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未喪斯文也,中共其如予何!

「凌忽長者,輕慢同列」(顏氏家訓),儒士所戒;自高自大,狂言妄語,君子不取…但也不能一概而論。如某個長者或同列乃大姦大惡,凌忽輕慢還嫌輕了,是真儒士應挺身而出與之劃清界線並堅決鬥爭;過謙偽謙不是藉以藏拙,就是怕擔責任,亦不可取,非美德。尤其是在這個到處都是犬儒鄉願偽君子的特定時代環境中,對於公眾社會政治大問題,對於制度帶來的全方位官場腐敗和大範圍民間苦難,有識有志之士理應當仁不讓。明明有一百塊錢,卻遮遮掩掩地說只有幾塊錢,明明能挑一百斤重,卻縮頭縮腦地聲稱只能挑十幾斤,非君子所為。

有網友勸我曰:孔夫子人稱聖人,亦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吾觀兄之才尚不足勝孔子。況孔子從未自言為聖,嘗求學於老子。後人因敬其德,才呼之曰「孔聖」。說得很好。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三萬六千行,學術有專攻,種種事業知識資訊,聖如孔子,也需隨時隨處向別人學習。像蘆大鴨子,與老梟幾番文戰,輸得一塌糊塗還在那兒嘴硬,故我對他說:當年梁啟超一聞康有為說教,立即倒身下拜,恰顯梁君大師大儒風範!難道他這一拜師,就在歷史上比康有為低了一頭麼?學問之道最可怕的就是略有所得便沾沾自喜自高自大,從此停留在某一低境而不自知------這恰恰是古今學人包括宋明小儒的通病。

不過,「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是就為人為學之道而言。為人當虛懷若谷,遇事宜不恥下問,但這絲毫不影響孔子在道德、思想、文化的高度自信。孔子、孟子及歷代真儒同時是極富思想自信、文化自信、道德自信,極富社會責任感和歷史責任感的人,敢言敢怒敢作敢為有擔當,絕不假模假樣假謙虛,推三推四推責任。

孔子厄於匡,弟子們害怕了。孔子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言就體現了一種絕頂的文化自信。梁漱溟也具有這種自信。1941年日本軍隊襲入香港,梁漱溟九死一生逃脫虎口抵達國統區以後,在給兒子的信中寫道:前人云:「為往聖繼論學,為萬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與人生》等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得,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後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像底,萬不會有的事。這話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內的許多的人譏評。梁漱溟回答說:「狂則有之,瘋則未也。」到本世紀80年代中期他最後一部著作《人心與人生》問世,依然相信「我的著作將為世界文化開新紀元。為期不在遠,不出數十年也…。

梁漱溟之言誠如他自己所言有點狂了(當然這點兒狂不影響我尊他為文革以來兩大儒之一),孔子之言則是實實在在的,他刪詩書,訂禮樂,讚周易,詩書禮樂易每一部都是中華文化的大經大典,尤其是他晚年創作的《春秋》,實為改周制、當新王、合內外、通聖王之作。孔子作春秋,不僅體現了他的文化自信,而且是表現他祟高無比的歷史責任感。孔子之時,周王朝已衰,故孟子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因為《春秋》是一部外王大法,孔子作《春秋》,不僅是記述春秋時代的史實,也是借托春秋為新王朝立法,寄託社會理想和政治抱負。春秋是「以達王事」(司馬遷),是行「天子之事也」(孟子),是「立素王之法」(賈逵)就像繼西周再開一個東周王國一樣,故孔子自己說:我其為東周乎?又說: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故司馬遷稱春秋為禮義之大宗,又說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又說:有國家者,不可不知春秋;故隋唐以前尊春秋為五經之首。

公羊家總結春秋的微言大義(微言是意義精微之言,大義是堂堂正正之理)有:大一統說、通三統說、張三世說、譏世卿說、德刑相兼說、「天人感應」說和譴告說、大復仇說、孔子為王說、天子一爵說等等。儘管公羊學家的解析未必沒有穿鑿附會的地方,不一定完全符合孔子本意,但後世學者僅把春秋當作一部編年史,不會讀書也;蘆大鴨子指春秋大義為強調尊卑制度,不懂春秋也。

孟子號亞聖,他的狂傲人格和道德自信絲毫不亞於孔子,某些方面猶有過之,以致受後世理學家批評曰 「有英氣」。孟子那種「說大人,則藐之」的狂狷人格,那種「聖人與我同類,萬物皆備於我」的充滿主體意識的心態,那種「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還有他的那種頂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則不僅對後世士大丈階層人格產生了巨大的鼓舞和深遠的影響,至今仍然值得人們引以為楷模。

