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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學生抬一口棺材來開會氣壞蔣夢麟

 2005-12-31 17:15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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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生也晚,沒能趕上蔡先生,於是從蔣校長說起。

  孟鄰先生對北大的貢獻是人人都知道的,但北大同學卻實在很少見到他。因為北大既從不舉行紀念周,更沒有開學或畢業禮,他又不兼課,如果你再不是學生會的活躍份子,於是,有什麼機會見到他呢?不過,事實上也沒有見他的必要。他的汽車卻是大眾熟悉的,一部深藍色的轎 車,掛著七十八號的牌子(很巧,胡適之先生的車牌是八十七號。這是北大教職員中僅有的三位汽車階級中的兩位。)停在二院門口,於是大家知道校長來辦公了。

  我首次見到他,卻並不在校內,他很瘦,但精神極好,面上充滿了秀氣,那副眼鏡和不高大的身材更顯出是位學者,但那雙鋒利的眼神,卻立刻使人覺到他並不僅是位普通的書生,鬢邊微灰的頭髮和一口藍青浙江官話記錄著他奮鬥的痕跡。說話聲音不大,但非常清楚,有條理。而且從一次偶然的機緣上,我知道他是非常細心的。二十四年夏,熊秉三先生和新夫人毛彥文女士在香山請客,有他也有我,他將一隻抽煙用的打火機叫我帶在身旁,再三囑咐我記得交給胡適之先生,結果到了山上,記起這回事的是他,不是我。

  從19年起,這北大校長的職位即使說不比蔡先生時代或陳大齊先生時代更困難,但仍舊是不好當的。九一八事變,長城之戰,冀察問題,一連串的動盪,在這國防前線的文化城中,北大校長的一舉一動都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且向例,一切的學生運動,北大同學沒有不站在前面跳的,並且跳得複雜。

  據說日本特務機關曾將孟鄰先生請了去,想挾他赴大連,被他義正詞嚴地拒絕了,二十四年冬,中央大學教授們打來的電報所稱:「危城講學,大節凜然」,雖被胡適之先生笑為悼文,現在回想卻確實能說出當時北平的正氣。孟鄰先生就是這正氣的代表者。

  但是同時,同學們常常有難題給他作。那次南京召集全國大學生代表訓話,命令全國大學都要派代表去。北大應派三個,而學生大會卻偏議決了不派。學校沒法,只得指定了三個人參加。後來讓同學們知道了,將那充代表的行李書籍從東齋一起擲到馬路上,連愛人相片都撒了一地。並且繼續著罷課。於是孟鄰先生出佈告召集全體同學開會,在這會場上他沉痛地說:「我是中華民族國立大學的校長,我不能不服從國家的命令!這三位同學是我要他們去的,一切的責任當然我負。……」又說:「從前海上有一隻船遭難了。船主鎮靜地指揮著讓婦孺老弱們坐了救生船逃生,剩下的人和他自己無路可走,他卻命船上的樂隊奏著『近乎我主! 』(Nearer My God to Thee)的讚美詩,隨著這船慢慢地沉下去。現在如果我們所乘的這隻船(中國)要沉了,那我們也應當如這位船主一樣,在盡了自己的責任以後,站在崗位上從容就義。馬上復課吧,先盡我們的責任!」

  又有一次,全北平各校的學生抬了一口棺材來北大三院開會,這一次把他氣壞了,但從此學生運動也入了尾聲,真正的愛國青年將力量轉入了抗戰的實際行動。

《過去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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