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公司不出售伺服器，不參與將私人信箱提供給…」
「不要迴避問題，我要你回答，有沒有羞恥感？」
「我…」
「下一個，你呢？感到羞恥嗎？」
議員蘭托斯對聽證席上的四位公司代表們們窮追不舍。雅虎、古狗、微軟和斯科的首腦人物在他們的律師們的護駕下，出席2月15日美國國會國際關係委員會下屬的非洲、全球人權和國際運作委員會舉行的一場名為「中國的網路：是自由還是壓制的工具？」之聽證會。會場前排的位子全被身著深色西服，神情嚴肅的律師們佔滿了，他們不時俯身向前，向坐在證人席上的公司老闆們遞條子，提參謀意見。四位公司的首席代表都城府很深，但是在蘭托斯轟炸式的「審問」下，幾乎招架不住。
作為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蘭托斯擁有一種道義權威，他問微軟的代表：
「貴公司前身IBM層跟納粹合作，你回顧那段公司的歷史，是否感到羞恥？」
「…我不能回答那時候的問題…」年輕的微軟代表猶豫之後，勉強地說。
蘭托斯再接再厲：
「那些勇敢的網路勇士被中國政府投入監獄，你們對他們的家屬提供了幫助嗎？」
「我們表達了遺憾，感到難過…」
「我問你有沒有提供實際援助？」
「…我們不提供這種服務…」
像審問罪犯一樣，蘭托斯議員從四位公司的代表口中，明白無誤地得到了兩個回答：1。他們不為公司的商業行為感到羞恥；2。他們沒有向因網路坐牢的家屬們提供援助。
這場為時將近八小時的聽證會，被滿頭銀髮的蘭托斯斬釘截鐵、感性的問題推上戲劇性的高潮。
美國的聽證會制度本來只是針對涉及公共利益的專題，提供一個政府決策人和專家們交流意見、互換資訊的機會。上面這段有關中國網路的聽證會片斷，卻有「庭審」的味道，雖然十分精彩，也讓在場的人權人士大快人心，然而，平心而論，總給人時空錯位的感覺。因為應該坐在被審席上的，不該是美國企業界的成功商人，而理當是真正的罪魁禍首－－中國的審查機制，換句話說，中共極權政府。慣於把良心犯、宗教人士、法輪功學員、有獨立意識的少數民族和抗議維權的普通老百姓送上法庭的中共政權，近年來也不時因「反人類罪」被國外的法院傳審。但是它從來不敢露面。這個看似強大的極權政府，和它的見不得人的行為一樣，總是躲在陰暗的角落操作。在這樣千夫所指的場合，北京當然缺席。頂多也就派個沒名沒姓的線民前來打探情況。
這場聽證會會前已經在中外媒體裡被廣為報導，由於內容觸及到商業、法律、政治和倫理的
交織範圍，因此吸引了公眾界的各個層面。當天會場爆滿，有一半以上的聽眾被請到另一個房間去看閉路電視轉播，媒體席位上也都擠滿了記者，會場滿地是席地而坐的錄像和攝影記者，氣氛空前熱烈。一場聽證會從上午十點開到下午五點半，沒有一分鐘休息的空檔。許多人，包括主持會議的史密斯議員，八個小時沒有離開過座位，除了喝水，沒有進食，甚至沒有時間如廁，態度之認真，令人肅然起敬。美國政治傳統裡的自由、民主、公平和正義的理念深入美國人民和政治家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中，因此他們對於專制極權政府從內心深處有一種蔑視和憎恨，對於受壓迫者有高度的同情，對反抗者有真誠的敬佩。
坐在主席台上發言的國會議員有十來個，輪番發言，大數是質疑科技公司，認為他們為了作大陸的生意，放棄了商業道德，幫助一個極權政府來打壓本來就已被五花大綁的言論自由和資訊流通。 「你們這是用高科技來幫助專制政府更好地進行審查制度！」議員Leach幾乎有點喘氣地重複了兩遍這句話。會場難堪地靜默著。
「中國正在轉型，但是方向錯了。中國政府在向人民開仗。我們美國公司只知道賺錢，用高科技去幫助暴政，出賣了美國的理想，這是可恥的。」議員汝若巴赫（Rohrerbacher）的聲音響起。室內的屏幕上同時打出了剛被黑道打傷的大紀元技術總監李淵青紫浮腫的臉，他從觀眾席上站起來，「這是一位美國的英雄，他剛剛被中國暴徒衝進家門毆打，他們還搶走了他的電腦和文檔。」 汝若巴赫對李淵的介紹話音一落，會場就響起了掌聲。
「以前我們通過了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大家認為中國經濟發展了，市場開放了，人民生活好了，自由民主也會隨後來到。現在證明不對。」Tancredo議員說。
D. Burton 議員說，共產主義把千萬人送進勞改，天安門事件又屠殺人民，我們的大公司跟這樣的政府合作，你們得告訴大家，到底貴公司賺了多少錢？
然而有些議員也幫大公司說話，議員Wexler認為美國的國會和政治家也應當感到羞恥，我們為什麼給予這樣的獨裁國家最惠國待遇？我們不該把一切責任都推到商人頭上，難道我們不要跟中國做貿易？這可能嗎？還有議警察告不要向北京發出錯誤的信號，別把孩子跟洗澡水一塊兒倒掉了。汝若巴赫反駁道，別忘了，當初是這些大公司和企業對我們進行遊說，甚至施壓，要求國會通過給中國最惠國待遇，這樣他們才能沒有顧忌地同中國做生意。
