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由馮鞏、朱軍、牛莉合作的小品《跟著媳婦當保姆》，就是這樣一條「紅燒魚」。你看馮鞏扮演的那位「保姆的丈夫」，一出場就很出彩：他身著西裝，腳上卻是一雙極不協調的白色旅遊鞋；一條紅得刺目、和西裝顏色成很大反差的領帶，非常蹩腳地繫在脖子上。更可笑的是，他居然喜歡模仿城裡的新新人類，動不動就大叫一聲「耶」－－當然，他叫出來肯定是怪裡怪氣的，既不瀟灑，也不酷，只能讓人捧腹噴飯。
「丈夫」擔心「像潘金蓮一樣漂亮」的妻子給城裡人當保姆會被他們佔便宜。問題是他採取了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來防止這種情況的出現：親自來監看妻子要服務的人家。所有的笑料都因此而發生，這個矛盾他自己是解決不了的，只能由城裡人出面才能解決：男主人不放心遠在國外的妻子（相對於外國人，城裡人也是鄉下人）馬上要出國了，找保姆是為了照顧臥病在床的母親，並且爽快地預支了一年的工資，於是一切皆大歡喜，連男主人的母親也立馬變成「丈夫」的「咱媽」了。
應該說「丈夫」的形象是非常符合一部分知識份子或小資們對農民的想像的：狡黠，但無法超越經驗的限制；自私，但卻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利益；在時尚方面，是城裡人笨拙的模仿者。這讓他們很受用，因為他們可以從農村人可笑的言行舉止當中驗證自己的優越。我想，這大概也是春晚在拿農民開涮方面所以樂此不疲一個心理動因吧？不過我不願意做更壞的揣測，寧願相信這是一種集體無意識。
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農村人為什麼在城裡人眼裡會顯得可笑？想來想去覺得這樣一個答案可能最接近現實：那就是城裡人更加「現代性」，也就是說更加理性化、功利化，更敢於不受任何束縛地來追求自己的利益；農村人則更加「前現代」一些，他們更願意遵守一些古老的道德教條，這些道德教條在城市的環境裡顯得是如此不合時宜、違反常識和邏輯，以至於你想不發笑都不可能。
不過我擔心我們很可能是在嘲笑我們文化傳統中最珍貴的一部分遺產，因為道德缺失的慘痛後果，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已經入骨三分地感受到了：沒有安全的食物、無法相信任何人、綿密的鐵柵欄和林立的保安……在我看來，所有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對「現代性」的一種自然反應。農民身上那種淳樸的道德，本來是可以成為醫治「現代性」的一劑良藥的，但由於農民的弱勢，這些珍貴的品格反而成了讓城裡人茶餘飯後解頤的一種噱頭－－真不知這是農村人的不幸還是城裡人的不幸？
實際上，農村人也希望能夠提升，但春晚的舞台上，這種希望也成了一種笑料：崔永元、宋丹丹和和趙本山合演的小品《說事兒》，表面上看起來是個說實話的問題，實際上卻對企圖寫書的農村老太太「白雲」進行了無情的嘲笑。是啊，一個農村老太太居然要寫書，這太可笑了，寫出來的下場也無非是送進廁所當手紙－－於是，所有的人都樂不可支，哈哈大笑。
可見，我們也都是些不相信自己的經驗所不能理解的東西的人，我們不可笑嗎？
如果我們一直這樣笑下去，誰來拯救我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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