席了六個公開活動，「失蹤」前三天更是每天一個，從電視畫面和照片上看，黃菊的臉色、體型等跟以前分別不大；而且，他在 「失蹤」之後的一個星期，還向當天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工作會議」作出書面指示。如果黃菊的健康真的在一夜之間惡化至不能視事的地步，他的工作自然有人接手，他也不可能、也沒必要在「重病」之後還發出指示。

另方面，黃菊是中共權力核心的政治局常委，即使犯了經濟問題，也不會受到任何牽連，他在任內因經濟問題而被撤職的機會微乎其微。現在是「罪不至政治局常委」，如果要追究，上屆和現屆的常委中，相信超過一半人要下臺。因此，除非犯了政治或路線錯誤，在權力鬥爭中落敗，否則他的政治地位不會有問題。以前的黨政領導人，無論是中共建國前的王明、張聞天，文革時期的劉少奇，還是八十年代的胡耀邦、趙紫陽，他們位居權力核心時被「打倒」，都是政治鬥爭的結果。過去十八年，中共一再強調政治穩定，千方百計製造「團結局面」，又怎會把一個政治局常委拉下馬，破壞這種穩定。而目前中共最高層的權力鬥爭，還沒激烈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也沒有人擁有足夠的政治能量，把一個政治局常委拉下馬。他在「失蹤」後還能發出指示，也說明他不是被撤職、扣留。因此，黃菊被撤職的可能性，幾乎是不存在的。

那麼，黃菊隱匿逾月，只剩一個可能性：主動稱病。他有這個必要嗎？目前黃菊的政治壓力並不小。他在國務院分管經濟，生產安全、國企都歸他管。但過去兩年多，中國的生產安全問題非常突出，礦難、車禍及其它工業意外多不勝數；十一月底吉林化工廠大爆炸造成松花江生態災難，更演變成外交風波；國企改革，變成大量國有資產流失，以及大量下崗工人連基本生活費也被官員私扣。這都是黃菊分管的範圍，他應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責任。

此外，黃菊的權力大本營上海市，近年與中央的關係鬧得頗僵，公開抵制宏觀調控已是公開的秘密，與黃菊關係密切的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更在政治局會議上公開頂撞溫家寶，過去一年就不斷傳出陳良宇會被調離上海的消息。對黃菊和上海官員來說，這都是中央打壓上海的舉措，不滿之情溢於言表，如果連陳良宇都保不住， 「上海幫」的政治壓力將有增無減。因此，黃菊「稱病不出」，既可表達不滿，也可作為反抗胡錦濤、溫家寶打壓的武器，讓中央的「團結謊言」不攻自破，這也是合理的選擇。

當然，不能完全排除黃菊真病的可能性，但他患「心病」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黃菊在政治上也有這個需要，「以退為進」在中共歷史上不僅屢見不鮮，而且屢試不爽。

(本文作者為香港時事評論員/亞洲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