這次的聽證會觸及了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誰是犯罪者？誰是受害者？資本主義的制度就是賺錢，美國這樣一個自由經濟的資本主義大國難道能為了道義而犧牲商業利益？大公司製造了就業機會，向國家納巨額的稅，哪個政府能這樣自斷其肢，去責備甚至禁止本國的公司在這種道德和法律的灰色地帶遊走？然而在不敢面對「天安門事件」、「法輪功」、「自由」、「民主」、「達賴喇嘛」等詞彙的北京政府在被告席上缺席時，是美國政府在替中國人民呼籲爭取言論自由，是美國媒體在譴責本國的公司扮演的幫凶角色，也是美國人民在感到羞辱，因為雅虎把師濤賣了。中國人自己在哪兒？專制政權和人民的關係就像一個失敗的婚姻，雙方越是相互仇視水火不容，越是互相依賴難分難解，這是一種持續的權力鬥爭、虐待與被虐待狂的交織糾纏關係。中國除了少數的異議份子和人權人士外，作為受害者，大部分人根本無動於衷，國內的人貪污的照貪，賺錢的照賺，喊叫著要滅日反美的照樣喊叫；國外的「愛國分子」照樣會到中國使館門前搖旗吶喊、歡迎「國家領導」。那些「思故鄉」的年老體衰的海歸派，哪怕是再老掉牙的「海龜」也都急急忙投入「祖國懷抱」，因為那兒自有小嬌娘投懷送抱，「楊振寧效應」是之謂也。中國人對正義、公道、真理和對錯的麻木感是驚人的，對壓迫、羞辱、凌虐和剝削的容忍度也是其他民族難以忘其項背的。
雅虎、古狗和微軟都是趨利的商業公司，人們拿道義的尺度去量他們又有何用？這次聽證會會前會後在美國的輿論和公眾界是刮了一股清新的風。大公司今後會有些顧忌，他們表示並不樂意見到公司的高科技被拿去作為監控人民的工具，但又不得不屈從於當地政府的法令，希望美國政府能夠跟北京政府進行對話協商，尋找一條妥協的中間道路。其實美國政府十分重視這個問題，聽證會頭一天，2月14日，國務院特意舉行了一個以網路自由為主題的簡報會，由經濟、商業和農業部副部長席奈爾女士（Josette Shiner）和民主、人權和勞工部副部長德布揚斯基女士(Paula Dobriansky)主持，在會上席奈爾女士宣布召集成立一個由各部會的專家所組成的「全球網路自由工作組」。兩位部長指出；「讓人們最大限度地從因特網上得到資訊，盡量使審查者不能干擾人們獲取信息或讓人們噤聲，這是國務院和美國政府放在最為優先地位的事。」希奈爾還說，美國政府極為關注外國政府對網路自由的限制和對異議份子的壓制，以及美國公司在這方面扮演的腳色。她直接點名中國，認為中國的網路情況令人擔憂。「我們會積極地同中國就此問題接觸，」她說。
無獨有偶，北京方面也在聽證會的頭一天，2月14日，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路局副長劉正榮公開對政府的網際網路政策進行辯解，他說政府將一些網上「有害」的消息屏蔽，是參照國際通行的作法。只是這位官員沒說明什麼是「有害」的。他還不知羞恥地說：「中國沒有網路警察這種警種」。
中國信息中心的發行人吳弘達在聽證會上發言時，對于思科公司將最新研發的電子技術提供給中國各地的公安系統，做了尖銳的批評。早在2003年吳弘達就在國會舉行了一場特別的記者招待會，提出思科公司為中國的公安系統打造電子的鋼鐵長城。思科自己打出的廣告是以科技來加強警力，用最進步的數碼識別法來監控、偵查一切警方要調查的人，快速、有效、準確。由思科和其他科技公司幫助公安建立的8億巨資的金盾工程，是套在中國人民精神上的枷鎖。它阻撓、嚇退了希望能在網路上自由倘佯的網民，配合了上網實名制，金盾裡應外合把中國網民趕到一個知識和資訊的狹谷之中。當世界各地的「柏林牆」一一坍塌的時候，中共政權利用外國的高科技，重新打造了一堵堵的電子鐵幕和圍牆。吳弘達不僅從道義上，更從法律上指出，思科違反了美國政府於八九天安門屠殺之後，所制定的101-246號公共法案，裡面規定禁止向中國輸出「控制犯罪或偵察性工具及設備」。
外國科技公司在中國網際網路的發展中，如何在商業道德和法律範圍之間持平，美國政府能夠、願意涉入多深，這是科學發展超速，而倫理、哲學、政治等人文和社會思想跟不上時代步伐的又一個例子。科技可以造福，也可以危害人類，但科學本身無罪，有罪的是專制極權政府把它當成壓迫人、消滅人的工具。中國人民能否享受網路自由，擁有「知的權力」，不在於美國國會能否立法去禁止或防範美國公司違反商業道德，也不在於北京政府是否「開恩」放寬尺度，甚至不在於科研的新開發去攻破公安的電子長城，那把解決問題的萬能鎖握在中國人民手中，他們還願不願意繼續被控制、被監視、被審查、被投入監獄？只要內心有了答案，就可以付諸行動，柏林牆不就是一夕之間坍塌的麼？
《觀察》(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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