公孫衍、張儀二人遊說諸侯、合縱連橫、權傾諸侯、名振天下,乃戰國時「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的「大人物」。孟子卻不屑一顧,認為此二人沒有仁義沒有原則,無非擅長搖唇鼓舌、曲意巴結、溜須奉承等「妾婦之道」而已,根本不配大丈夫之稱。《孟子》裡這一段話是大丈夫精神的最佳寫照:「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孟子以大丈夫精神自勵和勉勵後人,再三教導不能「苟且」,不能「詭迂」,不能「鑽穴」,不能行「妾婦之道」,言論、行為、手段要合乎「大丈夫之道」。孟子為推行其政治主張辛勞奔波不遺餘力,但在那個充滿詭詐、傾軋、勢利、強權的時代,面對君王依然保持大丈夫的倨傲形象,不肯絲毫暫時性彎曲自己。孟子學生陳代勸孟子「枉尺而直尋」,以屈求伸,如蘇秦、張儀等縱橫家那樣,以妾婦之道博得諸侯們的好感,再慢慢實施自己的思想主張。孟子堅決不同意。他譴責那些不由其道,不擇手段去爭取做官的人,頌揚「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的方正剛直為行為,強調君子在立身出處上不能苟且,不能投機取巧搞機會主義。雖然孔孟都很宣導通權達變,但在立身處世的原則性問題上,卻是非常認真毫不苟且的。

很多人笑我罵我狂,那是他們太不瞭解我也不可能瞭解我。須知某詩人說「是誰在中國甚至國際上最有影響?我!」是狂妄,釋迦牟尼說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則是百分之一千的實話真言。梁啟超有句詩曰:百年之後當知我,舉世如狂欲語誰?或許要幾十年上百年之後,才會有些人知道我,但那於我又有什麼關係呢?人心不古,民多愚昧,遇見大善知識不但不知恭敬,反而蔑之侮之,卻對偽謙士真犬儒偽君子真鄉願亂拍巴掌,那是他們的可憐,是這個時代的大悲哀!我剖肝輸膽實話實說,反被俗物蠢才目為狂生。就算狂吧,孔子也說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認為「中行之士」是最理想的人格,如求之不得,則狂放狷介也可以,唯有鄉願最是要不得。國人多狹隘,我示以寬廣;國人多媚共,我示以反黨;國人多偽謙,我示以清狂。豈為狂而狂哉;就算狂吧,我的狂不僅有真才實學和仁智勇三大德為內基的,而且有方向性針對性,是對上不對下、對黨不對民的。倘孔子地下有知,亦必豎大拇指曰:好樣的,我與梟!

盜亦有道,批評亦有道。例如我說「我打通了中西文化的任督兩脈,於傳統儒釋道及其它奇經八脈亦全線貫通,精萃盡攪,亦莊亦禪亦佛亦儒又非莊非禪非佛非儒,一通百通,縱橫無礙」,此言極為自負,正確有力的批評應該是舉出我學識上的紕漏和不足,指出我於中西文化某些方面滯礙不通之處。倘能那樣,我必擇善而從,謙虛受教。倘空洞而膚淺地泛泛斥之為狂,就沒啥意思。我批評蘆大鴨子時說過:做生意需要本錢,所謂無本生意,其實還是要「本」的,智慧、關係、資訊等無形之本也是一種本。做學問更要有本,這個本,就是老老實實、實是求是、尊重事實、尊重真理的態度,同時有多大本錢做多大生意,有多大學問說多大話,故作謙虛即不必,妄言欺世更不宜。

有網友曰「老梟終究還是擺脫不了禪宗極端與狂妄之空理,還是在達摩之下」此言差矣,除了十年的努力刻苦類似、都屬於歷史人物兩點,之外我與達摩沒有可比性。達摩救世,以救世人之心為主,我現在從事的民主事業則是外王盛業。我說了,我是亦莊亦禪亦佛亦儒又非莊非禪非佛非儒,區區狂禪,焉足以範圍我之見識、學問、思想、理想、膽魄、智慧、意志與道德文章?我現在所發的大都僅是為現時現地現事而作的「戰鬥文章」,就像孔子晚年才作《春秋》一樣,我真正集各門各派之大成、傳諸萬世而不朽的大文還沒開筆呢。

老梟之所以見中共而藐之,是因為這輩子轟轟烈烈愛過恨過笑傲過,已活得足夠精彩,倘能坐坐反動派的大牢,只會讓人生變得更加流光溢彩;同時我如孔子孟子以及梁子有著足夠的自信在:天之未喪斯文也,中共其如予何!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我若死,眾人眾神眾佛都將震怒!中共倘敢向我下手,必會加速崩潰掉----那等於是重症患者玩火自焚玩刀自割,而具體執行者也因其罪惡之輕重而各得報應乃至難逃意外(我死了,再為你們祈禱、求情就不靈嘍)!不信就請拭目以待吧,哈哈哈。有梟詩為證:

亦凡亦聖亦雄英,獨對今人撫古琴。
十萬圖書一腹貯,五千文化兩肩任。
打通微奧東西脈,煉就精純日月心。
莫笑眼中常淚滿,吾民吾國患憂深!

首發《自由聖火》(《自由聖火》網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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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作者:東海一梟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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